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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松老人（聂其焜）行述 聂崇兴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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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十月九日是我九十一岁的寿辰，从湖南长沙来沪的次男光堉和在沪的子女光琦、光瑶请将我一身遭遇的大事（说出），可供国家史实，也可供家庭后世择要讲述，俾后世子孙，得知梗概。至于个人的是非功罪，听凭后人批判。 我是在1888年，即光绪14年阴历九月初八日巳时生于上海制造局（现在上海市原南市江南造船厂的旧址）中，那时我父仲芳公，由清廷任命为制造局总办，我在同胞中排行老六。我母曾太夫人是曾文正公的季女。我们的家世发源于衡山。始迁祖乐山公由江西省清江县在康熙初年迁居衡山县城西门正街。乐山公为儒医，清初大乱初平，乐山公在西门开了一所小药店，并规定初一、十五去衡山县监狱为犯人送诊及来店的贫病义诊。乐山公文学精深，诗文并茂。乐山公次子环溪公是我的五世祖，中了进士，外放陕西省镇远县时，他老人八十多岁还到任上去看环溪公，又为镇远县监犯施诊送药，归来做了一篇“诫子书”，曾印入《皇清经世文篇》（註：《皇清经世文篇》只有在职高级文武官员著作可以印入，他是一个布衣，居然能印入清廷文献，真是不易）。当时称颂一时。我的伯曾祖蓉峰公在嘉庆初年应翰林院大考时做一篇“东巡赋”是用的逥文体，共一千三百余字，是中国文学界开创的特殊创造文章，这是有史以来仅有的一篇。 我祖亦峰公点过翰林，外放广东州县三十余年，调任各县县长，每到之处都捐助建设育婴堂、牛痘局、清节堂（为贫苦寡妇而设），宾兴馆（资助贫士考试经费之用）。每次用他的薪俸捐款，在每县都是数目都很大，广东当时人民极为称颂。某年新宁县发生王、李两家械斗，杀死人命二、三十人。省中大吏派我祖去查办这件案子。由于王富李贫，王家有七千多人，李族只三千多人，共一大门出入。平时小有争端，李家总是退让。此次因为李家受侮太甚，全族不平，发起械斗。李家死的人多，王家死的人少。粤督瑞麟（满洲人）收受王家贿银十万两，命中军率领卫队一百人，污蔑李家私通强盗，血洗李家全族。中军官到县后，访知李家冤屈，随即拜访我祖父请示应如何处理。我祖父对他说：“我是一个湖南人，到此为官是奉朝廷之命，我不能做伤天害理的事。如不能做好，我预备辞职回家。”中军说：“你是一个湖南人，对于我们广东人如此的关爱。我是一个广东人怎样能做伤天害理的事情？我是来请示你，我应该如何办？”我祖父说：“只要你将军士留在县城，不要下乡。我这里将真情通禀大宪，听候他们处理。”后来此案由我祖父判决，王、李械斗应该和解，两家大门各开一处，大门出入各不相涉。李家由于感激我祖父公正，在他家祠堂中设聂恩公的牌位。在每年元旦祭祖时先要拜“聂恩公”的牌位，说是没有聂恩公，李家的后代就没有了。由于我祖为官清正，粤抚蒋以澧甚为敬佩，主动函曾国荃介绍聂家与曾家通婚。因此我们与曾家开了亲。 乐山公不仅懂医，而且精通堪舆术。由于看到衡山风景好，所以将他父亲公明公的骸骨运往衡山迁葬，地名蟛蟹形。后来堪舆家看了这种地形说：”这块地形好，子孙辈要出贵人。”后我父在光绪18～19年补授上海关道，后来升任江苏、湖北、安徽、浙江巡抚。是衡山有史以来，从来没有出过这样的高官。我祖父在广州为官时，汇寄逐年节约下来的俸银建筑了族祠。由于乐山公迁衡以后，我们是江西迁来的聂氏，每年春秋两季，没有祠堂可以祭拜，只好在县中聂氏家祠中附祭。我祖父因为他的两位伯父都是翰林，还要附祭于衡山聂氏的祠堂不好，就在乐山公数百年前开设药铺的旧址建筑（新）的（聂氏祠堂）。后来我公升任沪道后，又捐助经费和（银两）分送族内鳏寡孤独残废者。 