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婆曾纪芬，晚号崇德老人，生于一八五二年（咸丰二年），殁于一九四二年，享年九十一。她是曾文正公国藩的季女，二十四岁于归聂氏。秉性忠厚，勤俭治家，遵守文正公的庭训，并以教诲子孙。她有儿女十二人，孙辈七十二人（六十二位长大成人），曾孙辈三十八人（她生前已有的）。外公聂仲芳于一九一一年去世，那时外婆正六十岁。以后三十年，大家庭以她为中心。儿孙敬她爱她，但并不怕她。因她慈祥公正，和蔼可亲。至今，在她老人家去世多年后，提到她时，分散各地的孙辈，都仍引起愉快的回忆，更增彼此间的感情与联系。

我出生时，她已年过六十。每逢星期天，各房的人必然去“老公馆”相聚。我记得她穿着黑绸长裙，深蓝绸长长的短袄，银白的头发在脑后挽一个髻，插一根翡翠扁簪，带上黑缎的护发帽，前面钉一颗周围镶珠子的翡翠帽花，瘦小的身材，笔直挺硬，脸上永远带着令人难忘的笑容。

她的生活极有规律，每天六时起床，七时早餐，饭后祈祷，读经，然后看报、习书法。除非有外客来访，否则她的日课是不变的。孙儿辈到面前来请安问好，她也只微笑点头，仍然继续做功课。虽然她不特别注意我们，我仍然爱在她房间逗留。从她安详宁静的态度中，我能得到一种力量与安全感，这是别处得不到的。

在我长大后，我渐渐了解她。在她九十一年岁月中，她真是历经沧桑。先是太平天国、八国联军，推翻满清，北伐成功，两次世界大战等大动荡。本身也由侯爵之女，巡抚之妻而为企业巨子之母。幼年受儒家教育，六十岁后笃信基督教，以家产十分之一为慈善专户，实行什一捐。她自奉极俭，乐善好施。社会地位，田产纱厂，并不曾影响她的生活方式或价值观念。

中日战争期间，因避难而有幸与她同住一屋，乃有机会与她多接触。每天我与她一同早餐（只有我一个人起得够早），她也非常喜欢我。在早餐桌上，她会谈起许多掌故，亲戚朋友，偶尔也加上一点她的人生哲学。在逐日熏陶之下，我渐渐地熟悉了她的思想，她的为人，以及许多掌故。

日子愈久，我愈感到和她亲近，我记得她坐在缝衣机前替将士们缝征衣；我记得她用各种药材自配西瓜散；我记得她和六舅父讨论如何分配慈善户的捐款；我记得她跪在床畔的矮椅前为国家、为人民祈祷；我记得她每年在生日时接受儿孙们的贺拜；我记得她在燕大司徒雷登先生茶会中与中外人士笑谈；我记得她的安详，她的微笑，她的慷慨，她的谦和。

因为她是如此难忘，我曾经试着写些短文来纪念她，表达我的怀念，但愿在这些粗浅的文字中，能让大家看到的，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女子，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从她身上，我们也可看到中国女子的美德与楷模。

在我的记忆中，外婆家永远是一座美丽的迷宫，那里有曲折的小径，可跑汽车的大道，仅容一人通过的石拱桥，金鱼游来游去的荷花池，半藏在松林间的茅草亭，由暖气养着玫瑰、茉莉、菊花、素心兰的玻璃花房，小孩随时可以去取葡萄、面包的伙食房，放着碳熨斗和缝衣机的裁缝间。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三层楼上两间堆满着箱笼的“箱子房”（这是我们对它的称呼）。

在那两间黑暗、阴沉、百叶窗紧闭的房间里，沿着墙边以及房间的中心都堆满了箱子：三四个一叠，黑色或红色的皮箱，上下有夹板，用棕绳捆着。箱边上贴着褪了色的红字条，写明聂记第几号。箱子上的锁有着不同的钥匙眼。有的“工”形，有的“一”形，有的“上”形，有的“Π”形，需要不同形的钥匙去开。还有些挂的是北平制的白铜诗句锁。若要开锁，必须先将诗句如“春眠不觉晓”或“一片冰心在玉壶”，连成一行，锁才可以拉开。这些箱子里便放着外婆全部的珍藏。

我不知道那里面到底有些什么珍宝，但有一些我是知道的。有些箱子里放着字画，上面有纸条写得明明白白。其中每逢新年喜庆要取出来挂的，有钦赐的御笔福字，曾文正公手写的对联，绣花挂屏。其它也常取出来用的，有绣花桌围，椅披，纯银餐具，杯盘碗盏，各种摆饰。有些箱子里放了绣花被面、枕套、靠垫、衣服、袍料，这些都是向湖南黄女士所办的刺绣学校定制的，以备不时之需。有些几乎不大开动的箱子则放着朝服，朝珠谱挂，铜钱穿成的剑，祖先的墨宝，文房四宝和各种纪念品，我外婆的四季衣服，被褥帐子，以及人家送她的衣料、饰物。

最令我感到兴奋的事，莫过于在母亲进外婆那间圆形的书房（我们都叫它圆房），外婆微笑着向她说：“三月十五张家三小姐出嫁，我想找一幅被面，一对枕套送去”，或是“七嫂的女莲弟下星期满二十岁，我替她定绣的旗袍该拿出去了。”

于是母亲便会叫服侍外婆的周妈（我们背后叫她大鼻子周，因为她的鼻子大而有肉）和丫环顺喜，拿了钥匙包上楼。钥匙包是用花布拼成的，里面放着各种钥匙，包起来比婴儿的头还大，虽然很重，我仍然要抢过来，得意洋洋捧着，跟在母亲后面走上三楼。

