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宣颖与北京:一位民国史官的居京日常丨京华物语

 

侯磊

 

今天知道瞿宣颖的人可能并没有那么多。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他写下了大量文史和掌故学方面的著作。《北京味儿》一书,便是瞿宣颖关于北京历史人文、风物、掌故、教育乃至市井社会生活的文章。以下内容为侯磊对瞿宣颖的介绍,也是该书的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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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味儿》,瞿宣颖 主编,侯磊 整理,北京出版社2022年6月版

 

 

民国学者瞿宣颖(18941973)是有善化相国之称的晚清重臣瞿鸿禨(18501918)幼子,在他八十年的岁月中,除了长沙故宅以外,最主要居住地是北京和上海。在北京,他从13岁起进了京师译学馆,精通英文,并学习德文、法文;毕业后去上海读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再毕业后北上谋职。1920年,27岁的瞿宣颖进入北洋政府,1946年归沪独居,直至1973年死于提篮桥狱中,此间的传奇,足够做一篇《瞿宣颖的京沪双城记》。

 

他早年居沪时用文言写作,署名瞿宣颖;壮年居北平时,使用瞿宣颖、瞿兑之、铢庵、瞿益锴等若干笔名,从文言、半文言写到白话;后半生回到上海,写作时署名瞿蜕园。至今人们尚不易分清那么多笔名其实是他一人,因为他同时做了若干方向的学术和文章。

 

而最终成就瞿宣颖史学家、掌故学家地位的地方,是北京。他笔下跃然纸上的北京,可分为文言、白话两部分,编成两部大书

 

 

北平史官

 

瞿宣颖早年在沪通过张元济到商务印书馆学习,去京后辅助章士钊编辑《甲寅周刊》,并在其上发表了《文体说》《代议非易案书后》。自己开过广业书社,主编(总编)过《华北》月刊、《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中和》月刊,名列众多杂志、丛书编委,众多诗社社宾,众多学术机构的发起人和工作主力,众多学会会员。

 

他曾担任北洋政府的若干官职,而说他是史官,是因为他曾担任以下三个职位:政事堂(国务院)印铸局局长,国史编纂处处长,河北省通志馆馆长。参照各处的官制简章,现将职责简述如下:

 

国务院印铸局专职承造官用文书、票券、勋章、徽章、印信、关防、图记及刊刻政府公报、法令全书、官版书籍

 

国务院国史编纂处纂辑民国史和历代通史,并储藏关于历史的一切材料

 

河北省通志馆向各地征集志料,编纂《河北省通志稿》,并要求各地编纂志书

 

担任过这三处的长官,能堪比古代的史官了。具体而言,瞿宣颖从史料的采集、编辑、教学,到校订、出版,都亲自干过,都管理过

 

身为史官,为国存史;私人治学,为家存史。他在《南开大学周刊》1928年11月26日第七十二期,发表了《设立天津史料采辑委员会之建议》,提出:著者在近六七年间,着手搜辑旧京史料。除自著短篇《北京建置谈荟》以外,都以资料浩繁,不暇整理,不敢轻言成书。其时得有官厅的助力,颇得许多珍贵的资料,预计一年以后妥可有一部极翔实的新著问世。然而,政府长官更迭,原议停顿,此种私愿也无从实现了。可见他参考工作中的史料来治学,用私人治学来补官方之缺,并希望人人都有保存史料的意识。可惜此处所指的那部极翔实的新著则无从问世了。

 

他认为:吾国人于字画则知珍重,于史料则不甚顾惜,其毁于无知者之手盖不知若干矣。而在《设立天津史料采辑委员会之建议》中,他说:我们所注意的不单是古代的历史,更要注意现代的历史,并且要准备未来的历史。

 

何以是未来的历史呢?他在1945年所写有关《中和》月刊的《五年之回顾》:诚以人事靡常,零篇坠简,一旦澌灭,良可痛惜。得一刊物为之传载,即不啻多写副本,或幸如羊祜之碑,一沉汉水,一置岘首,终有一传耳。而与此观念不大相同的,是他的三代世交陈寅恪。陈寅恪始终不研究近代史,直至晚年,才在已部分散佚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中谈一点家事。