我虽然在世上的时间不多，我能够看到几千年的封建帝国变为民国是一件巨大的奇变。自从1900年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入以后，国内少壮派对于清室的腐败幼稚贪污极为反对。各学校的青年更是反对清室，要推翻他们。同时各省的新军也是反对政府。1911年辛亥年阴历八月十九日（阳历十月十日）湖北新军革命，推举标统黎元洪为都督，湖广总督瑞徵逃往北京，各省随即响应。湖南是阴历九月初一日新军哗变，推举红帮首领焦达峰、陈作新为正副都督。随后江西、安徽东南各省先后独立。清廷启用袁世凯军机大臣为国家行政首脑，开出北洋军队由段祺瑞率领新军来南下讨伐，新军战败屈服。袁世凯派唐绍仪南下，与孙文、黄兴接洽，同意推翻清廷设立中华民国。南北两方在上海开协商会议，公推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定1912年壬子年为民国元年。后来袁世凯反悔想要称帝，南方纷纷反对。准备派北洋军队讨伐，由于蔡锷、黄兴等反对，帝制未成，但各省内部都很混乱，不能统一。长沙革命后，焦、陈两人执政不到半年，就被新军刺杀，改推谭延闿为督军，由他任命财政、内政、外交等高级官吏。1916年袁世凯病逝，曹锟继任总统。由于北洋有一部分军阀反对，引起奉直大战。长沙由于政局混动，治安毫无保障，我家全家在辛亥年冬季全家迁居上海，仅我和七弟两人留居长沙。七弟在1914年患伤寒病死。我因长沙略为稳定，将我妻和子女等从上海迁回长沙。 我在1914年以中国教育需要改革，认为西方科学是救国之本，因此在1914年进入长沙循道会（英国的）为教徒，1915年又组织了长沙基督教青年会。我家捐助银两在长沙城内四方塘买了一块地建筑了会所。1915年美国在湘的雅礼大学准备建立现代化的医学院，想和中国政府合办，由该院医师颜福庆、美国人胡美医师和湘政府会谈，建立湘雅医学会。双方各派代表三、四人。中国方面派的是章勤济（湘政府代表），粟默（外交司长），朱产才（中医）和我。美国方面是胡美、颜福庆。经多次会议决定设立湘雅医学院，教育青年现代化的医药学。中国方面担任经费每年白银湘枰五万两。美国方面担任医学院的建设，美籍及医学院教授的薪水和一切费用。连同全学院所用书籍，教授的宿舍及学校的一切开支全部由美方负责。从1915年开始，我担任湘雅医学院的校董。第一班学生七人，内中现在记得的两人，张孝骞（湖南人，以后为院长），高镜朗（嘉兴人）。创办的初期，由于师资缺乏，胡美要我担任英文教师，我的英文实在浅薄，担任了半年英文教师，以后请别人充任的。大约是1916年美国全国青年会总干事艾第博士来华，宣传基督教，与外交部联系，政府同意欢迎。他到上海后约我去谈，要我为他翻译，我谦辞说我英文浅薄。他坚持要我去帮他，我只能勉为其难。到长江各省，后来到北京等处。在北京开会前政府于天坛搭了一个大棚，可坐三千余人，外交部派顾维钧为主席。 1912年袁世凯讨伐长江，湘鄂备战甚急。北京派大军南下，颜福庆在长沙组织了红十字会，请我担任队长。另有颜祥生（颜福庆之侄）为副队长，医师一人，男护士四人，工人四人，坐小轮船到岳州去看形势。到了岳阳相近，遇见北洋军舰，命令我们停驶，疑心我们是间谍，将我们运到武昌军法处监狱，未经审讯投入狱中。我和颜侄蒙优待，拘留门房。三日后颜福庆电请其族兄粤汉铁路局会办颜德庆去看黎元洪，说明我们是民间的组织毫无政治意味，得到保释。那时正是酷暑，倍受惊险，幸获生还。 1913～18年间我在我家经营的上海恒丰纺织厂工作。该厂的动力是用老式的引擎，锅炉耗煤甚巨，影响生产及成本。在这个时候公共租界工部局发电处建议改用马达，即交流电动机。马达可由工部局出租（不要租费）或购买。我三兄云台最先接受这个建议。当时上海的工业界还是很幼稚，我厂是最先使用的。当时工部局为奖励和鼓励其他效法，给恒丰两年左右的付款时大约八折付电费。 1916年家里分家。四兄退出，三兄将恒丰纺织新局股份分为十股。