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南語的吉祥話常喜用富貴二字，像婚禮時要對新人說「雙雙對對，萬年富貴」，勉勵人們勤勞節儉也用「先苦後甜，富貴萬年」，過年時更會說「闔家平安大賺錢，子孫富貴萬萬年」。明代的大善人袁了凡本來要繼承家業，規規矩矩地行醫救人，可是竟然遇到一位算命的孔老先生，告訴袁了凡有當官的命，使他走向追求科舉功名之路，但是不幸地孔老先生卻算出他壽命不長，只有五十三歲，而且考不上進士，當不了大官。袁了凡因而終日心神不寧，在南京棲霞寺與雲谷禪師相對靜坐，雲谷一眼就看穿了袁了凡的心思，告訴他只要照著佛經的指示去做，「求富貴得富貴，求男女得男女，求長壽得長壽」。

許多人終日汲汲營營，開源節流，有了第一桶金之後，又想要吃美饌、開名車、住豪宅，於是配合著媒體和理財專員搞投資，在金融市場中進進出出。可是一場國際經濟變動就成了紙上富貴，不僅豪宅無望，可能連本錢都蝕掉了。有人怨東怨西，為何我的哥哥爸爸不偉大，也有人永遠懷抱希望，終有一天我會數錢數到手抽筋。

其實俗諺不只是鼓勵我們追求富貴，也提醒我們「富貴浮雲」、「富不過三代」，或是如明儒羅洪先說的「人間富貴花間露，紙上功名水上漚」。所謂「發財不難，保財最難」，財富真是那麼難以捉摸，難以掌握嗎？要怎麼做才可以萬年富貴，長保財富？當然有方法，有一本小書就叫做「保富法」，作者是民初著名的企業家兼CEO──聶雲臺(本名其杰，號雲臺，1880-1953)。

「聶雲臺是誰？」
他的母親曾紀芬是晚清名臣曾國藩的小女兒，所以聶雲臺是曾國藩的外孫。
1909年，聶雲臺30歲，成為家族企業恆豐紗廠的總經理。
1915年，36歲，創辦聶中丞公學以紀念其父親聶緝槼。學校裡設有礦冶、機械等手工職業類科，在當時是頗先進的。
1917年，38歲，與蔡元培、黃炎培、張謇等人，發起成立中華職業教育社，擔任臨時總幹事。
1920年，41歲，獲選為上海總商會會長和全國紗廠聯合會副會長。
1923年，44歲，投資興建大中華紗廠，資本額為白銀2百萬兩，擁有紗錠4萬5千枚，規模和設備在當時都是第一流的，故有「模範紗廠」之稱。

聶雲臺是湖南人，他的父親聶緝槼(1855-1911)受到左宗棠、李鴻章的賞識，於1882年擔任上海江南製造局的會辦，二年後升任總辦(即局長)。江南製造局的全名是「江南機器製造總局」，沒錯，就是清末曾國藩等人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開創的新機構，不只是製造槍砲和輪船，更附設有學校和翻譯館，翻譯了西方科學書籍達160多種，是洋務運動中最具代表性的機構。也因為這個背景，使聶雲臺幼年時就有機會學習科學知識，也開啟了他興辦實業的想法，而他的英文老師是正是英籍翻譯家、教育家傅蘭雅(John Fryer)的夫人。其後聶雲臺更有機會前往美國留學，還獲得了神學的學位。

恆豐紗廠是清末由中國人自辦的新式企業之一，它的前身是官民合營的「華新紡織局」，由於聶緝槼於1890年擔任蘇松太道道臺時(四品官，管轄蘇州、松上、太倉三地，官府設在上海，故常簡稱為上海道)，公營的上海機器織佈局發生火災，就由盛宣懷策畫改組為官民合營的華新紡織，聶緝槼也參與其中。1904年由聶家帳房湯葵生和聶雲臺合組復泰公司承租了華新紡織，第二年湯葵生死，就由聶雲臺買下湯的股權，1909年租約期滿，華新紡織卻決定賣給民間經營，聶雲臺不忍多年心血白費，多方借貸籌資白銀32萬5千兩買下來，更名為「恆豐紡織局」。