 

与此相符的,是瞿宣颖热心于参与各种学术组织。七七事变以后,北京古学院成立于北海的团城,于1946年8月裁撤。由江朝宗担任院长、张燕卿担任副院长、瞿宣颖与吴廷燮、叶尔衡、田步蟾、周肇祥、王养怡、胡钧、郭则濂等为常务,所参与者皆为一时名士。学院创办了《古学丛刊》《课艺汇选》,仍旧使用文言文,每一期都请人题写刊名。瞿宣颖从第1至5期,连续在其中的《文录》栏目发表文章,并且参与搜集了众多前人未刊的书稿,由郭则沄编印了《敬跻堂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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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宣颖 (1894~1973),别名益锴,字兑之,简署兑,号铢庵,晚号蜕厂、蜕园。湖南善化(今长沙市)人。晚清军机大臣瞿鸿禨之子。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早年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国史编纂处处长、印铸局局长、湖北省政府秘书长等职。后在南开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任教。解放后任上海市政协委员。精诗词书画,尤擅于文史掌故,是深具国学功底的文学家和史学家。著有《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汉魏六朝赋选》《北平建置谈荟》《北平史表长编》《同光间燕都掌故辑略》《中国社会史料丛钞》《方志考稿甲集》《长沙瞿氏丛刊》《补书堂讨录》等丰富著述。还著有《燕都览古诗话》,为咏览燕都之作,以诗系文,诗文并茂。其中有关什刹海地区的诗文有15篇。

 

 

他对官方的学术机构尽职尽责,且有着很强的期待。在《文化机关的责任》一文中写道:凡是负责经营文化事业的人,应该忘怀于一时的政治现象,而竭力发挥所谓为学术求学术的精神。说一句充类至尽的话:纵使国亡,而我们的事业却不可以中断。因为我们的事业实在是国家复兴的基础。

 

如果官方机构不够完备,他会加入别人组织的学社,如他参与由表兄朱启钤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并编纂史料,所著《明岐阳王世家文物纪略》由中国营造学社出版。而《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是请他的母亲傅太夫人题写刊名,署名婉漪。就在参与古学院的同时,瞿宣颖在自己家中还成立一个学社国学补修社,参与者除他自己,还有徐一士、谢国桢、柯昌泗、孙念希、刘盼遂、孙海波等,聚会多是在瞿宣颖的半亩园。由大家轮番讲授国学知识,他把自己所讲的授课笔记整理为《修斋记学》,连载于《中和》月刊,并印成线装铅印本出版。

 

士大夫自由结社琴棋书画、交游论学的思路,是他家中世代的生活方式,他不会改变这种方式

 

 

应该编纂一部当下的志书

 

民国时热爱北平的文人大有人在,而瞿宣颖的热爱远不止写几篇旧京梦华录,而是把职业前途都用在热爱上。鉴于北平历代方志都不够完备,应该编纂一部当下的志书。他想给北京做地方志。他在《国史与地方史》一文中说:我们现在固然要一部极好的国史,尤其先要有几部极好的地方史。地方史不仅作为乡土教材培养人们热爱家乡的感情,更是国史的一部分,爱乡便是爱国。

 

而他与此相关的职位,是在天津担任河北省通志馆馆长,主持编纂《河北通志稿》,并就编纂事宜与王重民、傅振伦等学者通信,也曾担任上海市通志馆筹备委员会专任委员,负责上海通志馆的筹备。就私人治学上,他在天津方志收藏家任凤苞的天春园中饱览上千部方志,著有《方志考稿》《志例丛话》等。不论是风俗制度史还是方志学,都埋藏治掌故学的重要史料。这些,都是他为北平编纂史志的准备。

 

而具体工作,他是先后两次通过不同的学术机构,以及他在机构中担任的职位来实行的

 