崇德堂占两股，二、三、六、七、十房各一股，慈善基金一股，乔松堂及聂少萱各半股。因少萱出继与四叔，而四叔拿的是一股折换的现款。当时我以担任查账员名义，每天到厂看账。后来到1918年三兄身体不好，由他指定我担任恒丰纺织新局经理至1935年闭厂为止。从那时起恒丰由于历年亏损，连续向浙江兴业银行负有巨额欠款，实际上是全部资产亦不够抵偿债务，经营实权已全部归浙兴所有。直到1935年因当时商法规定银行不能直接经营企业，乃由浙兴出面将厂房设备租给中国棉业公司（中国银行所办）经营，以后多次协商，浙兴同意投资购买瑞士产立达棉纺机8千锭全套新式棉纺机，设在新建的第三厂，于1920年投产的（此处恐有笔误，应为1935年？）。那时恒丰拥有三个棉纺厂、一个织布厂，共计纺机五万五千锭，织布机三百二十台。1936年在中国棉业公司经营名义下的恒丰盈利三十余万元（当时的法币），一半归浙江兴业银行偿还债款，一半由浙江兴业银行及中国银行分享利润。 1937年七七事变中日战争开始，恒丰再次停业。日寇侵占上海后日军军部几次派人前来协商，要求和我家合办恒丰，经我一再拒绝未能实现。至1939年日寇强与申新、永安系统各厂合作后，又以恐吓手段逼我合办，声称如再不与日方合作则以反日为由查封我家在交通银行的全部存款（当时我母尚健在，大家庭共计数十口均赖此存款活口），如被查封势将无以为生，处此无可奈何情况下终于被迫继申新、永安之后与日商正式合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原国民党敌伪产业管理局查明恒丰厂系被逼合作，而且是在申新、永安合作之后两年，故将恒丰厂发还我家。因当时（1946年）我家无资经营，乃与吴柏年合作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迄至1949年解放后人民政府贯彻执行对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于1954年七月一日开始改为公私合营，我被继三兄过世之后担任董事长的。1956年改为国营上海第三丝织厂。 回忆1913～14年之间（谭在13年已辞去）长沙的督军都是北洋派来的。先是汤芗铭，后是张敬尧都是粗暴镇压，湘人反对甚烈。推举我云台兄在上海组织驱混会，当时我在长沙住落星田，甚为危险。我将全家迁居上海，先住威赛路，后迁白尔路484号及牯岭路60号，到1918年迁居马斯南路129号。1935年恒丰停业迁住长乐路764弄14号，直到1976年8月27日与光琦合迁，共住五原路67号三楼。
1978年10月9日 寒松老人口述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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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崇兴后记】2015年10月9日家瑞、家瑜两表弟来家，家瑜带来了两份文书，虽然是复印件，仍殊感珍贵。家瑜夫妇于六至八月份去美国探亲2个月，在洛杉矶、旧金山、丹佛等地见到了多位亲人。这两件文书是在丹佛由徐芸表姐给他们的。一件是爷爷、奶奶与子孙的全家福照片（推测可能是1935-1936年照的）。另一件是1978年10月9日爷爷在沪给我父、四叔和二姑的口述，由我父记录下来。一晃又快40年了。这两件文书对我家后人来说，也可说得上是文物了，我们会很好地留存下去。可惜的是复印的质量不好，字迹有点模糊，边缘也没对好。现在趁我眼力还好，将此文重新打印，便于保存。不然再拖下去，我将眼力不行，精力也不行，心有余而力不足，会遗憾余生的。
聂崇兴 2015.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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