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炼狱里出来的人
原载《现代家庭》2000年12月号 陈苏
（转载时改正了几处明显的错误）
聂崇永骑着没有牌照的助动车穿行在喧嚣的大街上，和那些忙碌而疲惫的中年人毫无二致。只有当翻开那他发黄的家谱，你才会发现，他的姓联系着中国近代史上的好几个显赫的人物。
他的姓氏注定有着太多的荣耀和磨难。他还未降临到人世，他的前辈已经创立了显赫的家业。他的曾祖父聂缉椝精明能干，成了曾国藩的乘龙快婿，娶了曾六小姐曾纪芬。他又被左宗棠看中，在李鸿章大办洋务之时，他被任命为上海机器制造局会办，继而升任上海道台，后又任浙江巡抚，并创立了恒丰纺织总局，即后来著名的恒丰纱厂。聂崇永的伯祖父聂云台子承父业，在上海大办实业，先后创办了大中华纱厂、大通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华丰纺织公司……1920年，被拥戴为上海总商会会长。聂崇永父辈这一代，大都出国留洋，他的父亲则负笈东瀛……
童年的记忆遥远而朦胧。聂崇永听母亲说，曾祖父生了12个子女，祖父是第6个。那时他们这个大家庭住在杨浦区一幢气派的花园洋房里。聂崇永是七房长孙，年迈的曾祖母非常喜欢他，时常抱抱他，还给他起了个小名叫“富子”。童年时最难忘的是随父亲聂光尧在湖南洞庭湖畔生活的那段日子。从日本留学归来的父亲，夜晚常常吹起动听的口哨。父亲只要信手涂几笔，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就跃然纸上，几个男孩惊讶不已，这大概就是他们兄弟最早的绘画启蒙。最开心的是堂妹10岁生日那盛大的party，聂家百来个亲戚欢聚在绍兴路的豪宅里，那里有个大花园，还有游泳池。大人们在大厅里跳舞，聂崇永和堂兄妹们在花园里玩官兵抓强盗的游戏，玩倦了就到二楼的放映厅里看卡通片。
1949年，周围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聂崇永还是个不谙世事的13岁少年。他只觉得快乐的时光不再有了，父亲因不愿随联合国驻上海办事处到美国而失业。聂崇永的父母都不是会理财的人，很快就落到连饭也吃不上的窘境，一家人喝了一星期的粥。母亲整天绷紧着脸，和父亲的争吵越来越频繁，最后直至闹到离婚。聂崇永和三个弟弟跟着父亲，母亲则带着两个最小的弟妹。
到了60年代，他们的生活每况愈下，聂家的私营产业被宣布为敌产，明令没收。文革开始后聂家自然是首当其冲的查抄对象，聂家的各家各户都被翻了个底朝天。历次运动的冲击使聂家的长辈胆战心惊，嘱咐儿孙，聂家后代千万不要再做官！但老人的先见之明还是没能使自己的后代免遭厄运。当时的聂家兄弟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那时聂崇永在装卸机械厂当技术员，由于他画得一手好画，厂里的宣传画都是他画的。他的人缘特别好，在大字报满天飞的动乱年代，厂里一千多号人，唯一没有遭到大字报攻击的就是他。然而，天天在揪“阶级敌人”的恐怖气氛中，又眼看着自己的好几个亲戚受冲击，一种不祥之兆萦绕在他心头。
1968年1月22日，厂里又开批斗会，这是一种人人自危、令人胆战心惊的会。工宣队突然宣布：“把我们厂里隐藏最深、伪装得最好的反革命揪出来！”紧接着，聂崇永就被两个彪形大汉架着，乘“喷气式飞机”被揪到台上。他立即被暴风骤雨般的批斗淹没了，随后被关进了车站路上的第一看守所隔离审查。
这突如其来的惊变，他的家里还一无所知。妻子不见丈夫回家，抱着出生才4个月的儿子，冒着寒风到厂门口打听，听到这个晴天霹雳，当即昏倒在地。