1929年9月,国民党元老李煜瀛(李石曾)倡议成立国立北平研究院并担任院长,这是个相当于中央研究院的学术机构,是现在中国科学院的前身。北平研究院下分若干研究会,也有院士制度,叫作会员,一共有九十位。瞿宣颖是史学研究会会员之一,地点位于中南海怀仁堂西四所。史学研究会有众多学术项目,首当其冲者是编纂《北平志》,为此还创办了《北平》杂志。

 

也许是学术带来的兴奋,瞿宣颖率先拿出了《北平志编纂通例》《北平志编纂要点》,列出《北平志》要分为六略:一、《疆理略》;二、《营建略》;三、《经政略》;四、《民物志》;五、《风俗略》;六《文献志》,算是定了个体例的初稿。又干脆自己编了本《北平史表长编》,都发表在《北平》杂志上。但这部《长编》限于写作条件,他并不满意,也曾受到过其他学者的议论,晚年时还对弟子俞汝捷谈起过,很遗憾没有再版修订的机会了。后来因为抗战,《北平志》的编纂工作被迫停止了。《北平》杂志只出版了两期。

 

另一次是到了40年代,由民国时清史馆总纂吴廷燮主持编纂《北京市志稿》。这部大书共有400万字,直至1998年才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这一次瞿宣颖担任分纂,亲自编纂《北京市志稿》的《前事志》,采用编年体,为上古至民国二十七年的北京大事记。《前事志》原八卷,可惜如今仅存《清上》一卷了。

 

此时北洋政府的各大机构,官员工资并不低,公务相对清闲,不少人再兼几个闲差,或到大学里教书,有的月收入能达上千元。鲁迅、胡适等人都买得起房子,以保证学术和生活的体面。而街面上的警察或骆驼祥子月薪6元,租一套十几间房的三进四合院不过几十元,而全买下来需要近千元。此时的北平有古典的遗韵尚无现代化的破坏,有南方的秀丽且有北方的壮美,有皇城府邸的尊贵又有市井小民的窃喜;有廉价的饭食书籍尚无过多的机构冗员,有政府的高工资尚无政治的高压。瞿宣颖的生活,理应十分滋润。

 

然而,这位史官的居京生活是朴实的。父亲瞿鸿禨不大爱吃肉,多以素食为主,瞿宣颖也受此影响,并不是位老饕。他懂美食和生活品质,作有《北平历史上之酒楼广和居》《北京味儿》等文,不论是写涮羊肉还是谭家菜的鱼翅,皆得其中三昧(当然现在不该吃鱼翅了)。但他并没有过分追求,只是从小生活水平较高。他笔下的北平,是面食与蔬菜随处可买,几个铜子的烧饼、小米稀饭、一小碟酱萝卜,既适口又卫生。蓝布大褂上街,是绝不至于遭白眼的。至于梨园鼓吹、斗鸡走狗、声色犬马,则没什么兴趣。他写过篇《记城南》,但他不热衷于逛天桥看打把式卖艺。诚然,平民娱乐也绝非低人一等,能如王世襄写架鹰、唐鲁孙写美食、张次溪写梨园、连阔如写江湖买卖道儿上金皮彩挂评团调柳的人更为金贵。瞿宣颖并非不懂这些,也偶尔会谈及一点,但学术兴趣并不在此。这一点上他很像周作人,仅以故纸堆自娱。

 

因此瞿宣颖的掌故不集中在吃喝玩乐、风土人情上,而是将历史事件、历代典章信手拈来,本质上是在写政治制度和风俗制度;更本质上,则是他史学研究和编方志的副产品。今人的豆腐块味道不如前人,是因为只有副产品,而缺少治学的主干。

 

 

极为熟悉旧京古籍和历代名家日记

 

尽管瞿宣颖在北京住过很多地方,如他住过北池子、住过东四前拐棒胡同17号,1924年其时寓所已迁黄瓦门织染局6号,在京郊住过香山碧云寺,而他住得最久的地方始终是位于弓弦胡同内的牛排子胡同1号的半亩园东路,前后共四进院落,现在属黄米胡同。

 

