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家花园 2

聂家花园百年春秋（二）

原载《上海滩》2000年8月号作者：宋路霞

曾国藩的“满女”曾纪芬

聂缉椝的夫人曾纪芬是曾国藩的“满女”（湖南人对最小的女儿的昵称），是聂缉椝去世（1911年）之后，聂氏大家族的精神领袖。

她1852年出生在曾氏北京贾家胡同寓所，正是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的第二年，而“满女”落地之时，又正是清军广西兵败的警报传递至京的时候。不久，曾国藩即奉命回长沙督办团练（招兵练兵），开始了率军剿杀太平军的铁血生涯曾国藩非常喜欢自己的满女，又擅长看相。《清史稿》说他：“国藩为人威重，目三角有棱。每对客人祝视移时不语，见者怵然。”容闳记初见曾氏时说：“总督命余坐其前，笑不语者约数分钟，予观其笑容，知其心甚欣慰。总督又以锐利之眼光，将予自项至踵，仔细估量，似欲察予外貌有异常人否。最后乃双目炯炯，直射予面，若特别注意予之二目者。”可知其相面的功夫之深。“满女”长到十二岁时，老爸也为之看相，然后对欧阳夫人说：“满女是阿弥陀佛相”，意思是说她像个小神仙，或许能给曾家带来好运。果真事有凑巧，第二年，江宁即告攻克，太平天国全线崩溃。曾国藩东下视师，旋带全家老小入驻南京（江宁），住的地方正是太平天国的英王府（陈玉成的府邸），于是，曾国藩威震天下，成了举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帝近臣，获得了汉族官吏的最高荣誉：一等侯爵。

曾国藩对别人都很严肃，唯独对“满女”不然。“满女”小时候因头上常生虱子，只得把头发剪成很短，直到11岁时才开始留发。当时街上流行女孩子梳抓髻（髻盘在头顶上，有别于旧式妇女在脑后挽鬏），这种抓髻须用铁丝制成一只架子，然后把长发绕上去，成一造型。“满女”眼见新奇，有意妨制，可是铁丝架子做得太大，致使小脑袋上顶了个大抓髻，未免有些滑稽。曾国藩见了就开她的玩笑说：“赶快叫木匠来，把门框改大一些！”

曾国藩对女儿尽管疼爱，但规矩很严。“满女”17岁时，时天下已定，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亲自为“满女”制订每天的“功课单”：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巳午刻，访花或绩麻，衣事；中饭后，做针线刺绣之类，细工；酉刻，做男鞋、女鞋或缝衣，粗工。并且要亲自“验工”：食事每日验一次，衣事三天验一次，细工则五日验一次，粗共每月验一次，每月须做成男鞋一双。并说：“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妇女于衣食粗细缺一不可。”而且规定，每个女儿出嫁，嫁妆不得超过200两银子。

上图：崇德老人八十岁时所摄

现在从这“功课单”来看，曾老太爷是想把女儿培养成一个勤俭持家的准家庭妇女，而实际上，“满女”做得远比其父所期望的要棒得多。她从小在其父身边长大，随父住过北京、长沙、安庆、江宁、保定，见识多广自不待说，又有两个杰出的哥哥：曾纪泽和曾纪鸿，他俩一个善长文史，一个善长算学，“满女”在旁耳濡目染，时有获益，又有仲嫂郭夫人（郭筠）常相从讨论，更能得读书论事之乐，这些都造就了她良好的心理素质。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她不仅自己绝无豪华奢侈之举，而且把这种勤奋、俭朴、求学、务实的家风带到了聂家，时时以“家勤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来要求和规范家族成员。直到民国后的几十年间，她的房间里仍置有一台手摇式纺机和一台缝纫机，凡能自己动手的事，决不假人替代。于是，作为一个总督之女，巡抚之妻,巨商之母，她在精神上，始终是这个工商大家庭的“总裁”。她自号崇德，家族的议事堂（最高的家庭议事会议）就以她的号为名，凡重要的家事都要与她商量。

