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担任空军作战司令期间（六六年八月十六日至六八年七月二日），更非常荣耀的蒙部长颁赠一把“金门之剑”给我，在颁剑时他对我说：“葆璞，在我国防部长任内，你和你所领导的侦照部队，冒险犯难所作的各种空中侦察任务，及你驾驶T-33和我一起到大陆的侦察任务，对我有最多最大的协助，感谢你对国家的奉献，特送你这把剑。”俞部长所说这段话和所赠的剑，不仅是我个人的光荣，它是代表我空军整体的荣誉。这件事并不是俞部长对我个人单纯的厚爱，而是他太了解制空权、空中优势，是我们对中共战争战胜的决定因素。

俞部长在图片上研究情况後，常提示要亲往大陆去侦察，计前後派遣T-33喷射机共十三架次。如我记忆不错，其中十次是前往大陆侦察。

另外三次，一次是喷射机性能感觉飞行，其余两次则是飞往乌垃、金门外海及澎湖巡视。这十三架次的飞行，我飞行了十次。戚荣春中将（当时我是大队长，他是作战科长）飞行了两次，另一次则是已殉国的U—2英雄陈怀（陈怀生）驾机去的。

回忆我与俞部长十次飞行中，有两架次任务值得一提，那是第一次喷射机性能感觉飞行。在我飞行前，有很多空军飞行袍泽嘱托我多用些G，来作各种动作，让部长了解我空军飞行人员在空中飞行时，体能、精力的消耗与负荷，俾能争取调整当时过低的空勤伙食费与空勤加给。我是以T-33最大性能作了所能作的特技动作，著地以後，我们才知道俞部长因有内耳炎的毛病，他是绝对不晕船和飞机的，不过部长善解部属意愿，经他指示後很快的便把飞行待遇作了适度的调整。

另一次是一江山失陷前，民国四十四年元月七日，我和部长一起驾机到大陆侦察路桥机场及大陈列岛，当时海峡风浪很大，天空五千到一万尺有层云幕，是很好的天然掩护。我们於六时三十六分起飞，在海面上以超低空的高度飞向路桥外海，藉以延迟中共雷达的发现。在路侨外海四十里转入大陆，继续低飞至十里处，拉升在四千五百尺，於路桥外围侦察一周，便转向大陈列岛，正进行侦察任务时，我战管部通知有中共MIG—15机四架起飞拦截，并随时报告共机已由八十里接近到二十里，建议我马上脱离，当时俞部长指示再看一看，两分钟後，战管部通知还有五里，迅速脱离，我已看到右後方有两个黑点，遂急速拉起机头，进入云层，在七千尺云中作仪器返航。这时，战管部在雷达上看到两点重叠，非常紧张，命令我做闪避动作，我则专心於仪器操作，於距桃园基地四十里时，飞出云层，於八时十五分降落。这次惊险的任务完成以後，国防部颁发了一座干城奖章。

我认识俞部长已有多年，曾有很多次面对面的接触，使我深深体会到他真是一位仁慈宽厚的长者，对国家之忠，任事之勇，树立了典型。由於部长的学养精湛，分析问题精辟透彻，及时把握要点，作周详的裁示，其战略运用更臻於艺术之境，这一点尤使我钦佩万分。

俞部长公余之暇，尤爱读书，一卷在手，浑然忘我，这 已成了他的习惯。犹忆我出任驻日空军武官期间，他每次过 境东京，我必陪他去逛书店，临走时必定选购些他所喜爱的 书藉。在我担任国防部情报参谋次长期间，他总是询问中共 情形。在我担任空军作战司令任内，他又指导我空军运用之 原则，并以《英伦之战》一书相赠，可见他对我空军的期许与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