这所不小的宅院原先是《鸿雪因缘图记》的作者,江南河道总督完颜麟庆(17911846)的故居,东部为住宅,西部为花园,瞿家只占东部,是瞿鸿禨时代置办下的。瞿宣颖读书求学,并生儿育女,直至儿子在这里结婚,孙子在这里出生,并最终与妻子离婚,并单人于1946年赴上海(家人在1948年去上海),后陆续将半亩园东路卖出。他写过《故园志》,请齐白石画《超览楼禊集图》。长沙故宅中有两株海棠,而黄米胡同宅中仍有两株海棠,他请黄宾虹绘《后双海棠阁图》,并请郭则沄、黄懋谦、傅增湘、夏孙桐等《为兑之题双海棠阁图卷》题诗。

 

他是《人间世》《宇宙风》杂志的作者,《旅行杂志》《申报》月刊、《申报每周增刊》也是他的发稿阵地,对于北平,他有太多的话想说,且把一切赞美之词留给了北平。他写道:我是沉迷而笃恋故都的一人。舒适的天然环境,实是最值得留恋的。要找任何一类的朋友都可以找得着的。北平有的是房屋与地皮,所以住最不成问题。生活从容,神恬气静他认为北平如果以公元938年辽太宗定幽州为南京,到1938年已经是建都一千年了。作为千年故都,北平必应当隆重庆祝,大书特书,且需要整理的学术遗产太多了。

 

《宇宙风》在1936年第19、20、21期,出过三期《北平特辑》,每辑都是名篇辈出。第19期前四篇文章为:周作人的《北平的好坏》(署名:知堂)、老舍的《想北平》、废名的《北平通信》、瞿宣颖的《北游录话》(署名:铢庵)。《北游录话》采用铢庵(作者自己)、春痕(挚友刘麟生)二人对话体的形式,分成十章连载十期,写铢庵带着春痕游览并谈论北京。而第十章《北平的命运》从未来发展的角度,表达出瞿宣颖对抗战前北平命运的担忧。在他心中,北平不只是文化古城,更是近代学术的中心,自古以来有着士大夫自由讲学的传统。而面对日本的侵略,以此为中国复兴之征兆,亦未可知啊!这三期特辑的文章被陶亢德编成一本《北平一顾》出版。也许是《北游录话》太长,并未收录。

 

瞿宣颖喜欢实地考察和旅行,他热爱地方风物,每到一处都要走访文物古迹,恨不得立刻研究当地风土。他为张次溪《双肇楼丛书序》作序称,张次溪研究北京能亲历闾巷,访求旧闻,他自己也是如此。他写有《燕都览古诗话》,每一处景观作一首旧体诗,并引用旧京古籍讲解论述。京城的中山公园、什刹海是他与友人游览、品茶的地方。故宫、皇城还是各皇家建筑,他都曾亲赴考察,并感慨大量清宫中没有算作文物的日常生活用品,都已残破丢失(这在当时人眼中不算文物)。他赞同朱启钤修改北京的前门楼子,认为这是成功的、现代化的修缮。而到1924年前后,市政公所几乎拆光了北京原有13公里的皇城城墙,他对此大为遗憾。皇城城墙今天只剩下1900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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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都览古诗话》,瞿兑之 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京郊各个旅行胜地,昌平的汤山镇、延庆八达岭、房山的上方山、京西的三山五园,直至潭柘寺都留下他的足迹,写有旧体诗或游记文章。至于京外,他游览定县,做《古中山记》;赴广东执教于学海书院,做《粤行十札》;游览大同,做《大同云冈石窟志略》。他希望南开大学设立一个机构,用以搜集天津地方史料,为将来做《天津志》做准备。而那些旅行之地,成了他考据的现场。

 

