记冶金陶瓷学专家周仁

蔡 云 水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日上午，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杏佛搂前，骄阳灿烂，绿树掩映，我国著名冶金陶瓷学专家周仁先生的铜像落成。在揭幕典礼上，上海市领导、周仁先生的家属；生前友好、学生以及上海冶金、硅酸盐两个研究所的科技人员代表共五百余人，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先生一生为我国科学教育事业奋斗，为钢铁冶金事业和陶瓷业的发展所作出的光辉业绩和崇高品德。

周仁先生是我国现代科学技术界的先驱。一九一四年，他在美国参加筹备发行了我国第一个现代科学杂志棗《科学》月刊；第二年，又参加发起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现代科学团体棗中国科学社；一九二八年，出任我国第一个工程科学研究机构棗原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所长。

　

钢铁冶金科学技术的开创者

周仁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钢铁冶金学家，是钢铁冶金科学研究和工业技术的开创者之一，也是我国电炉炼铁的创始人之一。先生生于清末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一八九二年。一九一零年毕业于江南高等学校，同年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赴美国康乃尔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求学，一九一五年获得硕士学位。同年八月，为了开拓祖国的教育科学事业，他放弃攻读博土学位和摩尔公司的重金聘请，毅然回国。一九一七年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讲授机械工程课，既有理论深度，又善于联系实际，因此颇受学生的敬仰。一九一九年，他为建立中国的钢铁工业，应邀担任四川炼钢厂总工程师，计划从美国引进电炉炼钢设备，后因政局变化而中止。一九二二年出任上海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教授兼教务长。一九二七年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兼工学院院长，并负责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筹建工作。

　

一九二八年夏，原中央研究院成立，周仁先生应蔡元培院长之聘，担任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所长兼研究员。当时国家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创建科学技术研究机构更处于滥觞时期，发展科学技术的步履十分艰难。工程研究所成立后，没有工作场所，只好与物理所、化学所在上海霞飞路(现淮海中路)合购一幢小楼暂时开展工作，后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利用庚子赔款的退款，在白利南路(现长宁路)为三个所合盖实验楼。在周仁先生倡导下，当时在工程所内建立了钢铁试验工场，从美国引进三相电弧场进行电力炼钢，是国内最早的电弧场之一。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战争爆发，尚未竣工的科研大楼辟作难民收容所，后又给我国参加芝加哥博览会筹委会作展览预展，使科研大楼的建设几经延误，拖了五年才正式交付使用。

 周仁在尚未安装的炼钢电炉旁留影。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侵入上海，在兵荒马乱中，周仁先生亲自负责，将工程所的机器设备、图书资料转道香港、海防辗转迁抵昆明，沿途损失惨重。科研人员几经聚散，颠沛流离，历尽坎坷。在昆明时，国民党政府停止拨款，研究所没有资金和设备，不仅工作无法开展，甚至科技人员的生活也难以维持，周仁先生有时不得不靠变卖其夫人的嫁妆度日。为了解决大后方的钢铁来源和研究所的生计，先生千方百计，奔走呼吁，积极筹划，后在缪云台先生等资助下，创办了中国电力制钢厂，他亲自担任总经理兼总工程师，把原来在上海时停薪留职的科研人员重新结聚起来，大部分安排在制钢厂。又在制钢厂安装了轧钢设备，供应了当时大后方军事、交通等方面对钢铁的急需，而且试制生产了四川自贡盐井当时奇缺的汲盐卤用的钢丝绳。当时进口的汽车零件稀缺，先生也提出仿制，有时亲自参加操作。

