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史中，张其锽先生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以往的历史文章中，大都渲染这种传奇色彩，却少有系统理性的叙述，更没有见到有探求其思想的文章。
张其锽先生生前因为事务繁忙，并没有来得及就自己的思想进行系统的论述。要通过现存的只鳞片甲的文章以及史料中记述的张先生行止，贯穿起来形成一个整体的脉络，是一件大工程。
更为困难的是，张先生是一位通才，他涉猎广泛，勤于思考，研究领域、所学所思甚多，要从这么多的头绪当中理出思想脉络对研究者的素质也是一个考验。
即以张先生最具传奇色彩的术数来讲，懂历史者未必懂术数，懂术数者又未必懂历史，所以惯常的历史文章中只能以传说代过，无从评价。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对传统术数形成一些固有的负面的看法，今天我们重新审视传统文化，无论从文化的角度，还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有必要对术数进行客观的而不是先入为主的研究。
易学、术数、方技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种。历史悠久，代有传承，好多历史名人中多有善此者。其内在实质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与传统的思维模式。其浅处则流于市井，鱼龙混杂，但其高深之处直指中华文化之最高远处。
从历史上看，术数作为传统思维的一部分，在古代的军事政治谋略家中，基本上是必备的一种思维方法。我们看到的好多的古兵书，很多都附有遁甲、六壬、太乙、风角这些术数的内容。直到近代，有好多的政治军事家仍然熟悉这种思维。即以正统儒学闻名的曾国藩为例，底下的谋士如赵烈文等自不必说，曾国藩本人对于天象与人相均有研究。《清史稿》中说他：“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一见辄品目其材，悉当。”
就我看来，术数这种思维模式，到了深层次，是一种很精深灵妙的思维，是一个人整体思维的反应。只有深入了解研究，才会发觉它的内涵，并不是普通人认为的怪力乱神一类。
我于十四年前，因为喜欢研究一些中国古代哲学的东西从而接触到张其锽先生的《谭张遗迹》，产生了一些感触，进而有写一篇文章的想法，但却久久没有动笔。（当然困难也有，其中《谭张遗迹》中有两个字，考证了若干遍，查过若干书，请教过书法家，反复比对，才算解读。）
及至2006年开始，在一篇有关研究六壬术数的长篇文章中，写了一些有关张先生的文章。因为是研究六壬术数历史的文章，所以文章就以六壬术数为引子，试图通过对历史事迹的探求，与张先生一些文牍交织起来，进而对张其锽先生的思想作研究与探索。（一叶可以知秋，到了一定境界的人，思想是互通的。）目前这篇文章目前还在继续之中（下一步将要对《谭张遗迹》作详细历史上的解析，术数、哲学意义上的解读）。
就张其锽先生研究这个领域，原来的想法是先写一部分，作为积累，等机缘成熟，再正式写一篇关于张先生历史与思想的研究。
我检索到瞿泽方先生的网站，于是想请泽方先生提出一些意见。承蒙泽方先生抬爱，建议将文章登载于其网站上。因我既不是学文史专业的，也不善文，深感自己文章之浅薄，恐贻笑于方家，转而又思之，登载于该网站上，定可听到更多有益的意见与建议，会对张其锽先生的研究有所裨益。所以就不避浅陋，略微做了一些校对，就教于诸位。
就本文来讲，因前面所述原因，文章中有好多写六壬术数的东西，这为部分也许不容易读懂，或者大家有不同看法，可以跳过这一部分阅读，但这不意味着张其锽先生的思想是以术数为主的，也不影响后面对张其锽先生历史与思想的分析。又加之此文并不是有计划的写作，时间脉络上，也略显杂乱，写作的笔法风格上，也不尽统一，诸多不妥之处，还望各位谅解，并给予批评建议为盼。
祝愿瞿泽方先生的网站越办越好，祝愿大家诸事顺利。
一九九三年初夏的一天，买了一本台湾出版的《大六壬全集》，当时还算内部图书。
这本《六壬大全》的封面的主编上写着：韦千里、刘赤江。学习六壬的知道，这个刘赤江就是《六壬粹言》的作者，清道光年间，湖北荆门人刘赤江。《六壬粹言》赫然地印在里边，可是主编之一的韦千里先生的六壬文章，我却连一个字也没有看到。这也许是天意，两本一套的书中，却惊奇地看到了张其锽先生（书中多称“子武”）遗墨《谭张遗迹》。
我捧着这墨气生动的《谭张遗迹》，陷入凝思，我总是感觉这个占六壬课的人，肯定是一个非凡的人。《谭张遗迹》的书法，有一种灵秀的生动，不古板，也不拿捏，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鼓动的气韵，这种气势，通常是那个时代一些卓越的人的字体中可以读出这种东西。我读这个六壬占例，越读越感觉到这肯定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一个率真的人，一个仿佛与这个红尘滚滚的世界从来也没有相溶的人。那时候，工作有时候在野外，在人迹罕至的旷野，边望着远处天空的星星，边捉摸思考着书中的隐意。在那些独自思考的日子里，慢慢地体悟，慢慢地回味，我仿佛读到了这用飞动的笔法书就的课例后面的东西。那个时候，并不知道这个字迹中出现的“子武”是谁。