由於聶雲臺的交遊廣、觀念新，獨資經營後他進行了大幅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以新式的電力機械取代舊式的蒸汽鍋爐，由於老舊的蒸汽鍋爐溫度不均使機械運轉不穩，操控鍋爐的工頭就成為生產過程中最關鍵的人物，也造成工廠中不平等的員工生態，聶雲臺改為電力能源，擺脫了鍋爐工頭的牽制威脅，使生產線易於管理，再加上他聘請英國技師為顧問，積極推動員工的再教育，使生產效能和產品品質大為改觀，所生產的「16支雲鶴牌棉紗」，還成為上海紗布交易所的標準紗。在聶雲臺的主持下，恆豐紗廠十多年間快速成長，資本額從1918年的白銀60萬兩，增至1925年的108萬兩，紡織機從300台，增至614台，聘用員工達3千多人，成為上海實業界成功的代表。

我們知道1920年代的上海是東亞最繁榮的城市，南京路的永安百貨和外灘的和平飯店，至今仍是繁華的代表。上海匯聚了中國大部份的資本，成為僅次於紐約和倫敦的全球第三大股票市場，更由於清末民初的政治動盪，使幫會、叛亂團體和貪污官員都隱身在租界之中，「十里洋場」也被稱為「冒險家的天堂」，例如前幾年金融海嘯時著名的美國國際集團(AIG)也傳出營運問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AIG這家近百年的老字號正是發跡於1919的上海，而後從中國到東南亞，再擴展到歐美，然後成為全球最大的保險集團。

聶雲臺出生於清末，發達於民國，死於「新中國」，他的一生正處在近代中國最動盪的時期。三十歲的他經營家族企業有成，四十多歲的壯年，成為上海產業和教育界的領袖，但是由於歐美紡織品的大量輸入與對日抗戰的爆發，他的事業也隨之大起大落。在看盡人生百態，反省財富得失之後，聶雲臺撰寫了《保富法》(上、中、下篇)於1942年刊載在上海《申報》，他以豐富的閱歷告訴大家如何保有財富，如何正確理財，引起了很大的迴響，據當時的學者丁福保說：「數日間，捐款『申報讀者助學金』有47萬5千餘元的鉅款，可見此書勸化之力大矣。」

以下內容即是從《保富法》一書中摘錄，由於聶雲臺的時代距今已七十年，書中的語彙和行文與現在略有不同，為了方便讀者閱讀，我在不扭曲文義的原則下，進行了潤飾和改寫，讀者若因此文而閱讀原著，也是樂事一樁。聶雲臺說：

「俗話說：『發財不難，保財最難』。我住在上海五十多年，見過很多有錢人，有發財以後不到五年、十年就敗光的，也有二、三十年就敗光的。我記得與先父往來的多數有錢人，都是渲赫一時的，現在許多都已經凋零沒落了，有的是因為子孫嫖賭不務正業，而揮霍一空；有的是連子孫都無影無蹤了。

我家與同治中興時候的湘軍、淮軍名臣，多數都有二、三個世代的交情，所以各家興衰的情形都略有所知。當時封爵位的有六、七家，當總督、巡撫的有二、三十家，做提鎮大人的也有五、六十家，但是現在多數都已經衰敗了。

最明顯的是曾文正公(國藩)，他的地位最高、權力最重，死的時候卻只有二萬兩銀子，除了鄉間的老屋外，未曾建造一幢房子，也沒買過一畝田地。他親手創立的兩淮鹽票，當時每張的票價是白銀二百兩，後來上漲到二萬兩，每年光利息就有三、四千兩，當時只要家裡有一張鹽票，就可以稱得上是富有之家了。可是曾文正公特別諭令曾家人不准承領，他過世多年，後人也沒有一張鹽票。

湘軍、淮軍中財產比較少的文官，後人的狀況就比較好。像曾國藩、左宗棠、彭玉麟等這幾家的錢最少，他們的後人就比較能讀書，以學術服務社會。曾國藩的曾孫輩中，國內外大學畢業的有六、七位，擔任大學教授的有三位。當時許多武官都比文官富有，甚至擁有近百萬銀兩的財產，他們的後人卻多數衰落了。