左图：辽阳路老公馆中的一幢房子的近貌

然而她的几个姐姐却都很不幸。大姐曾纪静，因丈夫袁氏不规，年仅29岁就抑郁而逝了；二姐曾纪耀，39岁卒于法国；三姐曾纪琛虽享寿68岁，但40岁时就死了丈夫，而且终生受“无后即不孝”的精神折磨；四姐曾纪纯只活了35岁，在她23岁时丈夫就死了，婆婆又虐待她，“日食至粗之米，唯以莱菔（萝卜）为肴，月费（零花钱）一缗（一串铜板）亦吝而不与，其境艰苦可知矣。”；五姐早夭。曾家的三个公子也不长寿，老大曾祯第因出水痘，才一岁多就夭亡了；老二曾纪泽体质也不好，加上南北征战，只活了51岁；老三曾纪鸿是著名的数学家，可惜只活了34岁。兄弟姐妹当中，只有她这“阿弥陀佛”相的满女长寿而且多子多福，活到90岁，有11个子女，其中有九个为她所亲生。到她1942年临终前，子子孙孙四世同堂，已有一百多号人了。冥冥之中，曾家似乎也离不开她。当年只要一提起她要出嫁，老曾家就准要出事。她21岁时正要举办婚礼，新郎官聂缉椝从广东千里迢迢已赶到上海，而她的父亲曾国藩偏偏于一周前去世了，于是大丧期间婚事不能办了，只好将婚期推迟。谁知聂缉椝返回广东的第三天，他自己的父亲聂亦峰也去世了。到她23岁的时候，两家又议嫁娶，八月间，她的母亲欧阳太夫人又去世了，结婚自然又结不成，只好再将婚期推迟。直到第二年九月，“欧阳太夫人之丧已逾小祥”，总算可以出嫁了，然而已被打了折扣，因那时“国恤犹未及期年”，即同治皇帝之薨尚未满一年，所以在婚礼的仪式上，仅备仪仗而未用鼓乐，想必是在安安静静的气氛中拜了天地。此时，他们夫妻两人的上辈，只剩下她的婆婆张太夫人在世了。

“恒丰”的崛起

黄浦江边的恒丰纱厂是聂家的骄傲，曾有过二三十年辉煌的岁月，是本世纪初最大的私营棉纺厂，最兴旺的时候，拥有44400枚纺锭，3046名职工，电力动力总量达2198千瓦，每年出产棉纱37800包，棉布303000匹，资本额达108万两。这在当时，已是不得了的家当了，因为华新纺织新局开办时才45万两资本，官商合办的上海织布局（李鸿章领导创办的）也才投资100万两，而荣氏家族的申新纱厂那时才刚刚起步（1915年）。

这个厂在上世纪末是几个官老爷出钱合办的，除了聂家外，还有龚照瑗（任过上海道，驻英公使，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即是落于他手）、严信厚（李鸿章幕僚，河南、天津等地的盐务帮办等）人，有过赚钱的年头，但也常常亏损，直到1905年，有聂家三公子聂云台（其杰）出任总经理后，情况才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不仅连年盈利，使聂家有了实力可连年购买该厂的股票，而且到了1909年，竟以317500两银价，将整个厂子盘下，尽管此举是借了不少钱，但毕竟厂子成了聂家的独资企业，于是原先的华新纺织新局就改成了恒丰纺织新局即恒丰纱厂。