在看守所里，聂崇永遇到了王若望和郁达夫的侄子郁兴致。他们都是乐天派。尽管犯有“口腔科”之罪，他们还是不改口若悬河的个性，谈天说地，使他暂时忘却了烦恼。王若望安慰大家说，我们这些口腔不干净的人都会得到宽大处理，小聂一定是我们中最早出去的。他们还约定，出去以后每年的5月1日，大家在复兴公园大门口等，不见不散。这个历史之约，一直延续了十年。
一个月以后，聂崇永被押回厂里宣判。他万万没想到，等待他的竟是一纸逮捕令。他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判处有期徒刑七年。这个宣判如五雷轰顶，这个单纯的年轻人怎么也无法把自己与这个可怕的罪名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他的一生都被断送了。
他被送进了提篮桥监狱。一个月后，妻子抱着当时才五个月的儿子来看他，柔弱的她泪水涟涟，欲言又止。妻子的家里个个都是党员，她又是做小学教师的，实在顶不住学校和家庭的压力，说只能先和他离婚，等他出来后再复婚。看着妻子清秀的脸庞在几个月里就憔悴了许多，他的心在颤抖。这个抉择实在太难了。要知道他们这个家才建立起来一年多，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融人了他的心血，现在一切都将失去，他不知道如何支撑着自己在黑暗的牢房中活下去。然而，因为爱，就不该连累所爱的人。他狠狠心，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那天，他躲到没人的地方嚎啕大哭。
初进监狱是最难熬的。在“对阶级敌人决不施仁政”的极左政策下，提篮桥的生活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四个人挤在三平米的监房里，聂崇永是新来的，自然睡在最差的地方——脸紧挨着马桶。半夜，他常常被带着臊味的“毛毛雨”淋醒，只能蒙头忍受。伙食的粗劣、生活的单调还不说，内心的痛苦更是难以用言语表达。但聂崇永凭着达观和坚韧，在那个非人的地方坚持了下来。后来他到监狱的工厂劳动改造，他把全部精力放在工作上，不分昼夜地干，用他那富于想象力的头脑，搞了许多技术革
新，还放弃休息时间出黑板报。管教干部看他本分肯干，把他提升为犯人的头带领犯人学习的大组长。回想起来，这居然是聂崇永今生所当的最大的“官”了。
1976年，他刑满出狱。出狱时，前妻托人捎来口信，想和他见上一面。聂崇永永远难以忘怀那个早春的下午，他们在静安公园附近相见了。当年还在襁褓中的儿子已经8岁了，长得虎头虎脑的。虽然儿子对他这个父亲完全是陌生的，但他还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这就是自己的儿子，和自己血脉相连的儿子！那天她流了很多泪。她再嫁后生活得并不顺心，丈夫和她志趣不合，她说她还保存着聂崇永给儿子制作的玩具，甚至他写的每一张小纸条。他的眼睛也湿润了，那一刻，他很想把她拥人怀里，但他没有。他知道破镜已经难以重圆了。
他得到平反，重新回到厂里工作时，已四十出头。在热心人的穿针引线下，他和一位在街道厂工作的姑娘项雯娟相识了。尽管她没有他的前妻白皙漂亮，但她的贤慧大度打动了他。她接纳了他以前的一切，而且不计较他经常去看看前妻和儿子。历经了风雨坎坷的他，只希望有个平静安宁的港湾。
婚后不久，他们有了一个儿子。那时，项雯娟在描图社工作。有一次，她带回一张同事从国外杂志上剪下的滚球机平面图，同事都知道她丈夫是个心灵手巧的工程师，希望他帮助他们设计制造出自己的滚球机。于是，夫妻俩挑灯夜战，聂崇永设计，妻子描图，半年后滚球机研制出来了，他们用这笔报酬买了好几样电器。
然而，幸福的日子总是短暂的。就在夫妻俩共同描绘新生活之际，厄运降临到他妻子头上。她得了尿毒症。对于这个生活刚刚有所转机的家庭来说，这无异于晴天霹雳。从此，他们开始了在家和医院奔波的漫长生活。
