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7年从湖南老家回到上海后已过了半个世纪，一直想回去看看, 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种欲望越发强烈。今年趁三弟崇平回国之机， 策划了这次怀旧之旅. 10月2日搭火车去长沙， 千里之行以一声火车长鸣开始。

时隔53年, 老家如今怎样了; 有电灯了吗？通不通车; 邻居还在吗？见面还认得吗? 有无客栈过夜就餐！心头掠过一丝不安。 但想起又能看到 “局里” 堤外白浪滔滔的洞庭湖转而兴奋不已。

翌日，抵达长沙。衡山聂氏族人聂光永(叔)，聂崇光(兄)，聂本俞(侄)到站迎接，第一次见面，受到热情招待，吃家乡菜，游览市容。1942-1944年我们曾住在这里，记得满街乱跑的黄包车，叫卖河水的挑夫，夜间报时更夫的敲梆声，以及日本飞机轰炸时我们躲在夹墙中的情景。当晚我们在湘江码头乘一艘 “豪华” 客轮去草尾镇。这艘船 “豪华”得令人啼笑皆非，设施破烂，陈旧，可爱的同胞们又肆意糟蹋。劣质烟味充斥船舱，瓜皮果壳铺满甲板。我们不得不动用经济杠杆，获准一独立单间才逃此一劫。

隔日八时到达草尾镇. 此镇是湖区农副产品集散地，水路交通四通八达。西可到沅江，益阳，长沙。东可达岳阳，汉口。我曾于1942年，44年，47年先后三次路经此地， 留有淡淡印象。如今卡拉OK厅，美容美发院取代了往日的铁铺，江面上“倒把子”(帆船)已消踪影， 只有那些 “豪华” 轮得意地来回穿梭。姑娘，小伙打扮入时，无怪他们把草尾比作 “小香港”。

草尾到垸子30华里， 汽车只达 “大同闸” (后文还将提到此地)。 记忆中离目的地已不远了.我们租下一辆 “面的”。司机叫谢明强，绰号黑狗，不一会功夫就到了“大同闸”。热心的黑狗继而询问前往种福垸的路径，我们还将聂士达名字抬出来以供线索。令人吃惊的是聂士达路人皆知。聂光圻字士达，二房人士(我们以大伯相称)为聂氏家族委派种福垸的全权代表， 解放后尤其在文革中成了当地阶级斗争教育的反面教员。 没有想到今天我们居然沾了这个反面教员的光。 几经周折便进入原种福垸管辖区， 遇一姓彭老者(82岁), 熟悉垸子往事， 得知我俩是 “喜少爷” 的少爷， 便上车带路. 行不多远，上一土坡， 已无路， 彭老示意我们下车宣布这就是我们要找的 “局里”。我和三弟环视一下四周，几乎异口同声用半生不熟的湖南话问道: “咯里就是局里?”。

“局里”是我们对刘公局的简称，是种福垸行政首脑机关所在地。民国初年，聂氏家族利用上海恒丰纺厂赚的钱，在湖南洞庭湖畔购地五万余亩，筑长堤围湖造田。堤高数十米长几十华里。刘公局就设在堤上。局机关一字排列东西约一华里。最西端是药铺，与其相邻的是高级职员住宅区。聂祝山，张十老爷就住在这里。紧挨着是一片果园，由大伯心腹周忠干把持。早些这片土地原是十房叔叔们寓所。在一次熏腊肉时不慎烧毁。果园以东是“高干”住宅，大伯和我们占有一席之地。办公室与其相邻，师爷们就在此上班，滴滴答答算盘声终日不绝，东面是食堂和颇有规模的厨房。向东延伸是一排谷仓，是佃户们交租纳粮的地方。隔壁是一所学校，专供职员子女就学，最东头是“乡公所”，它是刘公局的“国防部”。有枪支数十，兵丁若干，一律穿黑制服。他们东西各设岗哨，禁止闲人通行。大堤北倚一望无边，烟波浩翰的洞庭湖。这本是我们确认“局里”的唯一标志，如今已不复存在。在“以粮为纲”的年代里，被围湖造田所填没，只剩堤下一条河沟。没有了湖，堤也就失去了作用，渐渐萎缩，至今不足三米。堤上的建筑自然荡然无存。我们一行西行至原药铺旧址，望着这块杂草丛生的荒芜土地。五十年前景象油然而生。

