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与聂氏家族的交往
沈建中
【编者按】作者沈建中先生看了我们的网页后，特地写了这篇文章，供我们刊登在网页上。除了补充了这一段历史外，还寄来了两幅珍贵的书法照片。沈建中先生对司徒雷登的生平深有研究，有多篇著作。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沈建中先生对聂家的历史也非常熟悉。
美国人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具有来华传教士、燕京大学校务长、驻中国大使三重身份，他的一生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作为一个热爱中国及中华文化的美国人，他与聂氏家族的交往尤值得一记。
传教士时代
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于中国杭州武林门一个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传教士的家庭，1887年他返回美国求学，在毕业于著名的汉普顿——悉尼学院和纽约协和神学院并册立为牧师后，他于1905年初回到阔别17年的第二故乡杭州，担任了区域传教士的工作。
在这一年，司徒在杭州街头偶遇时任清廷浙江巡抚的聂缉椝。时年司徒27岁，聂缉椝50岁。
这次偶遇给司徒的印象是清晰而深刻的，以至几十年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美国纽约兰登书屋1954年版，有台北、香港、北京三地的中译本）中对此事还记忆犹新：
记得有一次我在杭州的一条街上行走（在当时，对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来讲，步行本身就是不体面的），正在这时，巡抚过来了。他坐着八人抬的装饰华丽的大轿，由一帮穿制服的家仆前呼后拥着。我怀着敬畏的好奇心凝视着这位高级官吏，对他我是不指望能更靠近一步的，而且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他如何以鄙夷的眼光看着一个孤独的野蛮人闪开道让他过去。
司徒雷登想象着聂缉椝会以“鄙夷的眼光”来对待他这位年青的西方传教士是有历史原因的。
我们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反基督教思想，渊源甚早，自唐代景教传入不久，即已有之。中国的官绅士民，尊崇儒学，站在儒者道统的立场，总的来说对于基督教是鄙视的，视之为邪教，一直到1860年（清咸丰十年）清廷终于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内地传教之后，仍反应强烈。连熟识洋务，主持自强新政的曾国藩也认为基督教是“异端之教，时废时兴，惟周孔之道，万古不磨”。终至演化成1900年的义和团反洋教高潮。
但是时代毕竟在前进，两人相遇的年代已是清末新政的时期，而司徒眼中的聂缉椝其实与他的岳父曾国藩一样，是一员洋务大臣，在上海道台任上，他就兼任洋务企业江南制造局总办。后来，在浙江按察使兼杭州洋务总局督办任上，又与日本驻杭领事草签了租界协议，思想上应该不属那种顽固守旧者。他的子辈中就有民国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聂其杰（云台）等现代实业家。孙辈及以后者，完全融入西方主流社会者，亦不在少数。
燕大校务长时代
事情的发展就这样有缘分，司徒雷登在杭州街头的这次偶遇，竟然演变成了真正的交往。在后来的岁月里，他结识了聂缉椝之妻曾纪芬，聂缉椝去世以后衡山聂氏家族的精神领袖，他继续回忆道：
但是，这位官吏的夫人碰巧是著名的军人兼学者曾国藩总督的女儿，一个入教多年的虔诚的基督教徒，她八十三岁上到北京访问，曾作为我的客人到燕京与教师和学生们进行了亲切的会面。由于她父母的关系，她本人的学识以及矍铄的精力，受到了人们极大的尊敬。返回杭州以后，她送了我一幅书法清秀的对联，借以抒发她访问这所她久已向往的著名学府的情怀。
上述文字中有一点可能是司徒记忆上有误，因为曾纪芬民国年间似乎一直住在上海颇为著名的聂氏花园里，而不是杭州。
曾纪芬83岁是在1934年，司徒雷登这时已是北平燕京大学的校务长了（实行校长之权），与30年前那个在杭州街头步行的“野蛮人”，是不可同日而语了。所以，司徒要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发出这一切的变化颇有“戏剧性”的感叹。
