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王猛张其锽

               张大春

【编者按】本文由张孝威先生提供，是台湾作家张大春2012年5月发表在网上的一篇博客文章。

  出生于光绪五年（1880年）的谭延闿曾经是清代第一位猎得会元(礼部春闱会试第一)的湖南人，当时是光绪三十年。当即晋阶殿试，本来还极有机会再中状元的，却因为戊戌政变杀了的谭嗣同是谭姓本家，此姓颇为西后所忌，谭延闿的仕宦功名也就因为一个姓而未就先挫了。也可以看出，他锐意革新的政治理念与此极有关系。他组织起“湖南宪政公会”，遂成为清季立宪派的首脑人物，这也不过是状元落空三年之后（1907年）的事,再过一年多,谭延闿已经成为湖南咨议局议长,此时他还不满三十岁。

谭延闿在辛亥之秋，已投身革命行列。长沙光复后，以湖南省议长的身份被推举为都督，是为三湘之军政首长，当时他心目中有一人，名叫张其锽，文韬武略，并称无双。举此人的一位前清大老是这么说的：“得之则接席于诸葛亮赵子龙；失之则遗憾以王猛之归华阴也！”

此篇先解释一下东晋时代的王猛——在民国人物里，张其锽就是这个王猛。

原先，王猛不过是华阴山区野居的一个普通年轻人，有回穿着一身破旧的短衣，来到一所军营门口，求见大将军桓温。桓温当时正准备第一次北伐，打进了关中，驻军于灞上。可是为了保存实力，他又迟迟不肯渡过灞水，攻进长安，就这么耗着。在传统的中国军人而言，这是很正常的：一旦把敌人完全消灭，军人不就只有解甲归田一途了吗？而门外来访的王猛处境也很闷。当时关中士族嫌他出身低微，瞧不起他；此次来见桓温，自有更大的企图。可是就在纵论天下之际，居然忘形，一面说着，一面从破旧的衣服里摸出一只又一只的虱子来，而且丝毫不以为意。桓温是个有雅量的霸才，知道王猛绝非泛泛之辈，也不以为忤，反而虚心问道：“我奉天子之命，率锐师十万，仗义讨逆，为百姓除残贼，可是来到三秦所在，地方上的俊杰却没有一个人来同我会师的，这是什么道理？”王猛说：“公不远数千里，深入寇境，长安就在咫尺之间，大军却不肯渡过灞水，老百姓也看不出公有恢复之意，当然不来了。”这一番话正说中了桓温的心事。原来桓温北伐，主要是想在东晋朝廷树威，所谓“养寇自重”。

史书上描述：这时候的桓温“默然无以酬之”。桓温和王猛这一谈是白谈，因为北伐原本就是个幌子。桓温最后还是决定班师还朝，做他的太平显贵，临行之际，赏赐了王猛车马，拜高官督护，请他跟自己一块儿回南方去。

王猛先回了一趟华阴山，请教他山上的老师。老师傅说得好：“你和桓温是彼此相当而应该各领风骚的人物，在这里，你自有富贵可期，跑那么远干嘛？”王猛决定留在长安，成为日后前秦的一代名相。

前秦苻坚即位之前，就对于南方的士人有迫切的期待和想望。有人向他推荐王猛。苻坚派人把王猛请了来，两个人相见恨晚，而苻坚也能倾心接纳这个出身异族敌国的士人。王猛成为他最亲信的大臣，一年之中拔擢五次，权倾一朝——苻坚也藉这个“外人”之手，除去了不少老臣、功臣集团里棘手的政敌。王猛才三十六岁，应该是这个时候才学会洗澡的。

张其锽是广西人，是南海知县张琮的第十个儿子，十九岁入广雅书院，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进士，和谭延闿同为末科———第二年科举就废了。

以知县发湖南，张其锽历任知零陵县事，后移授芷江县。根据李渔叔《鱼千里斋随笔》，芷江县务虽然号称繁剧，民性强悍，多盗匪，他却能“每闻盗警，虽深夜必往，常衣短后衣、驰怒马，与胥卒深入林菁搜捕，期必获，盗风以敛。”可是，另一个传闻就不好听了，说他在一次围捕盗匪的行动中中伏被擒，被捆打得遍体鳞伤，遂大惭愤，以为不能用武恰是文人之耻；于是自请调任长沙，在这个武学胜地访求高人名师，必欲成材而后已。果然，他也练就一身好武功，据说能登墙上房，力搏数十人之众。被人比做赵子龙，大概是这个缘故。

云贵总督李经羲初赴任时（1909年），道经湘西，不断闻听人称张其锽之名，十分好奇，迫不及待地移樽就教，和他长谈竟夕。李以方面大员求教于这位地方小吏，在席间问张，对十年前戊戌变法所牵引的一连串“新政”的看法，李完全没有料到，这位干练的下僚居然满口反对。揆诸常情，当时像张其锽这样一个“晚进新接”的出身，应该对革新手段和政策充满了憧憬才是。不料他却说：“名为百废俱兴，实则百兴俱废，大患在此矣！”再深谈下去，李经羲才明白，张其锽的政治理念很“古典”，在守旧的论述中洋溢着与民休息的精神，不外就是“循名责实，执简御繁；简责有要，易知易行”。