先要打开箱子房的锁，推开了门，打开了电灯，我们鱼贯而入。房内百叶窗紧闭，空气不甚新鲜，但我觉得十分兴奋。在那么多箱子中，只有母亲才记得哪一只箱里放了些什么，应该用哪一把钥匙去开。她会对顺喜说：“把工字钥匙找出来，打开聂记三号挑皮箱。”或是“这只黑挑皮箱里放的是绣花被面，你记得如何联那一句吗？”虽则我不常有机会进箱子间，每次进去，总觉得是进了另一个世界，神秘、美丽、珍贵，永不缺乏的世界。

但是有一件事，我永远弄不明白：我的外婆虽然有那么多珍藏，自己却从不穿戴华服，房里也没有任何摆设。她房间的家具是十分朴实简单的。一张腰子形的书桌，上面放着圣经、眼镜、镇纸、笔砚，有一个贝壳碟子，里面放几条茉莉花，一张藤椅，上面放个花布靠垫，她每日就在这里读经看报，练习书法。有一架玻璃柜子放些日常用物，一张小方桌，几张椅子，客人来时可坐，如此而已。衣服也永远是蓝袄黑裙，缎帽缎鞋，饰物则有一根翡翠扁簪，一颗帽花，一付珠环，一只手表。几乎从无变化。我真是想不通，为什么外婆从来不用她三楼那些珍藏？假如我有那么珍奇可爱的东西，至少也常常拿出来看看吧？决不会让它们在箱子里呆放着！那时我才十一二岁，不懂老人家的想法，心里有一点不佩服。而且有一天我看到了一件事，使我更加是堕入五里雾中。

那天随着母亲去外婆家，外婆正好在楼下会客。来客是两位美国太太，妈妈也要在里面帮忙翻译。我真是感到很无聊，只得走上楼到外婆房里。只看见周妈一个人在翻抽屉，似乎要找东西。“周周，你在找什么呀？”我问她。“哎，庆小姐，你来得正好。”她抬起头来对我说，“我想找一块零头，老太太的夹袄袖子破了，我想找出零料来做袖子。你的眼睛好，快帮我看一下，到底哪一块料子是和这件衣一样的。”

我很快便找出一块丈青湖绉来，送到周妈手里。却忍不住要问：“周周，外婆东西好多呵，楼上那么多衣服，衣服破了，何必补呢？”周周绉着眉不答话。佣人是不作兴批评主人的。而且她跟了外婆那么多年，已看惯了外婆的作风。于是我只得在回家后问母亲：“妈，昨天我看见周周在找零头给外婆补衣服。外婆在箱子间里有那么多衣服，为什么还需要补来穿呢？”母亲叫我走到她面前，先告诉我，小孩子不可以随便批评长辈。然后告诉我，外婆不主张浪费而要惜福的。每个人一生只有这么多福份，因此不可过分享用，免得福份用尽，老来吃苦。箱子间里东西虽多，有许多都是纪念性的，要留传给子孙。有些是过年或有喜庆才用的。还有许多是为了送礼而准备的。不享用正是她的美德。

虽然我很有礼貌地点点头，我并不明白母亲的意思。我不懂为什么要惜福，福是看不见的，如何惜法呢？我心里想，外婆会不会是小气的人呢？把东西看得那么重！固然，在我十岁整生日时，她老人家带我去庆云楼打了一对金镯子给我。又向湖南黄女士定绣两件袍子给我和妹妹，因为妈妈喜欢把我们二人打扮成一样的，让大家觉得我们是双生。但是我总觉得她太注重那些珍藏了。

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变不久之前，上海局势已十分紧张，六舅父为了安全起见，在法租界租了一幢三层楼的洋房，接外婆去住。她原不肯去的，但经不起舅父们的恳求，才答应去暂住一时。她只带了随身衣服，平常用的书桌，玻璃柜及铜床。然而她却指定要带她的缝衣机。那时还没有电动缝衣机，只是用脚踏的。她说要用它替将士们缝衣服。

在八一三事变前两天，三舅父来说，外婆要我们一同去巨泼莱斯路三号暂住。于是母亲带了我们四个孩子（哥已在南京兵工署服务），也都搬入那不十分大的三层洋房。有着四五幢洋房的大宅子，由一二十个佣人留守。中国经过太多的战争，没有人把这场战争看得太严重，最多两个月吧，我们又可搬回去。一二八事变，我们不也避过一次难吗？这时我已进了燕京，学校回不去，只得暂留上海。我看到我的外婆仍和平时一样，祈祷、读经、看报、写字，而且替兵士缝衣服（那时她已八十六岁）。我也和几位同学去伤兵医院服务。每天一早出去，到医院替伤兵写家信，或读书报给他们听。军民打成一片，士气极其高昂。

那一天，我由伤兵医院回到家里，只见后门口站满了人。走近一看，原来所有留守的佣人已走出来，各人手里提一个包，满身尘土，七嘴八舌，在那里说个不停。原来日本人已占领了我们那大宅子，要在那里驻军，把所有的东西都没收了。把佣人全部赶了出来，一人只许带一个小包裹。一路上有许多关卡不许走，他们绕到浦东那边才走了过来。

我第一个念头就是外婆，他珍藏在三楼箱子间的东西。哎，她平时那么珍惜的东西，都被日本人抢走。以她八十六岁的高龄，如何受得了这份打击？我赶紧奔上楼，要告诉母亲，千万不可给外婆知道。母亲还没有来得及走到房门口，已经有一个丫环，慌慌张张冲进外婆房间，紧张兮兮地喊着：“老太太，不好啦！老公馆被日本人霸占，郑司务他们都出来了，如今在下面。”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反身往下跑。

惊讶、安心、惭愧、敬佩，在我心里聚集。呆呆地望着她，我几乎掉下泪来。过了这么多年后，我终于真正的了解了我的外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