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忆往事

聂崇正

1938年10月我生于上海，不过直到三岁时才见到父亲。

那时父亲在中央银行工作，派驻在汉口（当时汉口、武昌、汉阳三镇尚未合称武汉）。

起先带着母亲同住在汉口，所以我是在汉口有的。母亲怀孕后便回到上海待产，生下了我。

1937年父母在上海慕尔堂（后称 沐恩堂）举行婚礼

1938年1月父亲在汉口

1937年父母拍摄于汉口

抗日战争形势的吃紧，使得父亲不久便直接从汉口撤往了陪都重庆，随后又因为工作关系被派往了印度的加尔各答。母亲带着我住在大舅舅家。参加完曾祖母九十寿辰后，母亲决定带我远赴印度去找父亲。这个时候淞沪战事已然结束，上海已经处于日寇的势力控制之下，母亲匆匆办好所有的手续，带着我登上了远行的客轮。后来才知道（我也是听大人们说起），这艘客轮是上海沦陷之后最后驶离上海的一班船，而此前有的船只在通过台湾海峡时已经遭遇到日本兵舰的袭击而沉没了。总算上天护佑，我们顺利到达了香港，随之又继续航行，在缅甸的仰光作了短暂停留，三岁的我第一次见到了从加尔各答赶来仰光接我们的父亲。

1941年父亲在仰光

父亲去仰光接我们母子俩

我还依稀记得大人们带着我，上岸参观了当地的动物园。最终我们总算平安到达了印度加尔各答。

此后我就在印度的加尔各答生活了数年,我的大弟弟（崇瑞）和妹妹（崇珩）就出生于印度。

1942年我和父母在加尔各答

大弟弟崇瑞1943年生于加尔各答

中央银行的宿舍在加尔各答的郊区，具体方位已经不得而知了，只是记得那个地方离一处有轨电车终点站较近，终点站名叫“托力根其”（音），其他就再也回忆不起什么来了。

1942年我和父亲在加尔各答宿舍区

在印度（彼时尚属英国的属地，印度和巴基斯坦亦尚未分治，根本还没有孟加拉国呢）的几年间，正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酣战之际，虽然印度并没有遭到日寇直接的地面进攻，但是紧邻印度东境的缅甸，则是战火连天，中国派遣远征军出国在缅甸作战的捷报，使得远在异国他乡的父亲及其同事们兴奋不已，见了面就要说一说，我虽然还很小，似懂非懂，不过听他们讲起这些事来，也觉得十分的起劲。所以我很早就知道了“滇缅公路”、“反攻缅甸”、“驼峰航线”、“陈纳德飞虎队”、“新一军”、“新六军”等名词。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持阶段，日寇占领缅甸全境，已经打到了印度的家门口，此时美国军队进入到印度，并且有一部分驻扎在离我们住处不远的地方，所以母亲经常到美军所属的军人小卖部去购买一些罐头食品，就此养成了我喜欢吃此类食品的习惯，至今仍然如此（因此被女儿戏称之为“饮食品味很低”）。

母亲还说过这么一件事，她有一次去军人小卖部时，旁边有两个美国大兵，看到母亲后，嘴里就说些不三不四的下流话，母亲马上用英语将他们训斥了一顿，这两个美国大兵见状不妙，知道这位东方女性不是等闲之辈，吓得灰溜溜地跑了。

母亲和弟弟妹妹在军用汽车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盟国军队开始全面反攻，日军节节败退，有一段时间里，几乎每天的晚上，都会有盟国空军的轰炸机，从我们的头顶上向东飞去，轰炸缅甸境内的日军，在夜空中隐约还可以看出飞机翅膀两端便于识别的微弱的闪烁灯光。其中英国空军的“蚊”式轰炸机，轰鸣声比较特别，一听就能听出来，印象极深。

父母和银行同事及家属们的合影

1945年同盟国（美国、中国、英国、法国）合力打败了轴心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同年的8月15日，日本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中国成为了战胜国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我们可以以胜利者的身份回国了。