抗战胜利，工程所自昆明迁回上海，科研经费更为拮据，有时连水电费也难以支行，先生苦心支撑，惨淡经营，依靠全所职工同舟共济，才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先生带领全所科技人员，抓住当时工业生产中的薄弱环节和实际问题，开展各方面的研究工作。他急国家和社会之所急，以工业生产中的难题作为科学研究的课题，并力求使研究成果应用于生产，以提高中国工业的水平和新工业的创设。从这一宗旨出发，在周仁先生的倡导下，所内先后办起了炼钢、陶瓷、玻璃和棉纺织试验工场。国民党政府没有经费拨给工场，就靠自己生产维持。工场既是研究所的试验场地，又是向社会提供产品的工厂，如针对工业生产中各种钢材的急需，铸造钢铁铸件，研究并试制成功各种碳素铸钢、锰钢、镍铬钢、不锈钢、碳素工具钢、高速钢、合金铸铁等等，产品有火车曲轴、大轮盘、火车碰钩等。周仁先生主张科研要面向社会，为生产服务，这种见解和实践，不仅使研究所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能站稳脚跟，而且为社会生产作出了实际贡献，也提高了科技人员实际工作能力，今天对我们加深对社会主义科技方针的认识，仍有积极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带来了科学的春天。年近花甲的周仁先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精神振奋，勇挑重担，历任中国科学院工学实验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华东、上海分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上海科技大学首任校长，中国、上海金属学会理事长,上海硅酸盐学会理事长等职。

建国不久，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我国的钢铁工业，政府委派周仁、周行健和邹元烦等科学家到鞍山和马鞍山实地考察。周仁先生虽年事已高，但每天早出晚归，爬山涉水，奔波于矿山和工厂之间，踏遍了矿区的山山水水，胜利地完成了考察任务。接着在他主持下，在所内成立了球墨铸铁小组，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地进行科学实验，率先研究成功并推广球墨铸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受到国内外的重视和赞赏，为我国机械制造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荣获国家科学奖。

　

我国包头铁矿含有丰富的多种稀有元素，特别是含氟量很高，世界上尚无冶炼此类矿石的先例。周仁先生知难而上，慨然受命，直接领导了包头稀土铁矿高炉冶炼工艺的研究，在所内建起了实验小高炉，在熊熊炉火中取得了第一手资料，从而为确定包头铁矿的冶炼工艺提供了精确的实验数据和精辟的理论分析，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

陶瓷科学校术研究的奠基人

周仁先生是钢铁冶金科学技术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我国陶瓷科学技术研究的奠基人之一。瓷器是中国古代人民的伟大创造，数千年来，我国各地名窑迭出，举世瞩目。但虽有“陶瓷之国”的光荣称号，而古籍资料中少有完整的记载。周仁先生早在二十年代末，就开创了中国古陶瓷科学技术研究的先河，对我国历代名瓷做了大量的实地调查考察和研究分析，积累了宝贵的科学资料，为中国陶瓷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引起了国内外陶瓷学者和考古学者的重视，在学术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周仁先生在任南京中央研究院工程所所长期间，就亲自到杭州乌龟山下的南宋官窑窑址进行发掘，又多次到景德镇实地调查研究，与当地著名老艺人共同对传统青花瓷的制造工艺进行科学实验和总结，并在所内创办了陶瓷试验场，聘请各地名手，从事中国传统陶瓷工艺技术的研究，对恢复我国传统名瓷生产，挽救清末民初以来一蹶不振、日趋凋敝的陶瓷工业，作出了贡献。一九二八年夏，先生曾为孙中山先生的葬礼，精心研制了八十余件瓷器，以寄托他的哀思，并被聘为故宫博物院的专门委员。

