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家花园 3

聂家后代遵循老太爷“聂家子孙永远不要作官”的遗训，后来确实没有什么人积极从政了，基本上都成了实业界、银行界、科技界、教育界和文化界的实力派。然而聂家的儿女亲家却大多跟聂家一样，曾是清末民初风云一时的豪门。

老大聂其宾未及成年不幸早夭，另当别论；老二聂其昌，娶的是封疆大吏、洋务派巨擎之一左宗棠的长房孙女，名左元宜，据说是左氏最为宠爱的一个孙女；老三聂其杰（云台），娶的是江西太和盐商、广东候补道肖氏的女儿；老四聂其炜（管臣），娶的是广东陆路提督、太子太保刘松山的孙女，即山西布政使刘鼒的女儿；老五是女儿名聂其德，嫁湖南芷江知县张其煌（子武），此人曾为吴佩孚的幕僚，在军阀混战的年头，两次劝阻吴佩孚不要进攻湖南，保全了家乡的一段平安。老六聂其焜（潞生），娶的是四川盐荣道黄承暄的女儿；老七聂其贤（阁臣），娶浙江杭嘉湖道陈乃翰的女儿；老八又是女儿，名聂其纯，嫁湖南岳常澧道卓孝复的儿子卓宣谋；老九也是女儿，名聂其璞，嫁前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外务部尚书瞿鸿禨的儿子瞿兑之；老十聂其煐（慎馀），娶安徽合肥李家、两广总督李翰章的九小姐李敬萱；最小的儿子叫聂其焌（少萱）；娶的是杭州藩司颜筱夏的孙女颜宝航。只有最小的女儿聂其璧，嫁的是平民子弟、然而后来却爆得大名的著名科学家、教育家、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华东分院副院长周仁先生。

如果算上聂家孙子辈的亲家，聂家的姻亲队伍似乎更为热闹些，其中聂光墀的太太是杭州夏家的孙女夏蟠寿，而夏家老太爷即是在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主持公道，最终将冤案大白于天下的京官之一—光绪皇帝的老师夏同善。夏家与杨乃武家原在杭州时是邻居，杨乃武的姐姐尤其与夏家老太太过从甚密，家务事常互相帮忙。杨乃武案发后杨家大小姐不服，跑到北京通过夏家鸣冤。夏同善听后认为案子大有可疑，遂联合刑部中有关官员上诉要求复审，同时在光绪和慈禧面前据实为杨氏辩白，终使这一轰动朝野的奇案得以平反，致使与此案有牵连的大小一百多名庸官被罢官。

六房的聂光琦的太太任永恭，是宜兴任家的二小姐。任家是宜兴地方大户，亦官亦商，由经办地方盐业起家，在上海开有许多商店和当铺，老太爷曾任清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里的官员，任永恭之父是民国时期驻日本的领事任家丰。那时国内军阀混战，民国政府财政无以为继，常常拖欠政府机关人员的薪金，致使驻外使馆也成了穷衙门。按说驻日使馆理应帮助当地华侨办事，但使馆太穷，自己的薪水都领不到，而要维持使馆的正常工作和家属、随员们的生活，只好反过来请当地华侨帮忙，于是此领事先生就得常常奔波于华侨当中，无形中密切了“干群关系”，成了中日关系中有名的穷领事。任家还是一个快乐的京剧票友大家族，男女老少几十口人，不仅人人会唱，而且动辄在常熟路安福路路口的自家花园里搭个戏台，粉墨登场。前辈中曾有为了唱戏而丧命的，后辈人便前仆后继，传延至今，已把艺技带去了日本和美国。

七房的聂光尧的前妻余秀莲是吴铁城的表妹，上海滩出名的美人。英文《大陆报》曾刊出她的半尺多高的照片，大光明电影院隔壁的世界照相馆，常年把她的美人照作为广告展示，时其垂涎的白马王子不知几凡。余的父亲在余家排行最小，而吴铁城的母亲余氏是大姐。余秀莲的母亲不幸年纪轻轻就去世了，遗下三个美若天仙的女儿，作父亲的只管自己讨姨太太，而把三个女儿送到了大姐家。那时吴铁城已长大成人，后来又当了国民党的大官，大家庭一直未分家，住在华山路（当年的海格路404号），凡事由他作主。吴铁城非常爽快地收留了三个表妹，并对他舅舅说：“三个表妹由我负责，你以后再也不要来了！”等于把这个不负责任的小舅舅逐出了家门。三姐妹中余秀莲是老大，长得最漂亮，后来就读启明女校和圣玛丽亚女中，与张爱玲是同班同学。有一年夏天，吴家老老小小一起去庐山消夏，适逢聂家的公子哥儿们也在庐山，余美人遂被聂家公子“一眼命中”……