我認識的上海大闊老很多，有一個是江西的周翁，擁有數百萬銀兩的財富，有一天他怒氣勃勃的到我岳父家，原來是湖南發生災荒，官府叫他們捐款救災，他家的經理就捐了五百兩白銀，周翁認為他擅做主張，捐得太多了，所以大發脾氣。周翁死後，子孫分了家，過了十幾年就都敗光了。

還有一家姓陳，是上海的地皮大王，財產有四千多萬元。有人告訴我，陳姓富人家裡的銅鼎都是三千年前的古物，中國有名的古銅器有一半都被他收藏了。我認識陳姓富人不過才七年的時間，上海的地價忽然慘跌，陳家就破產了，古銅珍寶也都被銀行沒收變賣。

世人都以為，多積錢多買房子土地，便能夠讓子孫有飯吃，所以拚命想發財。可是看看上述的事實，財產積得多的，子孫卻沒有飯吃，甚至連子孫都滅絕了；不去巧取發財的，子孫反而能夠有飯吃，而且有興旺的氣象。」
(全文未完，請待續篇)

1920～1923年是聶雲臺事業蓬勃發展的時期，他不僅獲選為上海總商會會長，也創辦了有「模範紗廠」之稱的大中華紗廠。由於聶雲臺在產業界的地位，使大中華紗廠的籌備異常順利，建廠規模由原訂的2萬綻增加到4.5萬紗綻，規模設備皆為當時一流。但是建廠時間也隨之拉長，從1919年發起，直到1922年4月才開始量產，然而此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帝國主義資本大量進入中國，西方紡織業也開始復甦，棉紗價格快速下跌，加上借貸資本佔的比例高，造成一開始量產就處在虧損的狀態。更麻煩的是紗廠的設備皆向英國購買，大戰結束後英磅開始升值，但聶雲臺並未警覺到嚴重性，未立即結清帳款，等到英磅匯價一路上漲，聶雲臺已無法承擔債務壓力，1924年模範紗廠登報拍賣，最終以虧損200萬兩出售給永安百貨集團。聶雲心力交瘁，大病一場，此後他淡出企業界，投身於佛教與慈善事業。(註1)
　　
1920年代的上海雖然繁華，但是在其他地方卻是軍閥混戰與帝國主義橫行，例如孫中山就曾在1925年說，我們要推倒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的帝國主義，蓋必如是，中國方能脫離次殖民地的地位」。以聶雲臺從事的紡織業而言，最主要的競爭對手為日商設立的紗廠，而日本人對待工人也最嚴苛，每日工作達十二小時，且動輒以毆打和開除來威脅勞工，當然也包括使用童工。
　　
1925年2月，上海的日商內外紗廠發現一具童工屍體，胸部曾受重擊。工人們認為是被日人毆打致死，於是全體罷工。後經上海總商會調停，日商承諾不再打罵工人。4月19日，青島日商大康紗廠四千多位工人為爭取權利、提高工資而罷工，上海日商紗廠的工人也積極響應。5月初，多間日本紗廠以引發工潮為由，將所有男工解僱，狀況於是愈演愈烈。24日起，在共產黨的介入下，學生和工人不斷在公共租界集會演講，聲援工人罷工，也要求釋放被拘捕的抗議人士。30日，數千名抗議群眾聚集到租界內最繁華的南京路，造成100多人被捕。下午3時許，群眾轉而聚集到巡捕房前，英國巡捕於是開槍驅離，打死了13人，40多人受傷，另外逮捕49人。上海宣佈戒嚴，租界內的大學也被封閉。是為著名的「五卅慘案」。
　　
此事激起了全國性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影響力也得到擴大，該如何救國的各種主張也在言論市場中紛紛嚷嚷。聶雲臺看在眼裡，當然深有所感，就在同一年9月，聶雲臺在上海家中舉行了「第一次聶氏家庭集益會」，藉以勉勵家庭和睦與振興家運，每次會議後並將會議內容記錄於《聶氏家言旬刊》，聶雲臺也不定期地在這份家族刊物中撰文，其中有一篇名為《大糞主義》的文章很有意思。聶雲臺說：