为了治病的需要，垸当局在这里设立了一颇具规模的药铺。由钟先生全权负责。然而近水楼台未得月，不久他就得肺痨去世，钟先生的堂客（妻）--钟先娘子，原是恒丰纱厂的女工，和我家来往甚密，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她一直以总管的身份，主持我家常务工作。她儿子叫萼华，长我四、五岁。一身好水性，十多岁就能在洞庭湖中搏浪嬉水。他很有学问，教会了我们用南瓜竿茎制作虹吸管，大量运用在后院“水利工程”之上。他的侠客故事更使我们着迷。我曾模仿故事中的侠客，修炼口吐利剑，一道白光，取人首级，自然是徒劳。首级安然无恙，只是使人掩鼻而去罢了。1942年四弟崇良出世不久，我们就举家迁往大火后的长沙。44年初夏日本鬼子进攻长沙，我们仓皇逃至湘潭，走投无路之际，避难于湘潭附近冯树初（佣人）家，深秋，天气渐凉，我们没有御寒衣服，只能再度长途跋涉，一路千辛万苦经草尾回到垸子。大伯将我们安排在这空置已久的药铺。于是往日的药铺就成了我们的家。结束了这半年流离失所，风餐露宿的苦日子。我站在这里回想起当时这段短暂的安宁（不久又遇到更惊险的事件）日子。久久不愿离去。离开“药铺”行至“高干”住宅，彭老指着堤南一遍自然水域说：这是喜少爷的游泳池.

喜少爷便是我们父亲，30年代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两国紧张后中途辍学回到上海，当时上海也是战云密布，父亲尚无工作，便带着刚满月的我和大哥去了种福垸。大伯任命他一个可有可无的职务，终日无所事事。骑马，游水，狩猎，打牌，过着悠闲的日子。他把门前堤下水塘辟为游泳池，岸边筑起跳水台，经常以难度系数最底的飞燕式纵身入水，招来不少旁观者。一天某农民也想上台一试，他那里掌握跳水要领，直挺挺地拍在水上溅起一遍水花，大家捧腹而笑。我痴痴地望着水塘，如今父亲也已作古，旁观者大多恐怕已不在人世。我默默地祈祷着他老人家在另一世界能重操旧业，为这些相随西去的旁观者再展示一次“飞燕”雄姿。

彭老很佩服“喜少爷”，提起风车之事，其实父亲并不善长数理。但当时却设计出风车兰图，种福垸全是水稻田，少不了排水灌溉，这些繁重的事全由人力完成。父亲设计的风车能见风使舵，木制齿轮传动，驱动水车，日夜运转，深受农民欢迎。

再往东已无路可走，空荡荡的荒地再找不到遗址可供怀旧。时间已近中午，我们便回到彭老住处一酒家美餐了一顿。下午该去日夜思念的“南干堤”了。

南干堤与刘公局大堤平行，相距约7-8华里，是种福垸南部边疆，隔河相望是一遍绰号叫“九公斗”地主的领地。大约1945年春，日本鬼子夜袭种福垸。当时信息不灵，当鬼子临近药铺我们才发觉。那是一个没有月光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我们连滚带爬地下了堤，上船逃命，刚离岸不足百米“药铺”就被点着，顷刻之间化为灰烬。其实我们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父亲一套木工器具被付之一炬实为可惜。家被烧，便迁居南干堤滕老爷处。滕老爷叫滕洪贵，是祖父的马弁，江湖上有点名气，据他说当年贺龙走投无路时是他“放他一马”。47年我们回上海他一直护送至汉口。

我们在滕家西侧盖了新家，于1945年端午节竣工，不免敲锣打鼓热闹一番。新宅为两室一厅，父母卧室有卫生间，而我们只能与猪共舞，好在当地随地大小便不当回事，也不必担心污染环境，每每事毕，还未及整装，狗已将出口之货吃光舔尽。至于善后，则往往随手拾来瓦块篦片，一刮了事。

或许大河两侧各有其主，两岸小孩情绪对立，战事频繁，用泥块瓦片互相投掷。当时我们年小力单，射程只及一半，只能充当后勤。年稍长者冲锋在前。其中一个叫“运伢子”的，臂力过人，射程能及对岸，颇有杀伤力。战事一起，必见他的身影，骁勇无比。虽然我们才十几个人，还是封他为“师长”（少将军衔）。他能骑光背马，飞奔于田埂堤间。会水性。尽管是狗爬式，当时也够我们羡寞不已的了。他还有一绝活，能修正光的折射，准确无疑地叉到水中鱼儿。就这些出众的本领，使他在孩子们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连我们这些少东家也鞍前马后，心甘情愿听他摆布。

