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光

一进俞部长的家门，就见满屋藏书。每个房中都是书架，每座书架都放满书籍，中文书很多，英文书也不少，还有德文书，法文书，甚至有拉丁文书。但是他一部分重要的书已经送给了台湾大学，成立了俞大维图书室，可是我每次去看他时，每次都见到新书，而且见到大陆最新的书。王云五先生生前藏书很丰富，後来成立了云五图书馆，供读书人参考。我每次参加中山学术基金董事会时，常看到云五图书馆的书。这座私人图书馆的书，在数目上可能较俞部长家中的藏书要多，但在内容上，俞部长的藏书比云五图书馆的藏书要更丰富，俞部长家的藏书·有国际性，又有各类的学术性。  在俞部长的书架上，靠著书籍放有我国海陆空各军种首长和他所照的相片，这些军队首长时常来看他，向他请教。我不懂军事，虽然我知道他是兵器工程专家，我从来不谈军事问题，他也不向我介绍兵器的知识。 我的事情很忙，每天的日程表常排满，所谓满，并不是常在外面开会，或在学校办公，而是开会办公之外的时间，都保留为读书和写书。我不作交际的访问，更没有和朋友闲谈。但是我至少每两个月要去拜访俞部长一次，每次常是坐一小时，坐一小时听他讲话。每次出来常有所得，在学识上增加了知识，在书籍上得他赠的书。

我是专修哲学的人，又在罗马读过书、教过书。俞部长和我便常谈西洋中古哲学。圣多玛斯、圣大亚尔伯，史哥多斯的思想常在谈话中出现。现在研究中古哲学著名的学者奇尔松（Gilson）也常被提起。从谈话中我知道他在德国留学时曾学过拉丁文，曾念过中古哲学史，也研究过欧洲近代哲学，康德、黑格尔、休谟、洛克的思想他都知道，但和我不多讲，他知道我是学士林哲学的。对於天主教的历史，他并不是门外汉。曾送给我一部法文的《教宗史》，这部史书共二十余册。为奥国历史家巴思多（Zudovicus Von Pastro）的名著，已译成多种语言。

对近代欧洲思想马孔德、卢梭、福洛益特、马克思等人的社会思想和心理思想，不时提出作批评。当代美国的威廉、杜威的思想有时他也谈起。

前两年，我主办利玛窦来华四百周年国际学会。俞部长很感兴趣，拿出英文的利玛窦传和利氏传教日记英译本和我讨论，特别谈到徐光启的学术工作，因而谈到河北献县所出版的法文书籍，书籍中有魏格尔（Wieger）神父的中国宗教哲学思想史。俞部长接连好几次催促我以辅仁大学的名义影印这些书籍，因为在学术史上都其有高度的价值。但是目前没有办法可以找到这些书本，我只答应将影印利玛窦的全部中文著作和传教日记及信札的中文译本，作为利子全书。

当我两次到夏威夷大学参加儒家思想和朱子思想的学术会议回来，俞部长愿意知道会议的情形，我向他详细地讲述，他听到冯友兰也曾来参加会议，又听说梁漱溟不能来，便叹息说，他们两人的思想和人格不同，冯友兰要算过去了的人，现在的冯友兰已经不是冯友兰了！最近俞部长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三松堂自序，以及六册关於新理学的书送给我，我便用这些书，加上冯氏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作为资料，写了一篇“冯友兰的哲学思想”，附录在我的“中国哲学思想史民国编”後面。

我们也谈谈中国的哲学思想，俞部长屡次说到现在还没有一本好的中国哲学史，只有日本人渡边秀子方所写的一册中国哲学史，深入浅出，算是一本好的。他劝我写完了长篇的中国哲学思想史以後，写一册简单明了的中国哲学史，一般人都能够读。他还送我六册大陆出版的中国各类学术史，每册页数不多，文笔通俗。俞部长常叹惜台湾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太稀微，俞部长问我目前台湾有什么好的哲学新书，我答说没有。他便要了我出版的书。有时还每部多要几册，以便送给朋友。我告诉他。我在写民国时期的中国哲学思想，写到胡适，看到胡先生的哲学思想很贫乏。俞部长说胡适不是研究哲学的，是研究考据。对於考据和历史，俞部长很推崇陈寅恪，他送给我一套陈寅恪全集，对於陈垣也佩服，只可惜陈氏没有出来，竟作为共产党的同志，想也是不得已。方东美的著作，他看过，印象是太玄虚，唐君毅则过於琐碎，徐复观没有研究哲学的底子。

政治的事，我们很少谈；然而看到目前台湾社会的奢侈和享受，则很感叹地说：假使台湾要亡的话，不是共产党来亡我们，是我们自己亡自己！若是大家都讲究享受，将来还有谁愿意抵抗共产党，牺牲自己？先总统 蒋公所以常说心理建设最重要。他把新加坡政府请余英时等教授所编的儒家伦理教科书给我看，看後还给他，他要复印一份给教育部长看。

我有几次劝俞部长口述一生经历和思想，让两位秘书笔记下来，对中国思想界一定有益。他常是摇头说没有可写的。但是他一生在政治界工作很久，对於抗战和建设来台湾以後的军队都有很大的贡献。他又是手不释卷，连在国防部任内，到金门前线看军队打仗时，在炮火中他手中还要拿著书。所看的书多，任事的经验丰富，一定有很贵重的历史事迹和各种的学术思想可以告诉我们，我所听到的而现在写下来的，则是很少的一部分，我真希望他能够作一部口述的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