「現在政治教育家都要講主義，他們的主義都說得很高很好聽，但是講得太遠了，須要切實點才好。就像醫師因病下藥，不應只把貴重的藥隨便寫出來，例如人蔘是好藥，但是不能醫百病，若不問病象，總是開人蔘，就不能見效了。究竟有什麼主義可以救中國？可否找出一個簡單的對症丹方？我想了很久，得到一味好藥，這藥不但不貴重，並且是很賤、很臭、很穢的，這藥就是大糞。換句話說，我的救國方法就是大糞主義。我不是說笑話，我這主義是含有很深的意義的。」(註2)

「我們說有幾種病是中了毒，需要灌大糞汁方能解毒。我看現在中國所中的毒，也需要大糞來解。我主張官員、老師、學生都需要曉得大糞的寶貴，並且凡是能用手搬動大糞的人，都是應該尊敬的。這個高深的意義，很多人當然不易領會，所以他們自己打扮的精緻華美，卻厭棄中國舊式鄉村的生活，聞著點臭氣就嫌空氣不好了，也因為不領會，所以把搬挑大糞的人看得很賤，不曉得我們倒是靠他們生活的。」

聶雲臺認為當時的人們染上了「四種毒質」，分別是：「驕慢的毒」、「驕懶的毒」、「體面的毒」和「奢費的毒」，而大糞正是解這四種毒的良藥。聶雲臺說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有些「驕慢」(即傲慢)的劣根性，而平日最易容見到，也最令人反感的，就是「站街巡捕對人力車夫的神氣，出洋留學的人對鄉下人的態度」。因為每個人都不肯自居卑下，總想要勝過別人，「你發財一千萬，我就要發財一萬萬(一億)」。大家都想發財、想享福，卻不肯吃苦耐勞，「所以農人要進城做工。工人嫌工作費力，想當商人，看到做官帶兵可以發得快發得多，又心動了」。這正是中了「驕懶的毒」，聶雲臺在文章中提醒：「古人總是教人習勞苦，因為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而惡心生」。

所謂「體面的毒」，是指許多有錢人「對於善舉多半吝嗇，要他拿出幾塊錢幫助貧困，就覺得為難，但是花幾千元買幅字畫，或花幾千、幾萬元為他的妻妾買首飾衣服，卻很容易。何以故？因為衣服、字畫可以拿來誇耀人。」然而什麼是體面？什麼樣的裝扮才可受人尊重？聶雲臺基於他謙虛卑下，關懷貧困的態度，打了個比方，「譬如有兩個人，一個是農人，挑著一擔糞，身上穿著破衣，但是他心中坦蕩，於人無侮，與世無爭，雖是貧苦，卻是辛勤耕作，也獲得人們的尊重。另一個人，戴的金鋼鑽，穿著錦繡衣，再加古磁名畫，陳列滿屋，但是滿腔鄙吝驕偽之心，蠅營狗苟。旁人雖當面恭維，背後卻譏笑怒罵。這就是真美假美的分別。」這種以表面裝扮來驕慢勝人，就是中了「奢費的毒」，聶雲臺毫不保留地批評：「我國是農業國，平均收入較低，可是處處卻要用洋貨，農家穿洋布，工人也要花紗洋緞，有錢人更不用說，全身都是洋貨，越闊氣的人越看國貨不值，止恨自己頭髮不黃，眼睛不綠。」(註3)

富人奢侈炫耀，不恤貧困，仕宦階層自認高人一等，傲慢驕惰，本來應該予以批評，可是一般人不僅不這麼做，反而爭相羨慕和模仿，大家爭著要發財，卻又好高騖遠，不肯習勞苦、事卑下，就不擇手段地爭權力強地盤，再加上帝國主義的巧取豪奪，使社會上充滿了你爭我奪的暴戾之氣，所以聶雲臺認為中國這個病人身上中的毒實比印度還要深，非痛下決心使用特殊的方藥不可。

「大糞主義」一方面點出了當時風氣的虛浮，一方面也嘲諷留洋學人只會撿現成的各種主義，卻對中國的傳統沒有同情的理解。其實聶雲臺雖然經營新式企業，也曾經留學美國，甚至還一度接受基督教信仰，但是他對於財富的觀念和社會的責任，卻是深植於傳統的天道觀念，認為人所做的一切都離不開上天的鑒臨，聶雲臺在《保富法》中說：