另外，“光”字辈中，四房的聂光锡的婆家蒯家、十房的聂光址的丈人金融家何千里家（即前不久去世的著名美术理论家何振志的娘家）、三房聂光堃的丈人、安徽庐江人、四川总督刘秉章之子刘体仁家……均是十里洋场有脸有面的富户。

若从过从关系来说，大概聂家老太太曾纪芬与九小姐聂其璞的婆家瞿家走动得最勤，一来两家均是湖南人，二来都是饱经宦海风波，被罢官回籍的清廷旧臣，三来两家的老人还共同经历过一场异常惊险的旅途，即辛亥革命中两家老人搭乘一条船从湖南去上海。那年正月聂缉槼的母亲张太夫人病逝，到二月，聂缉槼本人又因温症痰壅而病逝，至三月，聂缉槼的弟弟聂季萱又因哭母兄，悲痛过度而相随长逝，三个月中连遭三丧，曾老太太心境之悲凉可以想见。当她料理完丧事，就想去上海换换环境，或许于健康有益。九月一日，长沙的革命军已经义旗高举。十一月，曾纪芬即与亲家瞿鸿禨老人全家乘沅江轮赴沪。沅江沦为轮船招商局的船只，适逢需修理从长沙直放上海，于是两位亲家结伴而行。谁知船到武汉正值汉阳与武昌两军对攻，江上炮弹横飞，惊心动魄。其夜，沅江论泊于日清公司的船码头，枪炮之声，一夜不绝，有如除夕之爆竹大作。他们眼睁睁看见汉口轮船招商局在炮火中中炮起火，火光冲天。第二天炮火稍停，沅江轮乘机疾驶而下，冲出了战区。至沪后，瞿家住卡德路9号（今石门一路），两家还相约同去杭州游览过。几年后瞿鸿禨在沪去世，葬杭州。

按说聂家与宋家（宋子文家族）原本没有什么亲戚关系，要说有，那是曾家的事情，即曾纪芬的侄女曾广珊（曾纪鸿的女儿，曾国藩的孙女）嫁给了俞家的俞明颐（道台），生下的儿子叫俞大维。俞大维后来出任国民党政府的兵工署署长、国防部长，1960年与蒋经国成了儿女亲家，即俞大维的儿子俞扬和娶了蒋经国的女儿蒋孝章为妻，生下的孩子叫俞祖声，如此而已。然而声势显赫的聂家，还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沾”了宋家的“光”，至使聂家四姑奶奶聂其璧，在“文革”中大受其苦。这还得从两家的老太太讲起。

原来聂家老太太曾纪芬和宋家老太太倪桂珍同为基督教徒，又都住在虹口一带，每周常在同一个教堂（景灵堂）做礼拜，久而久之成了好朋友。两位老人做礼拜时常需儿女们陪同，倪老太太由其小女儿宋美龄陪同，由宋子文开车接送，而曾老太太就常由小女儿聂其璧或其他儿媳妇陪同，时间久了，两家的小姐和媳妇开始互往走动，宋美龄也成了聂家花园的常客。1923年，聂家最小的女儿聂其璧与时在上海交大担任教授的周仁先生结婚，经聂母与宋母商量，邀请尚在闺阁的宋美龄小姐充当傧相，宋美龄爽快地“OK”，那天就穿了一身漂亮的衣裙来到了聂家，还带来一串珍珠项链。

也许那时的宋美龄尚不习惯珠光宝气的打扮，或许是那串珍珠已久不使用了，在聂家对镜梳妆时，竟一下子把珠线给扯断了，珍珠滚散了一地，惹得满屋子的人都蹲下身去帮她拾珍珠，珍珠褂停当，才陪新郎新娘到花园里去拍照……，这本来是两家人友好往来的一件好事，宋美龄后来与蒋介石结婚是四年以后（1927年）的事，谁知此事传出后到了十年浩劫，竟成了聂其璧夫妇的一大罪状。

造反派们凭主观想象认为，不可能是宋美龄为聂家作傧相，一定是聂其璧为拍宋家马屁，前去为宋美龄作傧相，于是大动干戈，审问其与宋美龄的关系等等。更有甚者，造反派中有一些无知的人，连“傧相”为何意都不知道，还逼她：‘你与宋美龄到底是什么关系？宋美龄为什么要送你‘冰箱’？”，弄得聂其璧家哭笑不得。