及到后来考证历史，才知道原来这个《谭张遗迹》的作者，居然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政治人物张其锽先生。但是在那个封闭的年代，并没有看见哪个人讨论到六壬中还有一个张其锽先生。
所以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要写一篇张先生的文章，写一篇研究张先生的文章。因为我从壬课中隐约读到了这个人的心灵，读到了这个人的情感。你要看一个人，看他的学术，看他的论著，看他的作为，看他的足迹，看他的方方面面，可以折射出这个人的内心。
要最快捷地读到一个人的心，一个人的智慧，以这一种中国传统的易象课象的思维，这种集推理、现实、知识、灵感于一体的中国式的推理来感知，可算是最好的渠道。尤其是那些真正做事中占卜的课例，与自己的命运结合起来的课例。
这些精心推断的课例，这些在极智状态下的思维片断，就象突然打开的门，也像偶然射出的光，也像在清澈的空中跳跃着的火苗，几百年，几千年，仍然鲜活地存在于空间中，丝毫不会变色，形成那个人最生动的心的形象，形成恒久如新的一个全息影像。我当时甚至有一个想法，想寻到那些张先生的后人，向他们讲述六壬的道理，讲述这种世人少知的奇术中，跃动着的灵思妙想，让他们来体验一下他们前辈的心灵，读一读他们前辈深层的内心。
写一篇张先生的文章的想法，总是在心头，十余年以来，一直有这样的想法。每当我动笔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还没有读懂这课例后面的东西，总是觉得还欠缺些什么，所以便屡屡地耽搁了下来。
上网之后，这个念头依然在心中，资料也多了起来，当时谈术数谈壬的人中间鲜有提起张先生的。于是我在论坛上，辑录了一些资料，写了一篇有关张先生的文章《壬学前辈张无竟先生 》。当时只是辑录，并没有作深入的说明。
今年为了回答一个网友的问题，又写了一篇《六壬四难四易 》，又写到了张先生。但那一个老早想写的文章，却仍然没有动笔。
古人在易学中说，“理、数、象、占”四个部分，从占往上数，最高到理，从理往下数，最基本的是占。宇宙本无上下，因人而立。
占是什么？占只是那“理、数、象”一霎那的积聚，天才、体验、认知一个点上爆发，一个光点上迸发。尤如电光火石，通体皆明。观其一隅，可见全心。
武术家孙存周回答了什么可以称为拳术家的问题，他说：“第一步是基本功，把基本功练通了，浑身都是拳。但到了这一步也还是个拳匠。还不能称师。第二步是知拍，与人对打，感应确切，应对自如，如是才出得来节奏。一般人不易做到，到了这一步可以称师。第三步是拳与性合，遇敌制胜，尽情尽性，喜怒哀乐因拳而出，皆能制敌，则可称家。如今能至是者极少。最终至木呐虚无，动静无兆，制敌于不觉中，如家严也。”
张先生的六壬可以感觉到张先生的喜怒哀乐，可以感受到张先生的情性，故而张先生可以与历史上的术数家相提并论，可以称为“术数家”。而且张先生的身世、思想、情感，极端地类似于前面的术数家，又处在西学东渐的初始年代中，对西学亦有所会心。故而研究清末民初的术数，实在是应该研究一下张其锽先生。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个哲学家如是说。在六壬术数研究领域内，一切六壬史，也是六壬研究的一面镜子。
《谭张遗迹》就象是六壬发展史上的一片精致的碎片，静静地飘落在历史的尘堆中却没被湮没，应该是一个奇迹。
六壬的实例中最可贵的，是那些原始地记录了判断者原来判语的例子。比这种例子更为可贵的是六壬判断的真迹。真迹和印刷出来的铅字的差别很大，这有点类似于文物和历史记录的关系。
六壬不是死板的计算公式，它带有操式者独特的思想和思维，甚至带有操式者的气息，操式者的境界，操式者思维的节律，操式者的灵思。在六壬的真迹中，操式者的一笔一画，一字一句，笔锋的疾缓徐迟，提按顿挫，甚至一个不经意的涂抹，里边都蕴含着丰富的个性化的信息。一旦这些生龙活虎的字迹，化做了千篇一律的印刷铅字的时候，这种独特的东西就会流失。
《谭张遗迹》活生生地摆在我们的面前，当我们与历史交织一起解读的时候，就更容易建立起一幅立体生动的画面。
很久就想写一篇有关张其锽先生的文章，就于此文中先粗线条地写一部分吧。
《谭张遗迹》占断发生在民国九年（1920年），北洋政府要武力统一中国的南北战争期间。民国七年（1918年）直军吴佩孚部在未遇抵抗的情况下攻入长沙。继续向南追击南军，把长沙留给了张敬尧。
在南北交锋的湖南前线的北军，包括了北洋军的各军系，有直军，奉军、苏军、鲁军、皖军等，还有张敬尧的第七师，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在正面和南军对磊的，是由吴佩孚统领的直军。南军方面则是西南联军，湘军的首领是湖南人程潜。
民国七年四月十二日，在桂系的支持下，谭延闿从上海动身去广西，然后回到湖南，接管军事权。
四月廿日，吴佩孚部攻陷衡山。西南联军的形势岌岌可危，粤军主力被打垮，桂军逃回了广西，谭延闿和赵恒惕只剩湘西的地盘，驻守在柳州一带。数千名湘军缺枪少粮，陷于困境。谭延闿想到了老朋友——善于用兵的张其锽，写信给张其锽，说他准备在永州召开一次军事会议，请张其锽速速赶到永州来，参加会议。
