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聂崇钢 著

聂光禹 译

 前言

母亲陈梦珍今已八十七岁高龄，现住美国加州旧金山市，过着平静、安适的生活，可以说，她的晚年是幸福的。

由于我们母子间的亲情非常深厚，写这篇短文时，无可避免掺入了我个人的情感。母亲为人真诚、淳朴，并且是单纯不老于世故，在她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件对她影响极微，所以在此文中就不多谈当时历史背景。

我长大后，，父母很少和我谈及他们自己或家庭其他成员的情况，要谈的话，也只是讲一些亲友善待我们的事，他们希望孩子要牢记那些善良的人。此外父母很不愿意听到我们提出有关家庭情况的问题，我想这恐怕是老一辈中国人的传统吧！

如今母亲年老，往事已记忆不清，想从她得到更多的故事，已来不及了。所以说，母亲早期生活的情况，我所知很有限，而这有限的资料也是很久以前从她和友人谈话中获得。

童年及青年时期

母亲出生在上海吴淞一个乡村，她有一姐一弟及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因家庭多次搬迁，以致和亲戚的联系极少，只有和她的弟弟一直保持联系，并定期给他经济上的帮助。

我外公姓李，在乡间拥有小量土地出租给农民耕作，他在我母亲结婚前已去世，外婆去世更早。从母亲处得知，外公为人慷慨，思想较开放，能接受新事物，当年为了将电力供应接入村里，他个人出钱为全村安装了电表。外公的屋前，种了四十棵桃树，他不辞辛苦地照料这些树，每年树上都结满了美味可口的蜜桃。树的四周并无墙或篱笆加以围护，就有邻人或过路陌生人来擅自摘取。外公对此毫不介意，但家人甚为恼怒。为避免家人和邻居发生争执、不和，外公不得不忍痛砍掉这些引为自豪的桃树。

那一年，十几岁的母亲，还在村里的基督教会学校念书，外公在外又娶了一个女子为妾，不久有了一个孩子。外婆去世，外公将妾迎娶回家，成为妻子。那个时代，男人娶妾是件很普通和常见的事，风俗如此。那些原配妻子一般都能口无怨言地接受这传统的习俗。可是我外婆却不以为然，一直耿耿于怀，万分悲愤，不久因病离开人间。

外婆去世前不久，嘱咐我母亲，千万不可称呼外公的妾为妈妈，母亲不仅认真按照外婆的意愿做了，而且还作出了一个激烈的决定：她决定不再姓李而用外婆的姓，从那时起，她就是陈梦珍了。由此可见，母亲具有的坚强性格，早在她年轻时已显露出来。

母亲十多岁时丧母，从此得不到母爱，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她以后的生活道路。她姐姐结婚有了自己的家，之后姐夫全家去上海并经营一杂货店，从此母亲和弟弟缺少大人的照顾，因继母将精力都用在她亲生的女儿身上。我母亲不得不停学在家照顾弟弟，并承担起外婆去世后留下的家务。这期间，她还刻苦学习妇女应有的手艺和一些做家务的技能。母亲对缝纫特感兴趣，多年后在香港还去缝纫学校进修，因而有较高的技术了。我仍然记得在上海她的那架胜家牌缝纫机，她曾使用它为子女缝制了无数的衣服，而且还以裁缝师的水平挣钱，增加家庭的收入。

在村里她交了不少朋友，相处甚好，互相帮助，互相照顾。虽然，她从未用“妈妈”来称呼继母，但仍尊重继母，并以一个女儿的身份和她相处。事实上，母亲和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的关系也很亲密。

去上海

母亲跟随友人去上海时，她还不到二十岁，在一家工厂找到了工作。之后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的父亲聂光垲。他出生在一个富有家庭，二十岁不到他母亲就已去世。我祖父曾经是一位银行家，在40年代退休，因而家庭经济状况转差。我祖母去世后，父亲毅然决定找工作，放弃已考取名牌大学（清华）的读书机会。他获录取进了海关工作，工资很高，当时被认为是“金饭碗”。

父亲的性格较急躁，这是富家子弟的特点。母亲为人随和，但是她不能忍受人家对她不礼貌。在我念中学时，有一天我无意之中对母亲说了些不礼貌的话，我立即感觉到她很伤心。可是，她并不责备我，她躺在床上，轻声地抽泣。我极为懊悔，但不知道怎么办，我尽力忍住泪水。后来，我听从哥哥的意见，向母亲认错，请求她原谅。从此，和母亲谈话时，我就很注意，避免再犯了。

结婚

我确实不知道，父母亲结婚是在上海呢还是在香港，也从未见到他们的结婚照。日本侵华后不久，他们去了香港。他姐姐和哥哥在上海经营一家叫做光达贸易商行的公司，父亲就在该公司的香港分公司工作，这期间父母亲的生活较安适。我哥哥快要出世，母亲去上海分娩，并得到了亲戚的帮助和照料。在那个时代，母亲的家庭属社会的低下阶层，我祖父思想开放，非但不歧视，而且对母亲很体谅，母亲心中十分感激。后来母亲在香港生了第二个孩子，不幸孩子患上了麻疹，当时太平洋战争在进行中，香港市场药物供应极差，孩子没得到适当的药物治疗而夭折。母亲的悲伤一直等到第二个孩子出世才得到一些缓解。日本侵占香港后，人民生活日益艰难，粮食供应极差，于是我们全家又迁回上海。