「世間事好像下棋一樣，一切人，一切物，都是我們下棋的對手，我動一招，對方就要應我一招，而且馬上就有第二、第三招跟著來。我對一隻狗表示好意，狗就會對我搖搖尾巴；我對人謙和寬厚，別人就會感謝我；我對人驕傲刻薄，別人就會懷恨在心。」

「若是借著特別的地位，例如做官的、做公司的經理人等，卻暗中謀取私人利益，或是使自己富厚，而對於災難不肯救濟，自己家裡盡是舒服享受。這些事，眾人固然是無可奈何，法律也管不到他，他算是贏了這盤棋。可是天道卻不一定許他贏，老天只要輕輕動一招，就會讓他一敗塗地，這叫做『人有千算，天只有一算』。像范仲淹就是最明顯的例子，他做了大官，到死的時候，仍然沒有私人的田產園宅，照世俗的眼光來看，他算是白忙了一世，然而他的子子孫孫卻多是富貴賢才，他對天卻是贏了一盤棋。」

天道是什麼？聶雲臺用很通俗的語句解釋：
「天道是非常簡單的一件事，就是過分的，要受到制裁；吃虧的，要受到補益。中國的聖哲、佛家、老莊的學說，都在說明這個道理，《易經》說：『天道虧盈而益謙』。《尚書》說：『惟天福善禍淫』(淫字在此做過份解)。《華嚴經》說：『若令眾生歡喜者，則令一切如來歡喜』。所以，我們為善加福於人，我們自然還得其福；我們為惡加害於人，我們自然還得其禍。」

聶雲臺以下棋做比方，真是傳神，人們處心機慮，機關算盡，即使佔盡先機，最終仍贏不過天，正是如聶雲臺說：「人有千算，天只有一算」。很有意思的是，台灣俗諺中也有一句名言：「千算萬算，不值天一畫」，中國民間千百年累積的經驗智慧，怎不令人心折。

或許有人會認為這種歸諸天命的思想有些消極，自己的命運不是操之在己嗎！我初讀《保富法》到此，也聯想到可能與聶雲臺在紡紗事業上的挫折有關。認而，再細細地想，每個人的生命歷程並非都是平平順順的，我們都有過類似的經驗，平常做事，即使已準備充分，卻偶有百密一疏的狀況；與人相處，即使已無私付出，卻仍有終是一場空的感慨。這些若無涉旁人權益，或只是換來眾人一陣鬨笑，自我解嘲一番，幽默以對，無傷大雅，或也可視為天象示警，再力求謹慎週全，行善積德，上天讓你一招，即能有所收穫。但若違背天理，損人佔利，不僅夜不得眠，甚至惡夢連連，冷汗遍體。台南「天壇」著名的「一字匾」上的刻文說得好：
「世人枉費用心機，天理昭彰不可欺。任爾通盤都打算，有餘殃慶總難移。」(註4)

  (註1)宋路霞，〈恆豐紗廠的後世傳奇〉，刊《中國企業家》，2001年第10期。

(註2)傳統中藥裡確實有不少藥材是用動物糞便製成，如望月砂是野兔糞便，夜明砂是蝙蝠的糞便。另外據2011年12月25日《中國時報》報導：「福建泉州日前出土四十罐埋藏卅八年之久，據稱能治小孩高燒、內熱或肝病的『金汁』」。所謂「金汁」，就是用深秋入冬的童子糞便祕煉熬製而成。

(註3)大糞主義出自《家庭講話》一書，全書可於網路閱讀，網址：http://book.chaoxing.com/ebook/detail_11337325.html。聶雲臺在文中還提及當時甘地在印度推動的不合作運動，說甘地為了消極抵抗英國，要印度人穿粗土布，不要穿英國洋布，凡是穿細料洋布就是與英國人合作，這個運動成效可觀，使英國出口到印度的棉貨，一年間減少了55%。聶雲臺並以「求己、克己、推己」加以概括，對甘地頗為推崇。

(註4)全文是：
世人枉費用心機，天理昭彰不可欺。任爾通盤都打算，有餘殃慶總難移。
盡歸善報無相負，盡歸惡報誰便宜。見善則遷由自主，轉禍為福亦隨時。
若猶昧理思為惡，此念初萌天必知。報應分毫終不爽，只爭來早與來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