张其锽当时正在广州，接到来信立即赶往永州，他到永州时，军事会议正在进行。（此处与其锽先生身后《先府君行述》中略有不同，《行述》中有“府君复偕谭公延闿赴粤，转赴衡永。”张夫人聂其德的回忆中，有“谭组庵函邀子武由粤赴永州，探看形势。”探看形势也好，开会也好，张其锽先生是受谭之邀请这一事实是明确的。到永州的先后则有不同。）
当时与会的将领纷纷主张放弃湖南，退到岭南。张其锽力排众议，认为不可放弃湖南。张其锽表示自己愿意带兵守永州。谭延闿和赵恒惕问他需要多少人马，张其锽回答只要三百人就够了。众人听了将信将疑。
谭延闿分了三百名士兵给张其锽，其余人则向后方退去。永州多山，张其锽命令这三百人多备军旗，在各处山坡上、密林中广设疑兵，虚张声势。吴佩孚于五月廿八日占领衡阳，前锋部队又已攻下衡州，一路往南如入无人之境，没想到在永州遇到强敌阻挡，吴佩孚的原来的打算也是打下衡阳后不再前进，他接到前方的报告后就命令部队停下，修筑工事，与湘军对峙。
张其锽随后给吴佩孚写了一封信。在信中通过形势的分析，说明了“战”则两败，“和”则两利的道理，劝说吴佩孚上为国家百姓着想，下为直系自己的利益考虑，不可再战。由于张其锽的信对形势分析的透彻入理，说服了吴佩孚。
吴佩孚以前就听人说张其锽是“一代奇才”，见了他的来信，极想见见张其锽。他听说岳州镇守使葛豪与张其锽同父异母的哥哥张其钜相熟，便吩咐葛豪打电报给张其钜，请他约张其锽到衡阳一叙。张其钜赶到前线，向张其锽转达了吴佩孚的邀请。左右有人担心此行安全，张其锽说吴佩孚不会有恶意，只带了两名随从，由张其钜陪着到了衡阳。
吴佩孚与张其锽见面后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两人结为异姓兄弟。吴佩孚长三岁为兄，张其锽小三岁为弟。
吴佩孚与张其锽商定停战，于是又邀请了广东和广西的代表，加上谭延闿的代表张其锽，举行和平谈判，于1918年6月16日签订了停战协议。随后吴佩孚在衡阳发通电，阐述停战和平的主张，抨击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吴佩孚“罢战主和”，顺应了人民痛恨皖系对西南用兵，渴望和平的愿望。此后湖南暂无战事。
张敬尧主湘，民怨沸腾，驱张成为湖南人的共同心愿。
民国九年五月廿日，吴佩孚北撤，面子上要把防地交给张敬尧，内里却是想把防地移交湘军。所以吴佩孚前脚走，湘军随即跟进，开始了驱张战争。
这时的湘军实在可怜，饷械两缺，番号也只是正规军一师，和一些杂牌军，能用的枪支，合起来也只有3000左右，子弹更为缺乏。湖南老百姓称湘军为“叫化军”。但就是这支部队开始了解救家乡人民的战斗，士气是很高昂的。这场战争应该说是正义的。
上面所说的就是驱张战争的一些历史背景。《谭张遗迹》中间的六壬课中判断的战事，就是说的这一段历史。
当历史变成了教科书，后来者都成为高瞻远瞩的看客，俯视着历史中那些笨拙的角色们。
可是当现实还没有变成历史的时候，前面的一切都锁在黑箱里。大家只能蒙着眼睛跌跌撞撞往前走。
正确的决策是无疑是困难的。
当未来挡在面前，就象一个六壬课，似乎有一些线索，也有若干道理，又好象抓着些什么。但结果却往往出人意料。当然结果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为这个结果找到无数理由。解读未来是困难的。
在《谭张遗迹》还未出现之前，张其锽已经先行演绎了一场术数案例。只不过没有袖占一课而已。
机，知机，料敌先机。
知机者，察其隐微也。这是术数的精华所在。知其机也，又何必六壬不六壬矣。
张其锽先生先表演了一场未卜先知。
他从广州赴永州前线，下马之后，直接进会场。那些身经百战的武人们正在讨论如何撤退的问题。张先生听了一会，没有做声，这一切并不出他的预料。当然，也在一般人的预料之中。
听了一会儿，他要出声了。他力排众议，坚定地认为湘军不应离湘。无论从政治上和军事上，事后看张先生的对策无疑是正确的。
和所有这样的故事一样，正确的决策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决策者最后又肯定了少数人的意见。否则，那些杰出者就会永远混同于普通人中间，就会被历史湮没了。
大浪过后，金子就出来了。
这简直就是当年明朝刘伯温赴应天府的翻版。不过，那一次，打仗的另有其人。这一次，导演和演员要一肩挑了，出主意的，和执行方案的人只有张先生本人来担当了。因为人马实在太少了。
更重要的是，前面的这场战争不是平素的打仗，是政治、表演、军事三合一的行动。其它人干不了这种踩着钢丝抛鸡蛋的高难度表演。
张其锽先生在永州带领区区三百人挡住直系大军的去路，有点像武侠书里的故事。那直系大军竟然也停下了势如破竹的步伐，来了一个急刹车。这一幕犹如螳臂挡车，旁人看得目瞪口呆。在别人看来是万分惊险的事情，在张其锽看来却是有把握的事情。
这个惊险动作，犹如武功表演中的碎石表演一样，背后是有必然的物理原理在后面做后盾的。
张先生并不是类于神仙的人物，他对现实和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个举动实际上源于他对于现实深刻而独特的认识，只不过旁边的人看不出来而已。
当张先生在会上提出自己方案的时候，他清楚这个动作成功的可能性是极大的。但其它人并不相信。
其它人不信，有一个人信，那就是谭延闿。