南干堤穷乡僻壤，自然缺医少药。得病大多求神拜佛。当地有一种类似北方“跳大神”的迷信活动。凡患病者经郎中久医不愈便请“师公”（记得姓唐）“发马脚”。唐师公手舞关云长大刀，在病家晒谷场上转圈子，突然卧地打滚，口吐白沫，表示他已被神附体，擦去嘴角余沫，坐到太师椅上, 开始向跪在他脚跟前的病人家属传授治病秘方。一般跪者并不急于记录，因为处方即使神不说人们也都知晓。当师公即将还俗下凡，似乎想起一件事，对病家说“唐师公很辛苦，要多多酬谢啊”。这时围观者才从他唯一的一句真话里明白了其中缘由，露出了马脚真相，但即使如此，我们孩子们还是百看不腻。的确，南干堤最缺乏的就是文化生活，没有电视，没有报纸广播，更没有电影，只有影子戏。每当演出，必到无疑。那怕是河对岸上演，我们也会在夜幕掩护下划小舟偷渡过去。尽管我们都明白，一旦被对门伢子发现，后果是很难设想的。过年过节是我们孩子们最难忘却的大事。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赛龙舟，吃粽子。八月中秋，明月高挂胜似一盏明灯，在没有电灯的农村夜晚，别有一番景象。七月初七是鬼节，家家户户都没有祭台，为故去的亲人招魂。这一天我们不敢外出，深信获得“探亲假”的鬼们，一定迫不急待回归故里。我们在家窥视来往路人，一旦发现陌生者，认定必鬼无疑，只是有点搞不清，为何鬼和人长得一模一样。

春节过年是最热闹的日子，家家挂满了腊鱼腊肉。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农民纷纷将年货送到我家。年三十晚上，大人在家打牌赌钱，孩子们则兴高采烈放花筒，鸣炮竹。此时两岸伢子们，暂歇战事，和平相处。大年初一，舞龙队，花鼓戏挨家挨户演出，川流不息。我们那位“少将师长”父母双亡，家境贫寒，这几天是他讨乞的好日子。我以“副官”身份跟随其后。施主们看到少东家亲自为他保驾护航，岂敢怠慢，纷纷争先解囊。由于我坚持只收现金，不要实物，不大一会，花花绿绿的法币，关金票满载而归。回扣分文不要，一则是当地尚处于自然经济，除“笔杆子糖”“片糖”外没有孩子们爱吃的零食。二则是家里财务制度严禁设有小金库。这种“极左”经济政策使我至今还把去商店购物看作是一件苦差事，经商更是一窍不通，炒股则战无不败。

车开了约10几分钟，便到了南干堤。堤前的大河依旧存在，比印象中还要宽些。河对岸无大变化，当年对门伢子的住房改善了许多，砖瓦代替了简陋的茅草，而河的这边，一遍荒芜，堤岸已少有人家，“一去二三里，烟囱四五家”的景象已不复存在。我和崇平艰难地走在堤上，静静的河水长满了带刺的荷叶，菱角和一些不知名的水生植物，鱼儿在水中游弋，偶尔跃出水面，使寂静的河面添加了几分生机。几只青蛙悠间的坐在荷叶上，瞪着大眼，嘴里嘀咕不停。一阵轻风掠过，夹带着迷人野花芳香，使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光。路遇一农户老者，据他回忆我们站的地方原是一所学堂。好！有了学堂旧址这个参照点，别的地方就不难确定了。学堂就是原“国民小学”，由垸当局出资修建。学生都是当地农民子弟，不收费，老师则由当局去省城找经济困难的中学毕业生到此打工，每学期工资为35担谷子。当时大哥和我已到上学年龄，母亲便送我们去这所离家约二华里的学堂上学。校舍只有一间大屋，各个班级都参杂在一起，老师轮流教课。我和大哥同上最高年级—四册，相当于二年级。由于我的特殊身份，受到老师的偏爱，很快便提拔为“学生会主席”。早晨，稍息，立正，升旗，背诵总理遗嘱全由我来主持。一次我还带领这邦赤脚伙伴来回十几里路去“局里”喝一碗牛奶(美国战后剩余物质)。不久出于学习质量的考虑，请老师到家里来教学。“学堂”设在家西侧的尼姑庙，学生只有我们兄弟四个。第一个老师是男的叫唐令白，善于吟诗填词，我们主攻古文和书法，特别要我们背诵文天祥的“正气歌”。据说走夜路背诵它可驱邪壮胆。第二个老师是女的姓朱，长沙第一师范毕业，她给我们带来了洋学堂崭新的学习气氛。记得第一堂游戏课便是“London bridge falling down”。教我们乘法口诀，学会了分数开方，利用圆周率计算周长和面积，还增添了体育，音乐课，跑步，跳绳，游水，唱歌，在此之前我们只会哼花鼓戏小调。那时父母已去上海，因而朱老师既当老师又是监管，朝夕相处，胜似亲人。学期终了，老师要回长沙，我们兄弟死活不肯，她借上厕所偷偷溜走。我们发觉上当，紧追不舍。一直到七八里外的大同闸才追上，又拉又扯，又哭又闹，惊动了当地庄主，问清缘由后，带我们到庄主宅中，好吃好喝一番，派了两个家丁把我们押送原籍，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到这位心爱的朱老师了。