戏剧性的变化当然也包括信仰的改变。因为，作为“总督之女，巡抚之妻，巨商之母”的曾纪芬，此时在儿子、沪上实业家聂云台的影响下，已由礼佛转而相信基督。这是西方文化的胜利？还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
而且，她还有17个孙辈是燕京大学这所故都最著名的教会大学的学生。
对曾纪芬的17个孙辈，笔者没有详细的考证，但在曾氏1934年北游时留下的一张合影照片中，我知道其中的瞿姓外孙与外孙女瞿超南、瞿恩宝、瞿强立都是燕大的学生，还有不在照片中的卓姓外孙卓还来、卓庆来、卓孚来，聂姓孙子聂光坻、聂光地，以及孙媳吴心民、孙女婿张汝纶等也都是燕大学生。
曾纪芬虽系女流，但受家庭影响，通文史，尤工书法。这次与司徒的见面，两人谈得颇为投契（司徒会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对曾纪芬所赠的手书条幅，熟悉和喜爱中华文化的司徒对此十分欣赏，将其装裱后挂于临湖轩（燕大内校务长寓）客厅之中，随时观摩。
七年以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司徒被日军软禁于北平城中近四年，燕大临湖轩复遭窃，此条幅亦不翼而飞。
1942年，91岁高龄的曾纪芬在上海辞别人世。
大使任上及其后
曾纪芬有三个女儿，在个女儿都具母亲基因，全部能书擅画，而按照《崇德老人自订年谱》的说法，曾纪芬在1910年还做了一件事，即是“一年遣嫁三女”。
长女聂其德（行五，1885年生，时年26岁），嫁张其锽，张氏广西桂林人，进士出身，湖南芷江知县，入民国后为吴佩孚首席幕僚。
次女聂其纯（行八，1891年生，时年20岁），嫁卓宣谋，卓氏福建闽县人，父卓孝复为杭州知府，迁湖南常澧道。
三女聂其璞（行九，1894年生，时年17岁），嫁瞿宣颖，瞿氏湖南长沙人，晚清军机大臣瞿鸿禨幼子。
三女中，与司徒往来较多的是聂其纯，抗战胜利以后，聂其纯夫妇居住在南京，而司徒也以马歇尔举荐，出任了美国驻华大使，也驻南京。
1947年9月，聂其纯的次子，燕京大学毕业并留法的中华民国外交烈士卓还来遗骨，与同为外交烈士的杨光泩、朱少屏、莫介恩、姚竹修、肖东明、杨庆寿、卢秉枢、王恭玮遗骨归葬南京菊花台。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为撰《九烈士殉难事略》，而司徒大使独为他所钟爱的学生卓还来撰写了诔文，并亲口对聂其纯说，还来是其最好的学生。后来，当聂其纯得知司徒当年所得其母墨宝遗落消息后，即检视家中留存之母亲遗墨，又选了一幅曾纪芬作于1934年的“福寿”扇面相赠司徒，并书其缘起：
司徒先生产于吾浙，童年时返国求学。学成重来吾国，提倡教育事业，不遗余力。数十年如一日，所办燕京大学成绩尤著，桃李满天下，且多知名之士。其纯有子女媳五人均为先生及门弟子，故知之较稔。民国二十三年奉先慈崇德老人北游，曾侍板舆至燕校参观，当是时也，先慈内外孙男女辈十七人在校肄业，咸敬先生如慈父。足见先生慈祥恺悌，有以召之。先慈爰笔纪其事实，书成以赠，留作纪念。先生珍之，常悬座右。抗战期间，先生为校事奔走，保全学子，煞费苦心。旋以太平洋战争发生，被敌拘禁，失去自由。及胜利后返校，此幅亦遗失无存，先生深为惋惜，屡向其纯道及。兹特检所保存先慈书扇一帧奉赠，以慰其怀念之雅，并缀数语，聊表钦感。民国三十七年六月，卓聂其纯谨志。
司徒雷登重获曾纪芬遗墨后，特请北平荣宝斋装池南京分店将曾纪芬所书扇面和聂其纯所书记文这两幅别具历史意义的书法合裱成一幅卷轴。
1949年后，司徒雷登返回了美国，曾氏母女的这幅作品也被带到了美国。而聂其纯也先至台湾，后来也来到美国。1962年9月19日，司徒去世，聂氏家族的卓孚来、卓年来参加了他的悼念仪式，聂其纯挽之以联：
桃李满天下，惜劳燕分飞，同声追悼；
儿辈列门墙，悲良师遽逝，敬致哀思。
2006年8月，这幅见证司徒雷登与聂氏家族交往的作品，由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的子女们，捐赠给了杭州司徒雷登故居，并随其他司氏遗物，作为基本陈列，在故居公开展出。
作者：沈建中，现供职于杭州名人纪念馆，著有《西湖名人墓葬》、《司徒雷登与西湖》、《走近司徒雷登》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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