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二、三事                聂崇彬

祖父离开我们差不多十几年了,我还能清楚地记得他的模样,高高瘦瘦,长长的脸,双眼奇大,特别突出的眼球,使他在微笑时似乎仍在瞪着你。祖父很爱洁净,就是在家族最潦倒的时候,也是永远梳洗得干干净净,穿戴得整整齐齐。他最爱穿一身长衫,外披一件大袄,总显得那么潇洒利落。

我从小就怕祖父,虽然他从未打骂过我们,但他立下的种种规矩,实在使我们无所适从。自幼我们不能坐椅子,只能坐小板凳;吃饭时只能吃大人夹在面前小碟子里的菜,喜不喜欢都要吃下去。最怕的还是爷爷找我们谈话,“痛”说家史,因为一谈起码就是一、二个小时。期间你要是坐不住,朝钟瞄上一眼,那可糟了,他马上会搬出一大堆古人忠孝的故事,把你训得头都抬不起来。有时我实在急了,也会斗胆问一句:“爷爷,我有事,可不可以下去了?”他会朝你瞪起眼睛:“急什么,再说五分钟。”可十几个五分钟过去了,他还没说完。最让我们头疼的是他硬逼我们学家乡湖南话,但几十年下来,我们说得最标准、最流利的湖南话,就是“请爷爷、奶奶吃饭了。”那是因为我们住的是一幢三层的新式里弄房子,餐室在底楼,而祖父母的卧室却在三楼,每当开饭,我们必须上楼请老太爷下楼入座才可以动筷,而他老人家一定要听到入耳的湖南话才肯挪动玉步。虽然我们老大不愿意,但总不会和自己的肚子过不去。

祖父也有疼爱我们的时候,经常买些东西给我们吃。尤其每年暑假,我们每天最开心的时候,莫过于吃过早饭,和弄堂里小朋友们聚集在自己家的楼下,仰头大叫“爷爷,爷爷,快点扔喇叭花下来。”随着我们一遍一遍的呼唤,爷爷把自己种的喇叭花洒向我们,那全是些外国名种的花,色彩缤纷,飘飘扬扬,小伙伴们你争我夺,欢呼声充满着整个弄堂。

不可否认,祖父在外的人缘特好。平时他一出现在弄堂,只要弄堂里有人,你就会听到叫他“爷爷好”的声音时起彼伏。不仅在弄堂里,在我们住的那条马路上,只要提起聂老先生,无人不知,而且个个会竖起大拇指,因为他做的好人好事实在数不过来。的确,爷爷对我们聂姓小辈要求颇高,但对不姓聂的(包括他的媳妇们、家中保姆、工人等等)却有着博爱的一面。邻居有人生病,是他送往医院;店铺失火,是他解囊相助。他可以脱下身上的棉衣,给一个孤儿披上;也可以让出自家的房间,让一个邻居得以成婚。我记得很清楚,每年过年,一大清早第一个来向祖父拜年的总是以前在我们家拉黄包车的阿四,直到阿四去世,他的婆娘代替了他的位置。爷爷逝世后,我们在他房间里设置了灵位,遗像前的鲜花一个月没有断过,花瓶从一个增加到四个,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街坊们不仅对着遗像深深行礼,许多人还流下悲痛的眼泪。

文革后期,家中最好的房间全被人抢占了。至此,祖父把自己关在小卧室里,从此不再出来,直到他去世,足足七年。这一段时间,他把我们折腾得更厉害了,尤其是奶奶,因为要跑上跑下传达他的旨意。只要楼板响起那有节奏的敲击声,奶奶就会中断一切活动,一天下来不知要跑多少回楼梯。更有甚者,他会从三楼窗户缝里“监视”我们的行动。一旦跟我们的“汇报”有出入,一场“审讯”的持久战马上就会展开。

祖父给我最深切的印象,就是他那说不清,道不明的民族意识,这不仅从他平时的言语中带了出来,而且他甚至用自己的性命来捍卫。八四年,他不慎从楼梯上摔下来,我们把他送入了华山医院急诊室,医生要他拍片检查,输液观察,都被他严正拒绝,并当众嘲笑西医的学术。我们要他注意影响,他一扯嗓门:“怕什么,邓小平来了,我也是这几句话!”他那宁死不屈的精神,逼得我们连夜把他抬回了家。

祖父过身后,却使我有机会认识到他人性的那面,那是我帮奶奶整理着他平日里不许人碰的床铺,在枕头下面有着三个信封。我拿起其中一个,是在香港的姐姐,他的长孙女抵港后写给他的信:“亲爱的爷爷……我总记得小时候您带我去杭州灵隐山小住的情景,您帮我捉小鸟,煮牛奶红茶给我喝,什么时候我们再一起去杭州……”,记得姐姐去香港时,爷爷不肯跟她握手道别,因为我妈妈走的时候,爷爷跟她握了手,从此人就没再回来。第二个信封里装着十元钱,并夹着一个小条子,上面抖抖地写着几个字:“近来你太辛苦,这钱是给你的。”很清楚,这是爷爷写给奶奶的。因为他一直不出门,所以只留了十元钱在身边,可以说这是爷爷全部资产,没人知道这小条子是什么时候写下的。最后那个信封里装的是他前两年写下的、不知给多少人看过的遗嘱:“身后不要通知亲友,不要开追悼会。”当时我们全不以为意,但没想到他是认真的。

祖父走了,带走了他的威严、他的固执,留给我们的却是他的庇佑。也不知是他的民族意识不再压在我们头上,还是他老人家的坟地风水特别好,他的子孙大大小小几十口,现在百分之九十几都在彼邦顺利地扎根、开花、结果……在离开祖国之前,他们全在祖父坟上烧过香,磕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