正当我沉醉于回忆之时，不知从那里窜出两条野狗，气势汹汹向我们冲来。我弯腰作捡石头状，其中之一立即吠而不前。三弟从容不迫毫不理会，把另一只狗也唬住了。这两个畜生一定在暗自捉摸，今天可碰上两位高手了。它那里知道我俩曾和它们老祖宗打过交道，深谙狗性，在受到狗攻击时千万不能跑。当年南干堤农产家家养狗。因而狂犬病时有发生。我曾亲眼目睹多起狂犬病患
者临死前的惨状。狗一旦被感染成为“疯狗”。目光呆滞，伸得长长的舌头流着涎液，尾巴下垂夹在后腿中。这时它开始主动攻击生人。受害者绝难幸存。疯狗必须立即除掉。杨师傅是打狗高手。我记得一天黄昏，他手持锄头，站在小路桥头，威武之状不亚于当阳桥的张飞。

人们驱赶着一头疯狗直向他扑来，他手起锄落，准确命中头部，可怜这个“精神病”患者一声哀鸣，应声倒地。杨师傅是我家厨子，他烧的鱼杂碎、腊狗腿、芋头是我最喜爱的菜。或许我深受杨氏菜肴的影响，至今还念念不忘，对龙虾海鲜毫不感兴趣。我家也有一头四眼黑狗，我们外出它寸步不离，保卫我们不受野孩子的欺侮。并忠实的守护着我们这个实在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家。当我们从水路离开南干堤回上海时，他一直在岸上跟随，过了一村又一村，越过一河又一河，最终在视野中消失。我们静静地眺望着远方渐渐变小的黑点，悄然泪下。

解放后，在围湖造田之余，种福垸被辟为劳改农场，居民都迁往别处。后来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劳改农场又被撤消，因而堤上荒无一人，再也找不到记忆中的熟人：李文肇，秋姑娘，刘一钻子等，至于我们那位“少将师长”更不知道在那处何方。

下了南干堤往回走，根据距离的推算，应该到“长湖”了。彭老点头认可了我的判断“长湖”并不是湖，而是一条宽一华里，长数十华里的河，盛产莲子，藕，菱角，鱼类，是种福垸副业生产基地，两岸设有10余米的深水区，并有护湖队巡逻。记得有一天我跟着一群细伢子，游过隔离区来到湖中央，摘莲蓬，采菱角，大饱口福，好不开心。不料被护湖队发现，一网打尽，押着我们去队部要“严肃处理”。我胆战心惊，魂不附体，早就把自己身份忘得一干二净。幸好队长一眼就认出了我这个少东家，把押送者训斥一顿，当他看到我仍一脸愁容，便不无耐心地启发我的“阶级觉悟”，并亲自送到门口。当我还心有余悸之时，我的那些小伙伴早就捧着胜利品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了。还未及去寻找小伙伴们庆祝大捷，归巢的鸟鸣使我从忆梦中惊醒。十月的太阳本来就有气无力，如今也已被树梢遮没了许多。缺少阳光的这片土地露出几分凄凉，不便久留了。再见了种福垸，再见了南干堤，我们还会再来看您的。

谢别了彭老回到草尾镇。第二天搭“俄罗斯”水翼艇三小时便抵长沙。光永叔叔已安排了下午返程火车票。又是一声火车长鸣，“怀旧之旅”就这样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