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博文

旅美三十载，返台次数不多，每次回台湾居停数周，总要抽时间多看几次俞部长。 记得第一次见到部长，是在一九八三年二月，其时我刚从纽约回台探望己暌违十年的家人。光美妹带我到温州街俞宅，她说这栋日式住宅原为台大校长傅斯年的遗孀俞大彩宿舍，俞大彩是俞部长的妹妹。读小学时，即知道国防部长俞大维和外交部长叶公超都是极具清望而又才干超群的重臣，在风雨飘摇的时代，为国家做了很多的事，可说是内阁的中流砥柱。如今有机会拜见部长，亲聆智慧之言，心里兴奋莫名。

那时我在美洲中国时报服务，美洲中时是余纪忠先生於一九八二年秋创办的台北中时姐妹报，在美加华人社会颇受欢迎。我对部长说，一般人认为台北中国时报是一份自由派报纸，在知识群众中较有影响力。部长表示异议。他说，在台湾这个环境，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派报纸，二十年代在旧金山创刊的《世界日报》（与目前在美发行的联合报系《世界日报》无关），才算是自由派报纸，部长并盛赞这份报纸办得很好。老世界日报原是中国民宪党党报，民初政坛闻人伍宪子主持过笔政，民宪党後与国社党合并为民社党。已故旧金山州立大学教授许芥昱，三十年代曾任职於老世界日报，做过记者、副总编辑。这份曾在美国华文报业放出异彩的报纸，己於四、五十年前停刊。

我乍闻部长提到老世界日报，心里有点惊讶，因老世界日报是一份对国民政府不太友善的报纸，常严厉抨击国府的各项措施，但它的敢言和言之有物，在海外颇具影响力。俞部长为国民政府做了一辈子的事，忠於国家、忠於领袖，但也深知什么样的报纸才是出色的报纸；只要立论公正、谨守客观，即是一份好报纸，不能因它批评政府而抹煞其优点。犹如《纽约时报》在冷战时代常指责台湾的一些政策，但毋需因其立场与台湾不同，就否定它的大报水平。部长对许多事物的看法，常与众不同，颇具独到之处，这是他学养深、阅历多，而又有广纳百川的江海之量。部长日後对台湾党外运动，即持肯定态度。

部长对中共统战海外的看法，亦值得一记。我在纽约《中报》担任总编辑期间，曾和中国近代史专家唐德刚教授、前国府将领宋希濂将军一起在“东兴楼”聚餐。宋希濂是黄埔一期，国共内战末期出任川陕湘鄂绥靖公署中将主任，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被中共俘虏，关了十年，一九八○年到美国依亲，有时写文章或参加华人社区活动鼓吹和平统一，联合报系的世界日报曾谴责他是中共统战马前卒，并称其负有任务。宋希濂一怒之下，向法院具状控告世界日报诽谤，该报後来赔钱了事。我和宋希濂吃饭时，曾问他认不认识俞大维？他说在重庆时很熟，那时俞公当兵工署长，宋在抗战时历任要职，做过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我在台北曾问部长对宋希濂进行统战的看法，他认为宋希濂并不是搞统战，而是真心希望两岸和平，不要再起干弋。部长又说，打过仗的人，都不愿看到战火重燃，战争只会带来灾难，对谁都没有好处。

傅斯年曾说俞大维是『中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以他哈佛数理逻辑博士的背景，要在大学觅一教职，绝非难事，但这个『读书种子』後来并不是走学术路子，而是学以致用，投身於公职，发挥他在军事、计划管理、兵工生产、兵学和宏观战略上的素养与长才。古人说： 『学而优则仕』，俞公『学而优』的目的并不是要做官，而是要做事，并且要积极做大事，认真做重要的事。他对名位、官职、权力和生活，没有任何要求，也没有所谓企图心，不忮不求，只讲求效率和成果。俞公是一个用世的人，脚踏实地的人，胡适等人在背後批评俞大维只会搞生产，这是酸葡萄的反应，即因中国传统读书人不重实务，只会躲在象牙塔里抱残守缺，对既会读书又能做事的知识人，心存芥蒂与偏见。中国传统读书人的短处，正是俞公的长处。俞公知道自己的长处是为国家做事，和俞公有姻亲之谊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完全尊重俞公的生涯规划，俞公也彻底佩服陈寅恪的史学造诣。陈寅恪最大的错误是一九四九年未离开大陆，而被迫在他所极端厌恶的马列毛阶级斗争下苦撑，他刻意栖身广州中山大学，藉以逃离北京权力中心。五十年代初，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史大林曾当面向毛打听陈寅恪的下落，这也许是史学大师得以筑室羊城而少受政治迫害的原因。部长於一九七○年三月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演讲“怀念陈寅恪先生”，这是一篇极有价值的文章，俞公说他曾有撰写和陈寅恪对话的心愿，并仿裴松之注《三国志》的写法，加以注释，惜俞公一直没有动笔。