上海的生活

祖父在淮海路（原法租界的霞飞路）租有一四层楼的洋房，厨房及工人住房在底层，祖父住三层，大伯妈及儿子在四楼，姑妈也住四楼，我们一家在二楼。屋前有一花园，经常种有一些蔬菜。

我们是个大家庭，人多，喜庆聚会也不少，经常还有纪念祖先的聚会。如此多的人住在一个屋顶下，总免不了有些矛盾和摩擦。总的说来，祖父始终能把这个人口众多的家掌握得不错，保持和平共处，相安无事。几年之中，我们家中又添了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我是排行第四了。祖父特别高兴，原先有九个孙辈，全是男的，如今总算盼到一个孙女了。

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物价不断上涨，人民生活日益困难。国共内战发生，考虑到社会的不安定，父亲决定只身去香港谋发展。在香港他找不到收入较好的工作，任职于一家广告公司，没能力接全家去香港团聚。

艰辛的一次旅行

祖父认为一家人长期分居两地不好，就鼓励母亲带孩子去香港生活。母亲同意了。可说是易，做就不易了。一个妇女要照顾五个孩童作长途旅行，何况仅有少得可怜的旅费，那时沪港之间尚无直通交通。幸喜一位表舅舅应允陪同我们去。于是我们开始了我家的第二次大搬迁。我们没有合法的香港入境证，先去广州住了几天，搭船去澳门再设法偷渡进香港。我们住在澳门一位母亲好友的家中，一个星期后那位好友派了一个广东佣工带我们搭坐偷渡的渡船，安全到达香港后，母亲因一路上的劳累和担心，已精疲力尽了。

父亲和好友周先生在码头上接我们，这次艰辛旅程宣告结束。但是在母亲的前面，等待她的却是一条更艰辛的路程—在一个新环境中去照料这一大群孩子。

香港的生活

我们到香港时，当地房价已高涨，父亲没能力负担比较宽敞的房租，幸好一位亲戚搬去英国，把房子顶给我家。室内无自来水，环境卫生很差。我们在香港的亲戚很少，而且大家都忙于糊口，极少往来。两个弟妹年幼在家，我们三兄弟上学，每天步行去上课，母亲也奔走学校和家之间为我们送饭。一个家庭主妇的日常家务是永远做不完的，采购、洗衣、搞卫生、烧饭做菜，除此以外，孩子不舒服或生病，还得挤出时间加以悉心的照顾和看护。

可想而知，那些年母亲是多么的劳心又劳力啊！

我们住的地方较偏僻，交通很不方便，所以母亲极少外出。她唯一的“消遣”就是每个星期天去教堂做礼拜。这也是她的休息日，虽说不可能全天放假不做家务，但至少能得到几个小时的休息吧！

信仰基督教

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她童年在教会学校念书时并未信教。在上海时，我弟弟患了病，母亲的婶婶来探望，她和母亲一起祷告，祈求弟弟早日康复。弟弟很快病愈，这件事促使母亲信了基督教。我深信母亲的宗教信仰给与了她无穷的力量，使她能克服多年来生活中的各种困难，也使她对生活、对将来充满信心。

移居美国

在美国的姑母认为，我们如能移居美国就会有更好的发展机会。60年代初，美国政府曾一度放宽移民政策。我姑母立即抓住此机遇，想方设法，竭尽全力，克服了种种困难，为我们全家七口人成功办妥移民申请。移民美国对我们几个年轻子女是很好的事，对父亲也是他一生的重大改变，因他不得不在一个新的环境中从头做起。他能说流利的英语，找工作困难不大。可是对母亲来说，的确要面对许多不方便和困难了。不懂英语，无法和周围的人沟通，不会驾车给她带来诸多不便。她必须从零开始，去认识和结交新的朋友。更有甚者就是她不得不离开她心爱的，也是给她爱的教会和教堂。

为了孩子们的前途，母亲毅然踏上了第三次大搬迁的征途。

在美国，孩子们忙于学业，父亲在银行努力工作，工作之余还去进修业务。母亲自然就负责全家的家务。他们两人几乎没有时间去休假。

孩子们一个个长大了，进学校或入社会工作，母亲的家务负担也逐步减少。我们子女结婚后，更多的时间花在自己的小家庭上，因此很少想及父母亲的生活。第三代出世给我们的父母带来极大的喜悦，我的儿子出世了，父亲极为宠爱，有时亲自看护和照顾（我和妻子有时外出时），自从有了第三代后，家庭的气氛大大不同了，我和父亲的关系较以前更亲近了。

父亲去世

1972年以前，父亲身体很结实，只有偶然患感冒而已。72年下半年开始，有疼痛出现，医生也诊断不出什么原因，那时父亲戒了酒和烟。1973年父亲开始食欲不振，疼痛时时发作，医生检查出是患了肝癌。于是住进医院，接受手术以及化疗、辐射治疗。母亲焦急万分，向工作单位请了假，每天去医院探望和照顾。1973年6月10日，终因医治无效病逝。

父亲知道病重，自己的时日不多了，所以他将母亲托付给自己的姐姐聂光明。这是很明智的决定，聂光明和我母亲关系很好，她能帮助我母亲安排一些生活上的困难，能使我母亲生活过得较安适。

光明姑姑去世后，母亲的健康状况较前更差了。我离母亲家来回120英里，一般情况我只能每周去探望一次。母亲的情况急需有人在旁照顾。为此我妹妹决定和母亲一起住，也就能给予经常性的照顾，这也使家庭其他成员感到心安。

我在想，妹妹给母亲的支持和照顾，也是母亲最最需要的，同时也是对我的一个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