左图：周仁先生在窑前研究瓷器。

新中国诞生后，在周总理“一定要抓好国瓷的研究”的指示下，经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的推荐，周仁先生承担了这项光荣任务。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他和有关单位一起，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和硅酸盐研究所建立了“国瓷研究组”，从事我国古陶瓷科学技术的研究总结和历代名瓷的恢复生产工作。这时他虽年近古稀，社会工作繁忙，但只要有机会，总是挤出时间到实验室和科研人员讨论工作，一起撰写论文，还亲自带领科研人员长途跋涉，到江西景德镇、浙江龙泉和黄河流域等著名古窑场及原料产地实地考察或现场指导。在景德镇，他不顾个人安危，攀登高温窑顶，观察分析炉火情况。对提高景德镇瓷器质量的研究，他提出首先将瓷质恢复到康熙、乾隆时代的历史最高水平作为主攻目标。为此他特别重视原料和烧成技术两个重要环节的研究。他以古籍记载为依据，建议采用古代使用的典型原料。为了把好烧成工艺这一关，他根据明代和清代康熙、乾隆时期的经验，建议推广试制阶段在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建立小型柴窑，实践证明，小型柴窑易于升高温度，技术上便于控制，因而使瓷器质量迅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同时对当时景德镇整个瓷器质量的提高起了推动作用。在研究景德镇制瓷原料时，曾发现两类具有代表性的原料中含有云母矿物成分，经过分析研究，大家确认中国传统的景德镇瓷器在原料上的矿物特征主要含有大量水云母作为熔剂成分，构成了具有特色的高岭土--石英--水云母质瓷器。周仁先生对这一研究结果十分高兴，他针对国内陶瓷书籍多处搬用国外资料，因而流传许多片面概念的情况，十分感慨地说：“在科学研究中最宝贵的是要有自己的创见，决不能人云亦云，亦步亦趋。但至今仍有人以忙于抄袭国外或他人为时髦，实际上这样做很少有真正的科学价值。”他语重心长、循循善诱地引导科研人员，真正懂得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来不得半点盲目照搬，激励大家一定要扎扎实实，尊重实践，尊重事实，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在浙江龙泉地区考察时，周仁先生走遍高山陡坡，寻找古窑址，爬上古窑场，一边拣选有参考价值的古瓷碎片标本，一边向大家讲述或讨论有关制瓷工艺的一些问题，每次考察总是获得成袋成堆的古瓷碎片标本。为了表彰周仁先生和有关科研人员在国瓷研究上的贡献，一九七八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被授予重大科研成果奖，一九八二年又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

一位热忱的爱国主义者

周仁先生在科学上卓有建树，同时也是一位热忱的爱国主义者。年青时，他就立志“成家不是头等大事，立业才是奋斗目标”。他向往科学救国，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时，和任鸿宾、胡明复、杨杏佛、章元善等一起筹备发行《科学》月刊，回国后，又邀集著名科学家竺可桢、童第周等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由于科学救国的理想在旧中国难以实现，对新中国的诞生，他表示出衷心的振奋。 上海解放前夕，原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曾连续写信，命他立即率工程所迁往台湾，遭到周仁先生的毅然拒绝。解放后，他十分感谢党和政府对科学事业的关怀和重视，党为他创造的良好的工作条件，更激发了他献身科学热忱报国之志，为新中国冶金、陶瓷科学技术的发展，费尽了心血，表现了老一辈科学家热爱中华的赤子之心，为此他连续被推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周仁先生治学严谨，对工作极端负责。有一次接受四川自贡盐钢丝绳的订货，他亲自收集各地熟铁原料，分析含磷量后，又去矿区调查取样，研究磷的分布状况。当时炼铁是农民的副业，技术落后，规模很小，交通不便，先生亲率科研人员乘运货卡车奔赴矿区，行程四百多里，在崎呕的山路上整整颠簸了两天。途中宿于一所小学，一张木板床，一条席子，一条薄被，大家挤睡在一起。在包头钢铁厂时，他虽年迈，仍亲自和大家一起做试验，测量炉渣粘度，对自己或与别人合作撰写的论文，更字斟句酌，一丝不苟。

在科研工作中，周仁先生一贯主张理论联系实际，从生产实践中找课题，努力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并身体力行。在研究所内，亲自试办工场，并兼办实业，致力于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为冶金所和硅酸盐所科技人员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周仁先生关心青年的成长，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和科学家，如我国著名物理学家、前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教授，严济慈教授，冶金学家、冶金部长沙矿冶所所长周行健等，都是他的学生。

十年浩劫，使周仁先生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他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反动资本家”、“特务头子”等等，并株连家属，多次被抄家。当时他虽卧病在床，照样遭到隔离、批斗，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周仁先生不幸逝世。

周仁先生一生的光辉业绩将永载青史，活在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