上图：1929年建造的恒丰纱厂厂房

说来有些难以令人置信，聂云台成功的“绝招”居然与我们当前的一些成功的企业的做法完全一致，无外乎主要是两条，即紧紧跟上国外的新技术，引进新设备，大搞技术改造和切实抓好人才的培养。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做的，他在九十多年前就已经做了。技术改造他先从动力下手，那时使用的动力原是华新沿袭下来的蒸汽锅炉，由于蒸汽锅炉的热度不稳定，引擎运转的速度不一致，影响到纺织品的均匀度，而且锅炉煤耗大，常常需清除水锈，费用较高。1912年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电气处为推广营业，奖励各厂使用电气动力，并廉价出售马达。别人尚在观望之际，聂云台断然决定采用电动机，使恒丰成为华资纺织厂采用电气动力的第一家。工部局为表彰他的带头精神，特批准恒丰用电价格打九折，以利推广。同时，他又对厂里的设备作了大胆的除旧布新，将旧车售出，购进新式机车。随着机器设备的更新，又下大本钱聘用洋员和培养自己的技术人员。他特约瑞和洋行为厂里装配零件，请光裕洋行派技师来厂教练润滑油添加方法，聘用德商瑞记纱厂的英籍工程师为工程顾问，还请其随时来厂视察机器保养和指导修理。他非常清楚，举办洋务就必须虚心学习最新最有效的技术和方法，接受“西风东渐”的事实，为此，他大手笔地投资新的设备，力求与国际接轨，与此同时，还结交了一大群科技界与实业界的洋朋友，请他们作技术指导，培养人才。他后来信奉基督教，并在青年会和工部局里担任职务，可能就是受了这些洋朋友的影响。

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长年累积起来的，与他从小生活在江南制造局内，这个中西结合的人事环境有关。当年的江南制造局就是中国“洋为中用”的传播西方科技思想和方法的最活跃的窗口，聘用了一大批外国科技人才和翻译人才，长年供职其中，共翻译了一百多部西方科技类书籍，其中传教士傅兰雅在其中供职达28年之久。聂云台的父亲本身就是该厂的总办，系洋务大员自不待说，这个厂又是他的外祖父曾国藩和李鸿章一手创办的，他母亲与傅兰雅的夫人又是要好朋友，傅夫人后来就教聂云台和聂管臣读英文。在该厂洋技师的指导下，他又自学了电器和机械种种课程。这种中西结合的科技环境，对他来说是得天独厚的。所以他虽然未留过洋，也没有进过专门的技术学校，而他的“洋务细胞”却异常地活跃，因为他有了江南制造局这个成长的摇篮。一旦历史的大潮把他推向恒丰以及纺织业的领导岗位时，他的“洋务细胞”就自然而然地“爆炸”，甚至发生“裂变”。

一家私营工厂举办技术培训班，并选派技术优良的职工出国深造，这在当时绝对是新鲜事。而聂云台从企业乃至整个纺织业的长远利益考虑，不惜下大本钱投资技术职业教育。他在厂内办技术培训班共办了8期，请外籍专家讲授新技术、新方法，还与南通一家工业学校联手，培养技术工人，被他送出国培养深造的前后有数十人。这些早期受训的纺织界的技术人才，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了纺织界的精英和领导干部，其中傅道绅先是任纺织厂厂长，解放后担任西安纺织局局长，全国人大代表；任尚武（任弼时同志的侄子），解放后先在恒丰当厂长，后调北京，担任中国纺织科学院的院长；黄炳奎、廖泰松都是恒丰的主要科技干部之一，后来也担任了某纺织厂的厂长。现在，聂家本身从事纺织业的人已很少了，但他们常常自豪地说：“解放后许多纺织厂的厂长都是从我们恒丰培养出来的。”此话不假，而且这些精英大多没忘记恒丰这块老土地，几十年间，每逢出差到上海时，总要登门拜访一下老东家及其家属。

由于聂云台在技术和管理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这时恰好又遇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列强放松了对中国市场的控制这个“黄金时机”，使恒丰在十多年间又有了大的飞跃，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获利逐年增加，1918年资本为60万两，1919年增至90万两，1925年达108万两，恒丰成了上海实业界一面成功的旗帜，聂云台不仅成为聂氏家族的中心人物，还被工商界誉为“纺织界泰斗”。