在座的人中间，可能没有比谭延闿了解张其锽的。从他力邀张其锽去前线这件事情，可以得知，他心里明白，永州的战事，需要一个解杂乱纠纷的高手，此人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张先生。（有些人善于和事情打交道，有些人善于和人打交道。谭延闿号称“谭婆婆”，从他走过的历史看，知人的功夫确实是一流的。他知道在这个形势下，可以帮他的人就是张其锽。他邀张先生前往“开会”与“探看形势”，而张先生这样的人，一旦探看进去，正好是帮人帮到底的那种。）
事后来分析一下当时的情况，可以看到几方面的问题：
南部湘桂联军内部存在问题，桂系对这次作战并不抱多大的希望，为了保存实力，采取不抵抗的后撤。湘军没有了桂系的支持，也没有了斗志，所以北军如入无人之境，廿四日进驻衡阳。北军分为左中右三路大军，中路直军进攻衡山、衡阳，右翼第七师进攻湘乡、宝庆，左翼第二路军进攻醴陵、攸县。
就在北军进展神速的时候，就在北军追击西南联军的时候，由赵恒愓、刘建藩部却掉过头来进行了一场反击，加上桂军的接应，收复了被北军占领的攸县、醴陵。这正应了
“穷寇莫追”，兔子急了也要咬人的中国古话。
虽然这一次反扑后，湘军就后撤了。但是这一次的反击胜利，使北军认识到湘军和桂军并未失去战斗力，有所顾忌，不敢放胆前进了。此其一也。
北军客战已久，军队已经疲惫，前面地形更加复杂，客观也不充许再进行激烈的战斗。此其二也。
北洋政府内部斗争不已，皖系和直系之间的矛盾不断。吴佩孚虽然在湖南战事中起了主要的作用，可是张敬尧却成了督军，伐南的内在动力不足。此其三也。
自古得中原者得天下。挥师远进，深入岭南，占有地利的南军被逼无奈，很有可能集合起来作困兽斗，弄不好掉进这样的泥淖，消耗了自己的力量，失去地利，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这种结果是吴佩孚不愿意看到的。此其四也。
全国反战的呼声越来越高，人民已经厌倦战事。主和派又有上升的趋势，西南求和的声音也在加强，此时勉强用兵，道义上会陷入不利的境地。此其五也。
再一点，张其锽先生来领着三百人和直系大军对抗，用现在的话来讲是“不对称的战争”，是老鼠和老虎的搏斗，占着地利人和，打不赢可以跑，并不是两件瓷器硬磕的事情。
尽管有上面的分析，如果北军在行进的过程中碰不到有效的抵抗，北军当然会当仁不让地继续前进。
北军就象一辆行进中的车，司机已经很疲劳，不加油门也没熄火，车继续往前溜，路越来越不好走。什么时候停，停在哪里，司机并没有打定主意。
这个时候，他看到前方出现了一个卡子，于是自然而然就把车停了下来，休息一下，也顺便看看前面的情况。
这个路上的卡子就是张其锽先生率领的那三百湘军，此时正在忙着满山遍野插红旗，放鞭炮，大布疑兵之阵。这是真正的疑兵之计，不需要对方太相信，只要对方有些疑惑即可。
历史就是这样，有时需要一个支点，那些有前瞻力的人找到了这个点，于是历史就转向了。
这一次，谭延闿用人用得准，张先生算的准，玩了一个惊险无比，让大家心跳的动作，玩了一个老鼠戏猫的游戏。当然这个游戏玩的是胆识，玩得是对现实的穿透力。
事情说破了就这么简单，但大多数人不会找到这个答案，也找不到开锁子的钥匙。
有些人会有疑惑，张先生当初看出这些问题了没有？这不是猜测吧？
那我可以告诉你，据我的研究，张先生洞若观火地参透了这里边的全部的奥妙，而且不是一般地明白，是非常的明白。如果你了解张先生，你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
这与易占中辨象的过程相似，同样是从纷纭的象中清晰地理出那一条主线，然后判断，再形成对策。是见胆见识见天机的事情。
未来隐在一层薄雾的后面，当这一层薄雾轻轻地撩开，一场昏天黑地的大战没有发生，永州山上重回风平浪静。
世事象老虎，突然却变得柔顺起来，接下来的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结果了。
吴张结盟
有些事情，看起来简单，其实复杂。有些事情看起来惊险，其实却很保险。
神奇的后面并不是靠神奇来支撑的。
当一场恶战没有发生，当笼罩在人们心头的硝烟就如此散去的时候，那些跟着这个戴眼镜的书生忙乱了好多天的士兵终于露出头来，惊疑地望着山下的北军，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场大战，就这样地停止了。就象一盆悬在头上的水却没有泼下来，这简直形同游戏！
可令人惊奇的事情还在后面。
那个拥兵千万的吴大帅要邀请张先生去串门。却见张先生没有一点惊慌的样子，象是预料之中一样。只带了两个随从就上路了。
这几天连续发生的事情，真有点让人想不通。
吴佩孚打量着眼前的张其锽，他想看到一个洒脱的名士的样子，想看看这个有些传奇色彩的人物，有什么特殊的地方，然而出现在他的眼前的却只是一位安静的书生。
他明白，这是一个说客。但是他怎么也把眼前这个温和的书生与说客挂不起钩来。这位张先生给人感觉有点沉静，在他不说话的静静地温和地坐在那里的时候，甚至给人一点点羞涩似的感觉。只有当他纵论形势的时候，才会感受他的精神和豪情所在。
吴佩孚从一个读书人投身行伍，阅人很多。吴佩孚马上意识到，这个看上去温和的读书人，是一个奇才，是一个脱俗的奇才。
说到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吴佩孚。
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北洋军阀直系首领。光绪二十四年（1898）投淮军。1906年任北洋陆军曹锟部管带，颇得器重。后升任旅长。北军伐南，吴佩孚以第三师师长兼前敌总指挥，是北军最精锐的部队。