其实造反派们哪里知道，聂家当年远比宋家显赫得多。那时宋家老太爷宋耀如已经去世，宋家大姐宋蔼龄曾在盛家（盛宣怀家）当家庭教师，宋子文从美国回来后几年，正在上海到处碰壁，他追求盛家的七小姐盛爱颐，盛家还嫌他穷……，而聂其璧是道台之女，曾国藩的外孙女，其三哥云台先生是大实业家，聂其璧怎么会到宋家当傧相呢？就该着宋美龄到聂家来当傧相嘛！况且，聂其璧原非等闲之辈。

聂其璧从小聪明伶俐而且胆大包天，在教会学校读书后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并结交了许多上海滩上的洋朋友，喜欢出入社交场合，哪里热闹哪里去。那时聂家家规很严，晚上女孩子不许出大门，为此其母曾纪芬还特地关照佣人，看好四小姐，莫让其出大门。可是四小姐不管这一套，晚上照样出去，大门出不去就爬窗子，从气窗里跳出去，其性格简直像个男孩子。抗战时，周仁先生主持的中央工程研究所要内迁，大量的仪器设备和书刊资料堆在火车站一下子运不走。火车站里乱极了，军人和难民铺天盖地，谁也不来理会这些书生。聂其璧知道后立即挺身而出，找当局，找站长，东一个电话西一个电话，不多时就被她搞定了，车站调来了几个车皮，很快就把东西全运走了，研究院同事和周仁真是谢天谢地，夫人帮忙过了难关。她还曾一个人独闯西方，游历了大半个欧洲，又安然回来，在美国时还结交了许多好莱坞电影明星，拍了一大堆照片回来，这些照片背面都有明星们的签名，可惜都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抄家抄走弄丢了。抗战前还有一次，她在理发店里碰到孔祥熙，孔问及其三哥、四哥的情况，因为他们过去是朋友。聂其璧讲，三哥身体不好，四哥在家没事，能否帮他找个事做。孔祥熙后来把聂管臣安排在了中央银行，直至日本人打进租界。

与聂四小姐那风风火火的性格相反，周仁先生是个极为严谨、认真而且性格温和的学者，是我国著名的冶金专家及陶瓷专家。他早年考取清华庚款，与胡适、竺可桢、赵元任、张彭春等著名学者同批留学美国，入康奈尔大学学习机械和冶金专业，回国后曾任上海交大教授兼教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兼工程研究院院长，组织建立三相电弧炉，炼出不锈钢、锰钢、高速钢等，研制出了自流井提盐卤用的钢丝绳及其它合金钢，抗战时在昆明还办过炼钢厂。解放后周仁先生担任中科院华东分院副院长，兼冶金研究所和硅酸盐研究所的所长、上海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科院学部委员，全国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对我国的冶金工业和陶瓷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多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和重大成就奖。“四人帮”被粉碎后，为纪念和表彰这位杰出的科学家，1987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在中科院冶金研究所内树立了他的铜像。当时江泽民同志任上海市市长，还特地出席了揭幕仪式，并前去对年已87岁的聂四小姐表示慰问。

前面讲的俞大维和俞扬和父子，是曾广珊的儿子和孙子，即曾纪芬娘家系统的人，按说与聂家无甚大关系，然而因为俞家与聂家抗战中都住在上海西区，靠得很近，曾广珊又是曾纪芬的亲侄女，那聂家光字辈的人就得叫她姨妈，而对俞大维就得叫“俞四哥”，而将其夫人就叫“俞四嫂”，相互间的走动自然就少不了。后来在一次要紧的关头，俞家还真的帮过聂家的大忙呢！

俞家本身也很有故事。说是当年俞大维在德国读书，太太是位意大利钢琴教师，生下孩子后不几年就去世了，孩子只得由俞大维一个人带。而那时俞大维还是一个穷学生，根本请不起保姆，自己要读书、打工，孩子就成了个难题。要好的同学劝他再娶一个妻子，以解眼前困窘。而俞大维表示，娶妻的第一条件就是女方必须认可并抚养这个孩子。适逢这时陈寅恪（陈三立之子，后来成为著名学者）要回国，俞大维就请他把孩子带回上海，交给他的母亲。陈寅恪一声“OK”，愿为好友解难，但有一个条件：“你得娶我的妹妹为妻。”俞大维与陈寅恪的妹妹并不很熟，但眼前他需要他把孩子带走，于是也十分爽快地“OK”。后来俞大维回到中国，果不食言，娶了陈的妹妹为妻。那是陈家的九小姐陈新午，聂家人称其为“俞四嫂”。