任何一个地方,要接续上它的历史,就要掌握此地历代先贤的著作。瞿宣颖极为熟悉旧京古籍和历代名家日记,如《日下旧闻考》《天咫偶闻》《故宫遗录》等,辑录、整理、出版了不少。他根据翁同龢的《翁文恭公日记》、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等,辑录出《同光间燕都掌故辑略》,撰写了《北京建置谈荟》《从北京之沿革观察中国建筑之进化》等长文,编辑出版了《北京历史风土丛书》第一辑:共有《京师偶记》(柴桑)、《燕京杂记》(佚名)、《日下尊闻录》(佚名)、《藤阴杂记》(戴璐)、《北京建置谈荟》五部书。前四部是清人所著,而第五本是他自撰。这套书他请史学家陈垣作序,并由梁启超来题签。他在致陈垣的书信中说:《北京建置谈荟》,则颖所自撰也,书虽不足观,以供普通人浏览,稍稍传播爱护史迹之观念,未为不可用也。(《陈垣往来书信集》兑之致陈垣书第二通)由广业书社出过石印、线装铅印两版,这个书社还出版了一套《明清珍本小说集》,以及瞿宣颖编著的《时代文录》上下两册,《汉代风俗制度史》等。广业书社位于牛排子胡同1号,就是瞿宣颖的家他自己办的出版社。

 

他写了大量的旧京掌故结集为《故都闻见录》《北梦录》等。掌故既是文章的内容,又是一种近似于古代笔记的、半文半白文体。他研究旧京有自己的体系,想建立现代化的掌故学。而这种文体在新中国成立后日趋白话。晚年时,他在上海以瞿蜕园为笔名,给《新民晚报》《文汇报》《大公报》等写了不少旧京掌故的白话文,能读出他是用文言思考,再落笔为白话的。那些豆腐块他往往一蹴而就,一刻钟写完,至今读来妙趣横生。

 

 

始终是旧体文学活动的组织者

 

文人几乎是一半写一半社交。瞿宣颖朋友极多,且他的社交也能分成几拨人

 

一拨人,是他先天的亲友。瞿家与逊清官员有着盘根错节的同僚、姻亲关系,后裔们时常走动。也包括他幼年时师从王闿运、王先谦,少年时京师大学堂译学馆,青年时读上海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的同学。这拨人更多的是结社雅集,诗词唱和。传统诗社多是以家族、姻亲的形式结合在一起。比如他与连襟张其锽、卓定谋,表兄朱启钤,湘学同门齐白石,译学馆时的好友黄濬,圣约翰大学时的好友刘麟生、方孝岳、蔡正华,以及旧名士溥心畬、李释戡、夏仁虎、冒鹤亭、傅增湘、章士钊、郭则沄、罗惇、黄懋谦、夏孙桐等。

 

另一拨人,是不左不右、偏于中庸的文史作家。如《宇宙风》《古今》《逸经》《越风》《天地》《新民》《文史》《杂志》包括《古今》主办人朱朴、《逸经》主编谢兴尧、《文史》主编金性尧以及各自的作者群。这里除了周作人,几乎都是文学史上的失踪者。在《周作人日记》中,曾有多次写瞿宣颖前来拜访。他为周作人的代表作《日本之再认识》,写过一篇《读〈日本之再认识〉》的评论,并为其《名人书简钞存》写了数百字的按语。

 

仔细想来,这两拨人多有交集,本质上是知识结构和趣味点近似的同一拨人,更像年龄断层的两边。旧名士们的辈分更长,文章更偏于文言。他们都成为瞿宣颖主编的《中和》月刊的作者。

 

《中和》月刊被瞿宣颖恢复成杂志的本意:杂的志。杂志没有编辑部成员名单,卷首语、编者按都署编者、编辑部,很多都是瞿宣颖亲自写的。凡是发现了未刊的名家手札、史料整理、新颖史论会立刻刊登,形成周作人、钱稻孙、徐一士、孙海波、柯昌泗、谢国桢、谢兴尧、傅芸子、傅增湘、俞陛云、周黎庵、金性尧、陈慎言、孙作云、张次溪等掌故、民俗学家的混合阵营。一时间,郭则沄在此连载《庚子诗鉴》《红楼真梦》,徐一士连载《近代笔记过眼录》,蒋尊祎连载《天治》;瞿宣颖自己连载《养和室随笔》《燕都览古诗话》《方志余记》,更连载先贤未刊著作如王闿运《湘绮楼集外文》、瞿元灿《公余琐记》、耆龄《赐砚斋日记》等。此前,他主持国立华北编译馆,日常还招集华北编译馆的干事、课长开会商议各项事宜,办公地址在北海公园内的清净斋,并负责主编《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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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月刊(全十二册)》,《中和月刊》社 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9月版。