吴佩孚是以书生领兵而成军阀，文才也很好，有儒雅之气，这在当时的军阀中，是少见的。
更为少见的是，吴佩孚在沦陷区保持了晚节，拒绝了日本人的威逼利诱。在他死后，所有他的敌对方，包括共产党，包括国民党，最后还包括日本人，都对他有正面的评价，这在军阀中，是绝无仅有的。
随着张吴两个人慢慢地深入地交谈，两个人感觉到很投缘。
于是两个在战场上狭路相逢的人，金兰结拜，变成了异姓兄弟。这一次相逢，改变了湘军的处境，改变了历史，也改变了张其锽的命运，这是后话。
张其锽先生毫发无损回到湘军驻地，而且敌军主帅居然成了结义兄弟，这是一件具有戏剧性的历史场面。
现在的湘军不用担心正面的敌人了，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养精蓄锐，等待时机，随时准备回到湖南腹地，驱除不得人心的统治者。
湘军中上上下下都对这个戴着眼镜很文静的书生有了一种新的认识。更令他们感到新奇的是，这位张先生还有一项与民同乐的大本事，居然能猜到大家藏起来的东西。这可是只能从书上和传说中才有的东西，这使得大家苦寂的生活有了乐趣，于是张先生又成了最受欢迎的人。
神奇意味着希望。
感谢历史有这样一段等待的日子，使得张其锽有时间把他对于术数的学问留传了一部分下来，如果不是这段时间，我们只能得到神乎其神的传说。而不会看到中国历史上亲临军事前线，本身就是领导层之一的人，是如何用六壬参与军事决策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有原始记录的术数参与军事决策的资料。
好多术数都有参与军事决策的记载。但是真正历史上具有翔实明确例证的，还要说是六壬。
六壬占卜军事题材，好象是六壬的一个传统。历史上的六壬家，因为本身兼具多种身份，兼有多种才能，所以容易参与到各种决策当中。
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军事活动作为社会活动中最激烈，最精密，最综合，最高级的对抗性活动，总是积聚着同时代最精华的人才，这些人才当中有很多通才，其中包括精通六壬的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谭张遗迹》由来
在中国近代最混乱的一个时段里，在两场大战的间隙，《谭张遗迹》诞生了。
这本六壬书并不是专门要写的，而是真实的课例的汇集。
“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事情好多时候就是这样。
《谭张遗迹》作者张其锽先生并没有想到要写这样一本书。他真正要写的六壬著作是《六壬经纬》，还有《六壬通考》。这两本书，前一本将次削青，后一本估计胸中已有大概，还没来得及形之于笔。
从张先生的言行当中，可以看出，他并不是一个痴迷功名和权利的人。他自己评价自己做一个学人更为恰当，早有隐退之心。他自己评价自己：政治不如军事，军事不如学问。
张先生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旁边的人评价他，平常没有一天忘记文字。哪怕是战火纷飞的战场上，他也要把书和文稿带在身边。一有时间，就读书作文。他最精于先秦诸子。但他是一个学以致用，有开放心态的人。到了四十岁的时候，还开始学习英文。后来他居然可以看英文书了。
张先生的夫人回忆张先生读书的情况有一段话，很为传神，描述的是张先生苦读的情况：
“子武（张其锽字子武）每晚都要看书两个钟头，有客时会客，等客人走後再看书，有时会看到午夜两点多。他吃饭时也看书不停，看得入神，筷子在桌子上挟两下，并没有捡到菜，接著就吃两口饭。我忍不住问他，‘菜好不好吃？’子武说：‘还好，还好。’我说：‘你嘴里有没有东西。’子武才发觉只是吃白饭，并没有吃菜。”
《谭张遗迹》的真正组织成文者，是湖南著名的教育家曹孟其先生。
曹孟其先生， (1883—1950) 湖南著名的教育家。原名惠，字孟其。长沙人。曾任湖南都督府秘书、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部秘书。后投入慈善教育事业，创湖南省孤儿院，任院长。并兼长沙广益中学、三峰中学校长。以孤儿院所有农田创办隆庆农场，购置拖拉机，为湖南机械耕作之始。又兴建给孤园，园中种菊花千余种。工书法，以北碑而参颜体，独具一格，人称“童体”。有《逸词残稿》、《孟其文录》、《孟父春秋》等传世。
当时曹孟其先生也是张其锽先生的朋友，与谭延闿一起共事，所以辑录了这册《谭张遗迹》。从这本书中，连同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序文，不只是重要的壬学资料，历史资料，也是书法珍册。章、谭、曹、张的书法各有章法，美不胜收。
著名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给这册资料专门写了序。章太炎先生也是张其锽的好友。在张先生著的研究墨子的书《墨经通解》是由另一位大师梁启超作的序文，这也说明了当时张先生的地位。
章太炎在《谭张遗迹》的序言中说：
“长沙之复，盖得之诸人和，非天所致。观此占验，乃以王相推至，竟不爽，夫可怪矣。自昔虞仲翔、刘诚意辈，往以占术赞军，其成效不可诬。天道玄远，固非浅见所能测也。”