她住进了医院，通过不间断地做腹膜透析来维持生命。做腹膜透析最怕交叉感染，一感染就可能致命。有一次，她的大脑和五脏六腑都感染了病毒，人事不省，中山医院的医生都断定她没救了，要家属准备料理后事。可是聂崇永没有失去救妻子的信心，他听说人参花有排毒功能，便到药房买了许多，死马当作活马医，给她服了下去。晚上，她开始腹泻，恶臭的粪便，像喷泉般冲了出来，喷了他满头满脸。他毫不嫌弃，不停地为她擦洗，折腾了一夜，竟用去了五刀卫生纸。第二天，她神志清醒了，竟然奇迹般地从死神手里挣脱回来了。
为了减少感染和节省医药费，聂崇永在家里搭了一间一平方大小的隔离室，天天用紫外线消毒，让妻子回家治疗。这种病的用药量大得惊人，每月都要用卡车去装。项雯娟的单位是一家街道小厂，很快就会被如此巨额的医药费拖跨。一家人商量再三，项雯娟的全家人集资，开了一个烟杂店，贴补她的医疗费。妻子的病时好时坏，这是一场耗
时长久、没有尽头的搏斗。病痛的折磨使原本温柔的妻子变得暴躁易怒，聂崇永不但要以坚韧的毅力和超常的耐心伺候她，还要照顾牙牙学语的幼子。不管人有多累，心有多烦，他的脸上都得始终保持着微笑。这种搏斗，比在狱中需要的意志力还要多几倍。
那时，聂崇永经常利用工作的午休时间，急匆匆地骑自行车往返于浦东和中山公园附近的长征制药厂之间，化验他妻子的腹透液。那年夏天，天气特别炎热，气温高达42度，他骑着自行车在溶化了的柏油马路上疾驶，汗水浸透了他的全身。烈日很快又把汗水烘干，他就活像一条烤干的咸鱼。妻子见了心痛地说，我还不如死了的好。
聂崇永实在太累了。他渴望休息，哪怕仅仅是片刻。有时骑车时，他见前面路段没有行人和车辆，便闭上眼睛休息一小会儿。就是这短短的十几秒钟，也是一种享受。后来，骑自行车打瞌睡竟成了他的习惯。这个危险的习惯差点要了他的性命。有一次，他的瞌睡比平时多了几秒钟，等他睁开眼睛，车子已在十字路口，一辆出租车横向驶来，把他撞到半空中。此时，他只有一个意识：“我不能死!”在落地的一刹那，他一个翻滚，脑袋没有着地，却落了个髋骨骨折。他在病床上一躺就是三个月。
多年的折腾，使本来就没多少积蓄的他—贫如洗。妻子的医药费是个无底洞，小小的杂货店也难以为继。这个家庭又一次面临绝境之时，他远在比利时的三弟来信，让他画几幅国画试试。他们几个兄弟从小都喜欢涂涂画画，虽然没有受过正规训练，但油、国画都能来两下子。没想到，聂崇永画的猫在比利时大受欢迎。他自嘲地说，比利时家
家都有我的“猫”。从此，他的画源源不断地寄往海外，他的一幅国画还得了金奖，同时，他为一家儿童杂志写作，发表了好多篇故事作品。他画画和写作，既是为了弥补经济，更是为了寻求寄托。长期面对一个病人的苦楚是难以言说的，他必须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才能支撑这个惨淡的家。
妻子和病魔的抗争，终于到了最后的时刻。1997年2月，维持她生命的最后措施“血透”也无效了，她终于得到了解脱。而他也终于可以松口气了。连医生都认为这是一个奇迹，和他妻子同时患病的人，早已全都离开了人世。
现在已经退休的聂崇永在上海西部有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门口有个小天井，他种了不少花草。对于妻子，他问心无愧；对儿子，他却有深深的愧疚。这么多年来，他实在无暇顾及儿子。儿子从小就很少享受过家庭的温暖和父母的爱，也没人操心他的学业。儿子没有考取大学，现在待业在家。19岁的人，就已感到人生的黯淡。父子之间的话越来越少，儿子的前途是他最大的心事。
在聂崇永六十多年的人生中，真正的婚姻生活加起来只有三年。现在，他要独自支配余下的时间了，他画画，教画。他的髋骨已经坏死，走路瘸得厉害，不能像以前那样跳舞、登山，但他不会放弃生活的信念。
在这个繁华的都市里，聂家的后代就这样生活在我们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