这其实是千万人不敢言、不敢行、甚至不敢想的一种信念：不改革，要比改革好；少改革，要比大改革好！在一个亟欲推翻一切旧务的时代、一个视百务为旧而亟欲奋一切而推翻之的时代，张其锽确乎有这么个不合时宜的耿骨———山雨欲来之夕，竟有不动于风者！

辛亥革命之际，谭延闿以湖南议长的地位被顺势推举为都督。替他保全军旅、遣兵归农的军事厅长就是张其锽。张其锽不但为谭延闿巩固了军队的实力，还沙汰湖南所部达十余万人，非但没有损及三湘自卫的元气，甚至使一境安然，民事不惊，在诸省之中，都称得是异数。

当翻云覆雨之际，无论是立宪派、革命党、保皇党，都罕见这样一个负真才，用实学，既重本务、又不争虚名的边缘人。张其锽在民国三年当选约法会议议员，复经李经羲推荐，由袁世凯拟授为广东巡按使，但是张其锽和蔡锷一样，痛恨袁世凯野心复辟，不久即飘然离京，到上海去研究他的墨子学说去了。

毛泽东在1916年7月25日写给萧子升的信上，曾经愤斥当局用官之私滥，有“倾侧、钻营、构陷之风大竞，民政厅日出知事一批或数批，本不应更而更之”之语。其后提及一人，就是这种藉由人脉关系、走马灯似的任免流风之下的受害者，此人名叫张其巨，是张其锽的哥哥，毛称他：“到任未逾月，称贤能，今易人矣。”如果毛的观察不谬，可见张氏兄弟家风与时风之扞格不入。

张其巨是介绍张其锽结识吴佩孚的人。在南北因护法议题兵戎大启之初，张其锽在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幕中，到吴佩孚破长沙、陷衡州，其势若有不可当者，也是靠着张其锽居间协调，两造休战。张其锽写了许多信给吴佩孚，开陈战和利害，从此也和这位“玉帅”结下了金兰之交。

张其锽后半生的起落，皆系于吴佩孚之升沉。奇的是，此二人历久而弥坚的宾主之谊还与他们精于术数的嗜好有关。有一则传闻说：就在初识而结拜的那一天，张其锽已经预言了吴佩孚会在甲子年（1924年）遭一大劫。

先回头说谭延闿和张其锽取得功名的前一年（1903年），清廷为了故示改革，开经济特科。榜首梁士诒原本就具有进士身份，这时更号称“特元”。此公遭际也十分奇诡，每逢重要的时局转折点，必定误入歧途；一生分别因为追随袁世凯、张勋和奉系、皖系的军头而四度遭到通缉。

1922年1月，吴佩孚和直系各省督军迫使梁士诒内阁下台，梁氏的靠山奉系军队因此大举入关。4月28日战争爆发，史称“第一次直奉战役”。战事很快就落幕了；5月4日奉军败阵，一个月后出关，张作霖宣布东北自治，政府则落入直系的控制。从第一次直奉战役，到国府北伐中期，张其锽一直是吴佩孚的左右手，职务或秘书长、或顾问不拘，除了1924年有三个月之外，张其锽随时都在为吴佩孚运筹帷幄，参赞戎机。

两年后第二次直奉战争开打———这正是张其锽预言过的“甲子一劫”。由于吴佩孚所部之冯玉祥阵前倒戈，发动政变，囚禁了总统曹锟。而吴佩孚则兵败如山倒。张其锽遂建议：弃中州之图，以数千残部驻扎于黄州；此议果然又和当年诸葛亮之为刘先主划策入蜀神似。

有说张其锽也替自己算过命，并且预言活不过丙寅年(1926年)阴历五月。到了时候，他向吴佩孚请辞，说是一以逃劫数，一以退隐，做他的先秦诸子之学，再也不过问世事了。大帅自己也信这一套，不能不答应，条件是呆在大帅身边，有重兵重围之保护，度过最危险的五月。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北伐战争在丙寅年开打。八月间24日汀泗桥之役，北伐军以三日速战把吴佩孚的主力部队打得七零八落。这一仗使得吴佩孚元气大伤，无从恢复。张其锽却以为命中之劫已经为败战所化解，遂真仿效起诸葛武侯，为吴佩孚订了一个入蜀之计。

民国十六年（1927年）七月，在前往四川途中，行经河南与湖北交界之处的邓林关，张其锽单人独骑超越前卫部队，经过一个叫灰店的地 方 ，不意间却遭遇了一批 抢匪——— 也有一说是地方械斗团体红枪会。一驳火，匪枪就击中了张其锽的手腕，他当下翻身落马，肚子上接着挨了第二枪———这是致命的一击。等吴佩孚的大部队闻讯开到，张其锽的尸体在尘土中已经冷了。

稍后，谭延闿、章士钊都写了足以传世的挽诗悼念这位奇才。谭的诗颇为张之投吴而抱憾，以为所托非人，而所捐不值。有“夙昔谁知己，平生误感恩。室唯缾粟在，箧有谤书存”的凝练沉挚之语。

不过，章士钊却写得更痛切冷隽：“南阳千古地，运会未能同。此日乱无象，当年卧有龙。才高纯不及，志激澹无从。子武吾能说，功名一梦中。”显然章士钊是个深刻寡情之人，他不只恭维死难者，还把张其锽内热牢骚的根骨揣摩了一个透彻。

张其锽，字子武，在军阀混战的时代，不武何所为？而用武又何所为？的确是“功名一梦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