上图：恒丰纱厂车间一角

有限的经济与无奈的政治

在聂云台出任上海总商会会长期间，还做过两件对中国现代政治有着深远意义的事情。一是发起主持了1921年10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商会联合会与全国教育联合会的联席会议，聂云台作为商会方面的主席，黄炎培作为教育会方面的主席，共同主持了会议。会议历时6天，来自17个省市的代表共150人。这些人不是商人就是书生，而讨论的问题却都是中国内政外交中最为重要和敏感的问题。会议形成了9个文件，其中有《对外宣言》，内容包括否认未经国会同意的不平等条约，取消日本逼签的二十一条，要求无条件交还青岛，开放门户，予各国以机会均等；《对内宣言》内容包括整理财政，废督裁兵，停止内战，组织国是会议等等。这是在国内军阀当政、山头林立的政治情况下，商人和文化人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对政局的公开干涉，是中国商人从在商言商转向参政议政，要求登上政治舞台的重要转折点。这些文件的精神，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一直是中国资产阶级参政活动的总纲，尤其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废督裁兵、组织国是会议三项，成为民族资产阶级长期为之奋斗的主要目标，显示了这个阶级政治上的能量和愿望。

第二是组织了1922年5月上海总商会召开的国是会议，制订了《国是会议宪法草案》。意味深长的是，该草案是一部仿照西方联邦制国家的宪法草案，其头章头条即明确宣称：“中华民国为联省共和国”，对于国权、省权都有了明确的宪法规定，其核心在于防止中央政权侵害地方权力。这样一个要求发展地方经济、禁止和避免独裁专政的宪法草案，自然是不会被军阀的政府所承认的，但在中国宪法史上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辙，反映了当时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要求和理想。

这年七月，聂云台在上海总商会任职期满，由宋汉章继任会长，但他仍担任着全国商会联合会上海总事务所干事长的职务，参与了日益高涨的“废督裁兵”运动。11月，他与余日章、蒋梦麟、黄炎培一起被举为裁兵劝告会负责人，联名发出通电，劝告政府实行“废督裁兵”，这个通电，被称之为“十二年废督裁兵第一声”，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

聂云台在政治上还有一件鲜为人知的壮举，即在二十年代初资助革命党人（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罗章龙在回忆录中谈及此事，说是“蔡和森以个人名义向上海资本家聂云台（湘乡人）请求帮助，聂允其请，捐三千元作蔡氏全家赴法用费，使得成行。”解放后，李维汉同志曾对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负责党史陈列的李俊臣同志说过此事，还说他当年赴法勤工俭学，也曾得到上海聂老板的支援，给了他300大洋。得到赞助的还有其他人。

后来人们知道了，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先生因当年有过赞助革命党人的义举，解放后倍受人民政府的关照，还进中南海参加了毛泽东同志的60寿宴，而聂老板所做的好事，却无形中被人们淡忘了。他1953年去世后，连他的名字也难得被提起，而他创办的恒丰纱厂在1960年又莫名其妙地被宣布为“敌产”，整个家族所遭受的厄运就可想而知了。大概一切都是阴差阳错吧，此事后叙。

一条信息毁了整个企业

如前所述，聂家企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其主要的代表是大中华纱厂的创办。当时聂家已居全国纺织界之首，资金雄厚，创意新颖，天时地利与聂云台本人的胆气，都足以使之能与国际最先进的纺织技术接轨，于是新生的大中华纱厂处处标新立异，求大，求新，求强，从英国购置了一流的设备，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厂区设在吴淞镇旁边的蕴藻浜畔（即现在的国棉八厂），规模自是前所未有。

1919年初创时仅定资本90万两银，聂云台登高一呼，购股者群起响应，不出几个月即全部募足。聂云台在大好形势下又被实业界朋友实业救国的热情所鼓舞，遂将大中华的资本一增再增，建厂方案一再修改，规模翻了几翻，资本从原定的90万两接连增至120万两、160万两、200万两，纱锭设备由2万锭而接连增至3万锭、4.5万锭，最后实际建厂投资已用去近300万两，而额定股本200万两在实际上只能得154万两，这就使企业负债过多，流动资金反而无从着落，所以从一开工起就显得有些先天不足，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同时由于一再修改、扩充方案，建厂时间拖得太长，从1919年6月发起，直到1922年4月才建成投产，而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已渐渐复苏，列强们重新发起对华市场的控制，而中国民族棉纺织业的“黄金时代”已临近尾声，错过了发展的大好时机。