在这里，章先生把张先生和历史上的术数大家虞翻、刘伯温相提并论，可见这位国学大师对张先生的评价。这在传统主流文化中不言乱力怪神的传统中，是很罕见的。
与这本书相关的另外一个主角谭延闿，稍稍读过一些近现代史的人，都会知道这个人物。
前两年，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前往中山陵谒陵。我们从电视上看到中山陵碑亭中五米高的巨碑，碑上面镏金大字“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就是出自谭延闿的手笔。
谭延闿 (1880-1930)，字组安，号无畏。湖南茶陵人。是民国著名的书法家。民国时期湖南都督，国民政府高级官员。曾任翰林院编修，湖南省咨议局局长，湖南军政府参议院议长、民政部部长。1911年武昌起义后，被推为湖南都督。1912年加入国民党，任湖南支部长。后历任湖南督军、省长、湘军总司令等职。1923年2月随孙中山到广州，先后任大元帅府大本营内政部长等职。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等职。曾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
张先生与谭先生同是1903年的举人，1904年的进士，张先生后来又在湖南为官，私人交情很好。谭和张先生有一些共同点，两个人天资都很高，都很内秀，爱好广泛，都有革新旧中国政治的抱负，都喜欢一些当时称之为杂学的东西。武术、骑射、书法等两个人都喜欢。
尽管如此，廿十年的时间，谭对张先生精于六壬并不知情。
谭在《谭张遗迹》中说：“我交往子武（张先生字）廿十年，不知道他有这样神奇的技术。今年在郴州才得知。从六壬射覆才开始相信。全面了解一个人真是不容易啊。”
曹孟其也在序言中说：“我的朋友无竟(张先生号无竟)可以用六壬来射覆，经常可以很神奇地射中。今年驻扎在郴州有衡宝战事，谭延闿先生每次咨询战况，张先生根据情况进行占算，语言或许有不得当的地方，但是事情向来是应验的。”
射覆——古老而又神奇的方法
《谭张遗迹》的开篇第一课，居然是以一个错课开始的。这是一个射覆课。
公历 1920年6月8日
庚申 壬午 丁酉 丁未
四月申将甲午旬辰巳空
青勾合朱
午未申酉 贵 蛇 朱 合 官 己亥 贵 日德
空巳 戌蛇 亥 戌 酉 申 官 庚子 后
虎辰 亥贵 戌 酉 申 丁 子 辛丑 阴
卯寅丑子
常玄阴后
张先生批语：为尊贵载水器，墨盒或墨水壶或妇女头饰盒。
墨盒为得。
或男女合照相片亦似。
曹孟其批语：此庚申四月占，余因无竟每占必验，特设而试之，覆中乃一烧残洋烛。无竟云：知操术如无竟，亦有时而干鬼神之忌，不尽信矣。
谭延闿批语：吾交子武二十年，不知其有奇术。今年在郴州乃知之，由射覆始信乎。知人之不易也。此二月廿十一日所为，自后军中遂群以占验为请矣。然亦不必尽验，十可六七耳。
2000年，我在论坛上同时发了两个射覆的例子，一个是此例，一个是《六壬指南》后面射覆图书的例子，并无人参与讨论回答。
张其锽先生这一个射覆的课，虽然是错课，但很值得沉思，失败的案例有时更值得注意。因为那些高手失败的断例就象有些裂缝的名磁，也象有瑕疵的美玉，更容易从中看出事物构成的端倪，更容易品味高手们的精思巧构。
这一课张先生给出三大类答案：
1、盛水或者盛墨的器物。
2、妇女头饰盒。
3、男女合照相片。
答案却是：烧剩下的蜡烛头。
这三个答案与覆中所设物并不合，但从课理的角度来讲，张先生断语中的取象是精妙的，合象是圆融的，出象是锐利的。
六壬课有时就是这样，有些课断的虽然对，但是于理不合，从六壬的学术来讲，并没有意义。有些课虽然断的和实际情况有出入，但是从课理的角度来讲，却断的很好。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在以前在文章中所说的，六壬的象和现实的事物之间是两个不对称的集合。这两个集合中，一个集合的元素和另外一个集合的元素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是一对多的关系。从数学的意义上讲，是用映射关系建立起来的两个集合。这是六壬的难点所在，也是六壬的妙处所在。
射覆，这个“射”字，真是叫的太好了。尤如一束光，准确的射向那黑暗中的目标。
把一些零星的对象的描述，整合成一个最能体现这些象特征的一个物体，是一个很精妙的思维过程。
尤如科幻电影中的特枝镜头，一些物体的碎片，向一个地方慢慢地飞过来，然后各就各位地砌合成一个完好的物体。这种过程，看上去很神奇。六壬射覆的思维有些类似于此。各种课象，各种可能的物象在脑海里翻腾，不断地吻合，不断地变换角度和位置试验，然后终于找到一个最好的锲合。于是一个物象产生了。
以射覆的角度来讲，“刚日取日上神，合发用言之；柔日取支上神，兼用神言之。”古人用词，字字斟酌，刚日用一“合”字，柔日用一“兼”字。
这个课，最关键的两个元素在于一个“螣蛇戌土”，一个“贵人亥水”，这两个课中的单元是最重要的象元。这两个象元溶入到整个课意中，还要溶入到占课时的情境中。
军营之中，荒辟之地。这个影象大半是一个用品，是一个贵人身边的用品，与文明文化有关系的用品。再思之，再细思之——
亥水贵人，亥主墨，又近贵人之器，为天德，故尊贵载水器或墨水盒。
亥为登明，为妇女，为首，为首饰，故而妇女之首饰盒。
亥又主图画，光明文明，则男女合照之相片。