 

旧式的家庭关系是紧密的,瞿宣颖与亲友走动频繁。他对待亲友,干得最多的一件事,叫序而刊之(或跋而刊之):把对方的未刊著作找来整理,作序、题跋、题词、题签、编校直至印刷。他在《中和》月刊上开辟《超览楼藏耆贤书札》栏目,将家中所藏的郭嵩焘、俞樾书札等刊登出来。共同出身于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的名诗人黄濬被处决后,瞿宣颖将他的《花随人圣庵摭忆》从杂志上搜集起来,编纂成单行本并作序刊印。此版的纸张奇缺,仅印一百部,为藏书界珍品。据不完全统计,他为徐一士、张次溪、高伯雨、刘麟生等写过序;编校汪诒年纂辑的《汪穰卿先生传记》、燕谷老人《续孽海花》、连襟张其锽的《墨经通解》和《独志堂丛稿》,与表兄朱启钤共校姨父黄国瑾的《训真书屋遗稿》、校《贵州碑传集》等;为陈宗蕃《燕都从考》、张次溪《双肇楼丛书》、蔡正华《元剧联套述例》等题词;至于题写书名、刊名或自署更是平常。他对个人著作,几乎都作自序或编序例,并请人题签。历史的载体是文献和文物,文献最重要的是刊印。旧文人的风气是他的生活日常,而另一方面,他也在留住历史。

 

他与画家黄宾虹、齐白石相交甚好,另与陈衡恪、于非闇、陈半丁等相熟。他写了《宾虹论画》《齐白石翁画语录》等文,以记录与黄宾虹、齐白石谈画的金句,使得当时的只言片语,成为后学中珍贵的圭臬。1943年,年近七旬的张鸣岐来到北京。张鸣岐(18751945)即张韩斋,清末时的两广总督,为广西的现代化做了不少实事。此时做过总督的人在世者只有他和陈夔龙了。瞿宣颖来听他谈前清旧事,并随问随记,作《记所闻于张韩斋者》,晚年又修改为《记张韩斋督部语》一文,收入《补书堂文录》。两年后张鸣岐就逝世了。

 

早在1931年在沪时,瞿宣颖便为丈母娘曾纪芬笔录了《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为丈母娘的父亲曾国藩写了本《曾文正公传略》和若干文章,为老丈人聂缉椝的父亲聂亦峰的公牍出版题跋亲戚中的重要历史人物,都被他捋了一遍(他这样的人在古代叫肉谱)。就北洋政府的往事,他也写过《黎元洪复任总统记》《北洋政府内阁人物片段》等;就个人经历,有《故宅志》《塾中记》《解放十年中我的生活》等。当时没有口述史的概念,但瞿宣颖有做口述史的意识。口述史的整理者要在史学上不逊于口述者,能将口述梳理成文并校订正误,很见功力。

 

北平竟然集中了那么多的文化遗老,他们支撑起五四运动以来旧文学的半壁江山。瞿宣颖始终是旧体文学活动的组织者,正如他在五四时的《文体说》一文所讲:欲求文体之活泼,乃莫善用于文言。他知新而不忘旧,继续让传统文学在其自己的轨道上前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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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觉醒年代》(2021)剧照。

 

 

存史之心

 

太史公有云: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而到了民国,瞿宣颖作掌故学,是为了什么呢?