可是陈寅恪带着个小孩子回国，一路上可吃尽了苦头。那时他们都穷，乘船只能买统舱。船过红海时，适逢天气大热，小孩子才五六岁，头上生了很多虱子。到上海后，爷爷奶奶见而生畏，索性把他的头发剃光，成了个小和尚。小孩子人长得很瘦，也不漂亮，但人极聪明，顽皮得很。由于剃了光头，大家管他叫“小和尚”，又因他是个混血儿，长得象洋人，于是又叫他“洋和尚”。转眼间到了读书的年龄，“洋和尚”得有个正经的中国名字才能去报名，他奶奶就说：“既然是个洋和尚，那么就叫‘扬和’吧”。这就是俞扬和的大名的由来。俞扬和后来成了空军飞行员，驾驶新式战斗机，参加过30多对日空战，去台湾后无法再与聂家往来，而他的父亲俞大维，作为聂家的表亲，确是帮了聂家忙的。

俞家孩子读书都极聪明，尤其俞大维才华更为出众，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书时数学、物理都非常优秀，到德国时，其古典音乐理论又令世人刮目。有一年国民党政府派了一帮人去德国学习军事，主攻炮兵，苦于没有好的翻译。经人介绍后俞大维去了，把炮兵的种种理论及方法翻得清清楚楚，并常有个人的见解和设想，由此引起国民党军方的注意。抗战时在重庆，得到蒋介石的器重，出任国民党的兵工署长。起初蒋介石对他政治上很不放心，后来他表示他仅管武器装备和技术，人事上的事不想插手，这才使老蒋放了心。

俞大维与聂家三房的儿子聂光堃（含章）过去非常要好，曾请聂光堃帮他管理过财务，他非常欣赏聂氏办事认真而且清正廉洁的作风，曾对聂说：“我们两家都是曾家的外戚，我们俞家继承了曾家会念书的传统，你们聂家则继承了曾家清廉刚正的作风，我们各得其所呵！”

聂光堃是三房聂云台（其杰）的独生子，美国留学生，学经济科，回国后曾在恒丰纱厂做事。抗战中日本人强行加入恒丰股份，美其名曰是与恒丰合作，而实际上厂子已被日方控制。聂家的企业主管、六房老爷聂潞生（其焜）只能委曲求全以保住家族企业。其时由于日本纱厂在日本人的炮火掩护下已占领上海纺织市场，恒丰的日子已非常艰难了。聂光堃不愿与日本人合作，遂退出恒丰，在家赋闲。抗战初八.一三打仗，大家族全部从辽阳路老花园搬出，因房子已被日本人占领，所有家财均未及带出，月费也发不出了（抗战前每房月费400大洋），各家各户只能吃老本。聂光堃是独生子，母亲去世得早，父亲几十年间始终未续弦，聂光堃全家就一直与父亲同住。抗战期间父子俩均杜门不出，父亲辗转病榻，反复研究《本草纲目》及佛教经典，儿子则醉心于小提琴与油画艺术。抗战胜利时，他的小提琴和油画都已达到非常精湛的水准，但却不得不停了下来，因为时局的发展，已把他推上了恒丰的领导岗位，他必须即刻“出山”，但是面临着一个大难题。

抗战胜利，国民党大员从重庆飞来上海大搞“接收”，因恒丰纱厂已有日本人强行加入的股份，所以也被列入了“接收”之列，这样一来，如此庞大的聂氏家族就失去了唯一的生活的来源，全家上下之惊恐是可以想见了。还好后来又成立了一个“敌伪资产管理处评议会”，负责对已被“接收”的企业进行审查、评议，如确属日伪企业，则予以没收，如果仅有部分日本人股份，华商股份占大多数，可以予以发还。这对聂家来说，实在是个万分紧要的关头。它们必须把呈文送到主管人物手里去，把情况讲清楚，而这个主管人物就是宋子文。