1922年4月大中华正式开工后，因有先进的设备和一流的技术，所生产的粗、细纱一上市就很畅销，不仅是江南地区，还可销往湖北、湖南、四川等省。不幸的是，这些高质量的棉纱线卖出即亏本，因为受西方资本的影响，市场花、纱、布的价格已经暴跌，而大中华囤积原料过多，使营业大受亏损，营运资金本来就捉襟见肘，此时已难以应付。不久，四川战争骤起，棉纱价格继续暴跌，而棉花的价格却不断上扬，市面迅速转入萧条，中国民族纺织工业的危机已经到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由上海钱庄和中外银行、洋行组成的银行团就不愿再为大中华贷款，因为市场萧条，亏损太大，“大中华”象个无底洞，垫进去多少就赔多少，市场何时能复苏谁也难以预料。在没有营运资金的情况下，大中华只好停工停产了。1924年4月，迫于债权人的压力，大中华只好登报拍卖，但迟迟没有人响应。债券团遂作出决定，在8月21日拍卖这个厂子。用近300万两资金建造起来的厂子，仅定价194万两。然而此时已是江浙战争的前夜了，上海市郊已是两军对垒，一周之后（9月3日）即战争打响。此时战火即将烧到家门口了，谁还有心思投资近200万去买一个亏损的工厂？

事情已到了如此田地，是聂云台万万想不到的。这期间他到处奔走，处心积虑力挽狂澜，想挽救这个中国第一流的“模范工厂”，然而在市场和政局的轩然大波面前，纯个人的能量又能起多大的作用呢？所谓“难与运相争”，概是指此。后来经过近半年的折腾，大中华终于以159万两的低价，盘给了郭氏兄弟的永安公司，大中华总计亏损银200万两。

这期间还有一个致命的原因，是一条错误的金融信息的误导。

当初聂云台是通过洋行向英国订购设备的，是以银两兑换成英镑付的定金，只占全部设备费用的四分之一。1919年因大战刚刚结束，英国经济有待复苏，不仅购机器相对容易，价格便宜，而且中国银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很吃香，英镑与银元的比价一跌再跌，由每两5先令，跌到每两6先令、7先令，后竟至9先令，大有一泄不可收之势。其实这时已跌到“谷底”了，接着就是反弹。随着英国和整个欧洲战后经济的恢复，英镑的比价很快又得以回升。然而这时的聂云台，也许是从他的那群洋朋友那里听来一条完全错误的信息，认为英镑的回升是假象，接下来仍要狂跌。于是聂云台稳坐钓鱼台，有意放慢了与洋行结算的时间，希望英镑继续下跌，这样大中华便可从中获利，以减少投资造厂的成本。

然而这条信息毕竟是错误的，回升后的英镑不仅没有下跌，反而一路上扬。聂云台苦守着大量未结算的英镑帐目，目瞪口呆，最后不得不以昂贵的代价予以了结，使设备的总款项达23万英镑，而英镑与银元的汇率早已倒挂了。这无疑是给新生的大中华来了个雪上加霜，聂云台为之弄得心力交瘁，这一年大病一场，几乎一病不起，他在实业界和整个社会上的威信也一落千丈。病中的他，已无法再在商界拚搏，家族的企业，就交给他的六弟聂潞生（其焜）去打理。他仅挂董事长的名誉，实际工作已无力多问了。

不知病中的聂云台是如何反思这几年的神话般的跌宕起落的，总之，他从此不再相信基督教了，告别了那帮洋朋友，开始与佛教界的居士们交往，皈依了中国的神仙。原来他的母亲曾纪芬是信佛教的，后来在他的影响下转信基督教，现在他要放弃基督教而转信佛教了，又反过来劝其母回归佛教，但他母亲这一次不肯返回了，由他自己去信佛吧。所以聂家有位孙子回忆说，当初三爷爷（聂云台）住在楼下，老太太（曾纪芬）住在楼上，常看见老太太在楼上接待牧师，而三爷爷则在楼下接待居士，他们各信各的教，而为人处事的方法却非常的一致，都非常的善良和俭朴。现在想来，那是一段非常特殊的家庭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