 

我想,可能是为了存史

 

瞿宣颖生于清末,成就于民国。他所面对的改朝换代,结束的不是有清一代,而是两千年来所有的帝王,是整个古代的生活细节。中国从此没皇上了,那么有皇上时的一切都没用了。没用之物,首选是抛进垃圾堆,而不是送进博物馆。民国人不把晚清的东西当文物,越是当时的学者,越认为不值得进博物馆。经亨颐曾认为要把故宫卖掉,清宫秘档也变成八千麻袋的废纸出售,激进者多有废中医、废汉字、废旧戏的言论。改朝换代便是旧臣败家,新暴发户闪亮登场,京城八旗阶层败落,众多王公生活无以为继,哪顾得着存旧物?这便意味着历史中断。更何况瞿宣颖笔下那些杂史历史的边角料呢?

 

而瞿宣颖自幼家中来往,无不是逊清重臣;他所求学、交往的无不是宿儒;家中翻检出前人的旧纸,无不是郭嵩焘、康有为、岑春煊等一辈名士之间的通信手札。他的掌故学有一半是天生而来的:自家和亲友即为半部近代史,任何旧事旧识都是写掌故的素材。他有意识甚至是下意识地保存家族、亲友和个人的史料,好像是一位每天都为孩子拍照的父亲,也像任何东西都要搜集的收藏者。四十岁时,瞿宣颖因兄丧,从河北省政府秘书长和河北省通志馆馆长的职位上辞职返京,客观上给了他编校先人著作的时间。为了恪守母亲傅太夫人的遗命,他整理并刊印了线装铅印本的《长沙瞿氏丛刊》二十卷,包括瞿氏三代的文稿、家谱,特别是父亲瞿鸿禨的《超览楼诗稿》等,因为苟不汇集刊行,实惟散失之惧,家谱与方志,皆为国史之根源。编国史所练就的功力,首先要用在编家史上。

 

纵观他一生工作的标准流程,始终是:成立学术组织搜集整理史料研究并讲学著述编校前人著述序而刊之。就像旧时文人造园,请人将园林画成长卷,雅集时每人于长卷后题词作诗,自己再作总序,把诗文绘画,付之桑梓。众人吹拉弹唱,尽欢而散。多年后江山易主,园林荒废,老友凋零,此时展卷重读,借着夕阳念旧时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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杶庐所闻录 养和室随笔》,瞿兑之 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版。

 

因为时局的变化,他不得不于1946年离开北京寓居上海,并独居卖文为生。而最终在文革中被抄家,瞿家世代的收藏连同他大量的文稿散失殆尽。他本人75岁时入狱,并在80岁时死于狱中。这五年他除了一些自述和交代材料以外无法治学写作。然而,他毕竟留下了大多数的著作,留下了瞿氏家史、北京史志及自身带来的掌故。即便在不能出版时,他仍整理好了平生的《补书堂诗录》《补书堂文录》,并影印、油印后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他一个人几乎干了三个人,甚至十个人的活儿。如今瞿宣颖仍有大量未刊手稿、书信藏于各大图书馆或民间藏家手中,时常出现在拍卖会上。更有大量秘辛从未写过或讲过,被他带走了。

 

他的先知之举还有:在抗战前把瞿家残存的古籍1811种共59769卷运到北平,寄存国立北平图书馆,图书馆编印了《瞿氏补书堂寄存藏书目录》,连双方交涉的通信和律师证明一并印上。书是永久的寄存了,但长沙故宅是彻底在战乱中毁掉了,寄存总比毁掉要好。

 

每个家族,每位名士都成于时代,兴于时代,最终湮灭于时代。长沙善化相国一家,从瞿鸿禨到瞿宣颖,在官职、财产、家传文物、藏书方面都代降一等,直至被抄家后损失殆尽这是推翻旧文化,打造新文化的必然;但在诗文学术上并未下降,直至瞿宣颖的侄子瞿同祖(19102008),又是一代大家。同样,尽管历经破坏和拆迁的风险,杭州永福寺畔的瞿鸿禨墓总算保住了。世事变迁没能给瞿家人留下家传的藏书、文物和财产,但留下了前辈著作、家谱、子孙和祖坟在物的层面没保住,但人和精神的层面保住了,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本文选自《北京味儿》,部分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文/侯磊

摘编/安也

编辑/青青子

导语校对/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