父母在印度的朋友

1944年父亲朋友李先生在加尔各答

李先生抱着不到一岁的崇瑞

父亲在办公室

1945年我们在加尔各答宿舍区“托力根其”

1946年父亲临走前 在加尔各答 邮政总局前

1945年11月我和崇瑞在“托力根其”房屋前

大概是1946年的4月，中央银行方面就安排驻印度的工作人员陆续返回国内。当时还没有民航客机，我们乘坐是C-47军用运输机。

美军C-47运输机

C-47原先是作战时投送伞兵用的，机舱内没有正规的座椅，而是背靠机身面对面坐在宽带粗帆布条结成的位子上。飞机于早晨起飞，基本坐满，乘客中有不少是中央航空公司的文职人员。起飞后，状态相当平稳，也没有任何不适感，因为是第一次乘坐飞机，所以一切都感觉非常的新鲜和好奇。

1945年双十节 我们一家和朋友在加尔各答

飞行途中，爸爸还领着我走到驾驶室门口去看了看，驾驶员都是美国援华的现役军人，爸爸还用英语与他们交谈了多时。飞机起飞后不久，在印度出生的妹妹在妈妈的怀里又哭又喊：“我要下去！我要回家！”。

和表兄屈文滔、屈文达在虹桥机场

父亲带我们去上海虹桥机场

前排左起：聂崇正、屈文达、屈文滔、朋友的孩子，后排站立者是父亲的朋友。

大约午前飞机抵达了缅甸的“八莫”，我随大人们一起还兴致勃勃地下了飞机，在机场上脚踏实地地走了走。这是一个战争期间临时建造的野战机场，军人和民工们将林木伐去，将土地平整压实，然后再并排铺上带孔的钢制金属长型板条，飞机就能在上面安全起降，看似简陋，实则方便实用。放眼望去，机场的周边就是茂密的原始雨林。片刻后飞机继续起飞，飞行的时间不长，又降落在一个同样的野战机场上，这里是缅甸中部距离“八莫”不远的“腊戍”，因为依然没有任何的不适，所以我仍然随大人下到机场去走了走。

飞机再次起飞后，很快便进入了中国云南上空，因为云贵高原是多山地区，飞机开始爬升并颠簸起伏，于是机上的大部分人开始头晕、呕吐，除去飞行员外，乘客中唯独我父亲没有晕机。我同样也呕吐不止，已经顾不上东张西望了。所以当飞机降落在天色渐黑的昆明机场（后来才知道就是著名的“飞虎队”基地之一“巫家坝机场”）时，我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了，只是从舷窗口向外张望了一下。之后的一段航程就是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中过去的。

天色完全黑了，大概到了晚上九、十点钟，飞机缓缓地下降，平稳地停落在上海的龙华飞机场，机舱门打开，我都不记得是如何下来的，只知道人声鼎沸，里应外合的欢呼声、叫喊声、笑声、哭声不断。我的姑妈（父亲的姐姐）、我的舅舅（母亲的弟弟）都赶来机场迎接我们。我离开了将近五年后终于又回到了出生地。我的大弟弟和妹妹都出生在印度，他们俩是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而我的小弟弟（崇文）则是在妈妈的肚子里带回到了中国。

回到上海后小弟弟已经出生，我们一家、大伯一家、叔叔一家、姑妈一家与祖母的合影。

我离开上海时，上海还有“租界”，即“英租界”、“法租界”、“公共租界”和“日租界”（“日租界”在苏州河以北的虹口一带，如鲁迅生前经常去的“内山书店”以及鲁迅生前的旧居都在这个区域内）。“二战”之后，因为中国是同盟国中的战胜国之一，所以此前所有的“租界”就都统统被取消了，也算是胜利成果之一。

回到上海我们一家与祖母陈守棣合影

诸位读到这里，就会逐渐明白，我为何会对《日落落日-缅甸：最长的一战（1941-1945）》一书产生如此的兴趣，因为这是我近九十岁生平历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聂崇正202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