可是八年抗战中宋家人都在内地，而聂家管事的人都在上海，久无联系。两家老太太也早已去世，原先的那点交情已所剩无几，况且宋子文与孔祥熙的矛盾日深，走孔祥熙的路子显然是走不通的了，算下来能够与宋子文对话、帮帮聂家的忙的，只有俞大维了。俞大维深知聂家的老根底，关键时刻拉了兄弟一把。在“评议会”开会的时候，又有几位企业界的老人为聂家说明情况，于是聂家的恒丰纱厂又回到了聂家。在“评议”的过程中，按照当时官场上的传统，要求争取过关的企业必须抓紧时机向上面送礼，而那时的恒丰已拿不出钱来送个象样的礼。还好同时被“评议”的是荣家的申新五厂，荣家设法及时送了一辆进口轿车到宋子文府上，就算把聂家的情分也捎带上了，所以事后有人传言，让聂家捡了个大便宜。其实他们未必知道，这其中还有着俞大维的功劳。

六老太爷由于抗战中同意了让日本人入股恒丰，抗战胜利后就有诸多难言之处，于是聂光堃脱颖而出，出任了恒丰的总经理，成为聂氏家族企业后期的总管，一直到解放后公私合营。公私合营后恒丰改为丝织厂，他积极参与了这场改造工程，翻译了不少有关的外国资料，不久成为丝织行业的专家，直到1964年退休。

1925年5月，日本纱厂的工头枪杀了工人代表顾正红，激起了全市各行各业的大罢工，爆发了五卅运动。5月30日那天上午，愤怒的学生和市民拥向南京路老巡捕房游行眼件演讲示威，英国巡捕竟下令向群众开炮，当场死伤数十人…这时，有一个青年人从血泊中站了起来，带着满身的血，乘车回到了母校圣约翰大学，向圣约翰的师生讲述南京路上的惨案情况，鼓动师生们前往声援…这个人就是聂家二房的儿子聂光墀。

聂光墀在圣约翰附中毕业，又在圣约翰读了大学一年级，由于对化学专业不很感兴趣，就放弃了这一年学历，第二年又考入交大机械学院，在交大结识了一些进步同学，常常参加进步学生的集会活动，与陆定一、赵宪初同志是前后期的同学。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发现自己虽然满身溅满了血，但自己并未受伤。他想到圣约翰是自己的母校，那里美国人的势力和影响比较大，应该到那里去作宣传，让母校的师生明白事情的真相，进而可发动学生前去声援。可是在他挥舞着带血的手，在校园里宣讲的时候，因为学生愈聚愈多，群情激昂，引起了校长美国人卜舫济的不满，他以聂光墀已不是约大的学生了为由，下令赶他出去。聂光墀不吃这一套，跟他大声辩论起来，周围的学生义愤填膺，纷纷帮助聂光墀来责问卜舫济。卜舫济恼羞成怒，声称下令开除这些学生。双方越争越烈，一些爱国教师也出来站在了学生一边，最后形成了约大数百名学生集体退学，几十名教师集体辞职的波澜壮阔的斗争局面，导致了光华大学的诞生。聂光墀那天在离开圣约翰校园时，愤而掷下一句话；“这个学校如果不回到中国人手里，我就永远不踏进这校门！”他为五卅运动中牺牲的同学写下了挽联；“生为国士，死作国殇，万古英名光史乘，仁拯同胞，义勗同志，千秋浩气壮山河。”

几十年过去之后，当初在场的人们仍然记得他说过的那句响亮的话。解放后，五十年代院系调整时，圣约翰真的回到了中国人自己手里。学校召开全校大会，校方把当年的学运英雄聂光墀请了回来作演讲，聂光墀抚今追昔，慷慨陈辞，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当时许多报纸都报道了这个意味深长的时刻。

聂光墀的爱国热情是一贯的，他最看不得外国人欺侮中国人。他考上上海交大后，他奶奶曾纪芬很高兴，拿出一笔钱供他将来出国留学，谁知这笔钱后来被叔叔们拿去用掉了。但他很争气，又考取了铁道部的公费出国留学，回国后受英国人的高薪聘请，在杨树浦发电厂任工程师。有一天他去餐厅吃饭，看见走在前面的英国工程师要了一份牛排，轮到他领饭时，他说他也要一份牛排，餐厅人员说，那是专供外国人吃的，中国人没资格吃，一听这话聂光墀即刻火冒三丈，随手掏出笔来书写辞呈，昂头而去，再也没有回来。解放前后，他在大同大学、交通大学任教授，是我国热力发电和蒸汽透平工程界的知名学者，还主编《造船文摘》杂志，在工程界享有盛誉。

可惜这位性格刚直的爱国知识分子后来的命运却很坎坷，“文革”中被扫地出门，住到十分低矮潮湿的贫民窟，反复地被抄家和揪斗后，致使他的心脏病瘁发，最后倒在弄堂口的积水里，含冤长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