俞部长与许许多多中外读书人不一样的是，他身上涵蕴了两种互异的质素，一是既深且广的人文学养和科学思维，一是对军事与国防的专精造诣。前者奠定了部长一生涉猎广泛、好学深思的学者气质，後者使部长有足够能力领导兵工事业和整军经武。这两种质素，相济相成，造就了部长成为毛子水教授所称颂的『经文纬武奇男子』。从一个近距离的角度来观察部长的人生态度和毕生事功，可以发现，饱读中外经典和浸润科学著作，乃是部长的最大嗜好与享受，而在军旅中运筹帷幄、决战疆场，则是部长的崇高志趣。按说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性向，不易调和，更遑论在台海战争年代，部长一个人的仔肩需要担负国家之安危。然而，部长却能以静御动，在戎马倥偬的漫长岁月，融合书生世界与军旅生涯，而丝毫未改变部长的儒者风范与文人本质。温哈熊在口述历史中对俞部长的诋毁、对俞公长子扬和的诬蔑，充其量只是反衬温哈熊这个人的浅薄以及“蚍蜉撼大树”的愚蠢！

部长为人行事，一向低调，最忌曝光、最怕踵事增华，但他的丰实学问和特立独行，以及他的显赫家世，使他成了海内外许多知识分子尊敬、好奇的对象，但在尊敬中又带著几许迷思。他们都知道部长懂弹道学、懂战略、懂军事、懂国防，他们在心里纳闷的是：俞大维为什么一直为蒋介石做事，而又对蒋忠心耿耿。我曾把海内外知识分子对他的这点看法，请教部长，他的答覆很简单：总统对他很好，『士为知己者用』。事实上，俞公报效国家数十年，旰食宵衣。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受到俞家祖训及其曾外祖父、有清名臣曾国藩的影响。曾国藩极重视经世致用之学，他的经世思想延伸为洋务思想，“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大可期永远之利”。洋务运动和自强运动，就是曾、左、李，胡试图振兴中国的药方。俞公一生从事兵工生产和国防建设，可说是延续曾湘乡的经世致用的香火。俞公对国家的贡献，使他无忝於所生、无愧於所学。

一九八三年二月首次拜见部长，直至七年後才有机会再趋俞宅，那时部长居处已移至新生南路。一九八三年二月下旬返美後，我就开始大量航寄有关中国大陆、两岸关系、国共内战史、美国对华政策和其他要闻的中外文剪报、学术期刊给部长。我寄最多的是大陆的资料，当时台湾仍禁止进口。一九八六年九月，一位来自北京的中报同事（大概是高干子弟），知道我很爱看大陆出版的近代史资料，利用回北京探亲之际，为我带来一百册的《文史资料选辑》，当时这批书仍列为“内部发行”，不得出口。我得到这一百本书，如获至宝，当即请光美转告部长，部长是个急性子，尤其是听到有百册《文史资料选辑》，更是等不及。於是嘱咐华航纽约办事处派人到我家带回台湾，交由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赶工复印，过了不久，百册原书再托华航还给我，另送我一套复印书。中共建政後，成立中央文史馆，由周恩来出面，亲自邀请满清遗老、民国人物撰写回忆文章，五十年来为近代史积存了不少珍贵史料。我寄书报资料给俞公，直至俞公过世，有一次在我家附近一所邮局寄一批资料，旁边一位华人老者看到信封上的名字，即问我： 『你怎么认识俞部长？』台北情治单位知道我常寄『匪书』给俞公，曾特地叫纽约特务打听我的背景，俞公很不高兴。

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是由剥转复的关键年代，我一直希望把那个时代的光彩人物，如俞大维、叶公超、尹仲容、梅贻琦等智者（wise men），写成综合传记。十多年来，台北政坛扰攘不安，机隍之象频呈，俞大维型、叶公超型的内阁部长，已不复见矣！在俞公逝世十周年前夕，更令人怀念这位『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一代奇才兼无双国士。

                       2 0 0 3年初夏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