…………
张先生脑中课象慢慢显现出来，总感觉到有些不踏实处。仿佛已感觉到覆中的东西，呼之欲出，就是说不出来。
射覆射过那么多次，从来还没有象今天一样。课中元素的“象”老在那里转，老像和自己捉迷藏似的，老感觉抓不住。你到了这里，它却溜到那里，甚至可以听见覆中那个影象的声音，可以感受到覆中物体上留下的人的体温，甚至可以感受到设覆者的窃笑。射覆好象是设覆人和操式者的一场对奕，也像是操式者和设覆人场能的一场较量。
犹豫，沉吟，旋转，定夺……出击吧，所有的战斗总是要出击的，箭已在弦上，总是要射出去的。再瞄，目标会更模糊了，一个老练的箭手明白这个道理。自己对自己说，放手吧！于是，那箭便像飞一样地出去，憋足了的思绪便随着那箭一起脱手，直冲向天空。脱手的那一霎那，感觉到了一种空旷，一种登高望远的开阔，一种溶入万物的感觉。这种感觉太熟悉了，这是一种开放的感觉，一种充塞天地的感觉，一种自由的感觉。
六壬家就象勇敢的箭手，脱手那一刻，德，智，仁，勇，俱在其中。
箭已经出去，向空中飞去，向着目标飞去。缓缓地游向了虚空的物象，却没有射中靶子。
慢慢看到了曹先生带点狡黠的微笑，听到了众人“咦——”惋惜的一声。士兵们太替张先生惋惜了，因为他们喜欢张先生这样一个人，也喜欢张先生带来的神奇。
艰难的日子太需要神奇了。
一进入六壬这个领域，张先生便成了一个孩子。他望了望旁边的士兵们，也看了看对面微笑着的清瘦的戴着眼镜的曹先生，舒了一口气，说出了一句有些傲气而不甘心的话，也似乎有点象借口的话：
“想不到研究术数到了我这样地步的人，有时也会引发鬼神们的不满，不能所有的课都判断准呀！唉……”
他情不自禁地叹出了这句话。可是，他不知道很多的术数名家们，无论是在他身前的，还是在他身后后，都曾这样地感叹，甚至辞句也是一样的。
这成了一句著名的感叹，时间上永不相遇的人，相聚于一句感叹中。这是偶然的感叹，也是必然的感叹，天地同此一叹。
曹先生看到了射覆的结果，也露出孩童般的笑容。心里却暗自庆幸：纸上写的那些答案，都是自己开头准备放的东西，幸亏后来改变主意，没有放进去。
再谈射覆
谭延闿说张其锽“不必尽验，十可六七”，曹孟其说张其锽“语或过当，事向验之。”两人说的略有差距。
从《谭张遗迹》收录的整体课例来看，除了一个射覆课，其余都是军事的决断，基本上都是应验的。
谭和曹对于张先生的应验率没有具体数字的统计分析，各以自己所见所闻或者印象来评价。
我们推断一下，除了忙乱军机大事的时间，在娱乐的私人时间中，应该曹孟其和张其锽对于壬占这一类的事情，交流的要多一些。因为曹孟其也是很好学的一个人，一个很有好奇心和童趣的人。
从对壬占的评价上，实际上暗中隐含着，谭延闿与曹孟其两个人内心世界观的不同。从私人关系的深厚上面，张和谭的关系要深的多。可是从内心的爱好相同上来讲，曹孟其先生和张其锽先生的情趣更相投一些。联系整个《谭张遗迹》中，谭延闿流露出的对壬占的态度，可以看出这一点。对于没有严格数学统计的评估来讲，人们的内在倾向性决定着评估的程度。
曹孟其先生最后终于脱离政治，一心转向于教育事业，更证明了他内心的一种取向，他和张其锽一样，骨子里其实是知识分子。谭延闿从翰林院编修做起，主流思想根深蒂固，屡经沉浮，一直从事政治，善于在政治人事中走折中的路线，人称“谭婆婆”。谭表面待人温和，内心看起来却很有主张，最后追随孙中山先生，修成正果。
壬占射覆即以“十可六七”讲，也是一个惊人的成绩。莫说“十之六七”，就是“十之三四”，如果稳定发挥，在当今来讲，是惊人的一件事情。如果能在大庭广众面前，经得起数理统计的分析，确实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如果当场应证，事实上已经颠覆了当今西方主流科学的基础。
做为张先生那个时代的人，到不会感到自己射覆是一件多么大的事情，他只是觉得自己印证了古人的学问。在一个天地人大一统的学说中，能感应到覆中设计的物体，在传统哲学的理解中，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情。
历史潮水的冲涮，有关张先生术数的事迹，渐渐地被人淡忘了。毕竟在中国主流的思想中，张先生的其它事迹更值得宣扬。而这种术数神奇的事例，或多或少地会被正统的人们认为似乎是不太入流的东西。
但是有些史料还是留下来了，也许是研究张先生的诚心所致，有些史料自然不自然地会聚起来。这也许是一种机缘吧。
前面说了，进入六壬这个领域，六壬名家们都变成了孩子。这是他们内心的自然流露。
张先生并不把射覆看作是一件神秘的事情，也不是偶一为之，心情闲适的时候，他甚至主动愿意表演一下。
张其锽先生任广西省长的时候，当时担任幕僚长的何勇仁先生后来回忆说——
在广西省长任内与张省长接近者，除本人外，尚有何庆云（字朶坛，任广西高等审判厅厅长，即现制之高等法院院长），张叔达（任广西省推运局局长）二人，我等三人俱系接受新教育者，对于看相、算命、卜卦等素来不信。
晚间常于谈公事之余，即于子武的休息室聚集，有时与子武闲谈至深夜，从天文地理而到人事掌故无所不谈，并且常常作有限度的及有礼貌的和子武抬杠。我等否认“奇门”、“六壬”等的存在价值，子武绝不以自己乃一省之长而有所托大，反而讲不少和谭畏公（此处之谭畏公，即谭延闿，号畏三。此文旁证了张其锽先生和谭考证壬占的事）过去如何试验印证之故事给我等听。
而我等即乘机提出：“要使我等五体投地，必须当面表演给我等看才行”，但是子武总以微笑示意，或说：“等机会吧!”
某日晚上，子武政务较闲，手上拿一易经。我等以为彼正在静心默想，却不料首先开口问：
“你们不是要考我吗？”
“不敢不敢，我们只是求教。”
“好，你们怎样考我呢？”子武兴致勃勃自动提出询问。
“我们要包裹一包东西，请您算一算，里面包的是什么东西？”
“好，可以的，你们在外面准备吧。”
子武欣然应允。我等步出休息室到客厅，四周张望，竟无一物可以包裹者，旋遇专服侍子武佣工阿桂，以为我等找寻遗失物品，后告以经过，即步入阿桂卧室，复四面张望，发现室内方桌上放着一包“洋火”，（供吸纸烟用的火柴）三人低声洽商后，决定利用仅有之一包火紫，由朵坛将火柴先用报纸重重包裹成约一尺平方大小，外面再用桌上白枱布包裹，甚为整齐美观。我等再次进入子武休息室后，彼正在静坐闭目养神，旋睁开双眼，见我等手后布包，微笑示意我等先启齿。
“请省长神机妙算，这个包裹里面裹着什么东西？”我将包裹递过去。
“好，请你们静坐片刻，等着答复。”
还原思路
怀疑的精神，是人类最伟大的精神之一。
前一篇说道，张其锽先生任广西省长时，三个年轻的部下，受的是新教育，并不相信张先生的六壬。经常拐弯抹角地和张先生抬杠，并寻机会要试一下张先生。
这几个青年人是活泼的，是有个性的，从他们的身上折射出新时代的精神。从这点上来看，清末的革命，不只是社会的革命，也是民族精神的革命。六壬方法在清以后整体没落，是思辨哲学的衰弱，是思想的衰弱，也是民族精神衰弱的一部分。
任何东西，只有怀疑才有进步。怀疑是最好的学习方法。因为有了疑情，我们才要想办法来证明。所以，学问从疑情开始。怀疑的人性的觉醒，是主动性的体现。
六壬的前辈们，都不肓从，都有实证的精神，有怀疑的精神，思想是开放的。
三个青年人在一个空寂的夜晚（这样不会被声色淹没的夜晚，现在的人已经体会不到了。那一种真正寂静的夜晚，正是静思的好时候），他们兴奋地把火柴包了一个包裹，等着看好戏。他们很聪明，把一盒火柴居然鼓鼓囊囊地包了一个大包裹，来了个疑兵之计。
再看何先生的叙述——
我等三人静静坐下后。见子武先启开一本卜算书，再用几文旧铜钱在双手合掌中摇滚几次，经过一番计算和思考后，即提笔直书：
火融融，木片产山中。火融融，五彩画纸中。
火融融，两面在通风。火融融，中间是空空。
我默默为子武祷告，望他福至心灵，所卜全对，并急不及待，偷看子武笔书。看到第一句“火融融，木片产山中”，即面有喜色，示意朵坛、叔达二人一个惊佩的表情。
及看到最后一句“火融融，中间是空空”，心中又甚着急，因火柴盒中间正塞满火柴技，怎能说它“中间空空”？！
但朵坛看了之后，连声表示：“很对，很对。”
因朶坛开始打包时，曾私将装放火柴之小盒子拿出，仅将一个空的火柴盒外套包起来。
子武自认甚有把握，并无紧张神态，最后看到一个空火柴盒外套，然后笑说了一声：
“对了吧？”
我们当时非常惊佩，曾要求子武传授此一神奇学问，并询问如何算出“火融融，五彩画纸中”？（因我等正拿起火柴套所贴的五彩画来看）子武即根据学理予以解释，我等无此修养，殊不易了解。
整个故事就是这样。
这个故事很精彩，尤其最后的覆中东西的变化，更具戏剧性。其中张先生的从容，两个青年人的灵活，当事人对于张先生的担心，廖廖数笔，描写的尤如亲临其境。
我们慢慢地回过神来，品味这个故事。首先一个疑问，张先生这一次射覆，用的不是六壬，而是易卦。
回忆中，没有给出张先生起出的是什么卦。根据我的臆测，这个卦应该是《风火家人》之《风雷益》。为什么呢？一个原因可以从张先生的断辞反推卦象，一个方面，以前自己用易卦试验射覆，同样是火柴，大致也是同样的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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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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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卦 |
变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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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火家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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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水未济 |
风雷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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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武启开一本卜算书”这一句话，这句话有点蹊跷。估计是一本类似于《易林》的易卦另外的辞解。我前十来年，好象见到过类似于上面易辞的一个出处，但是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是什么书。我们按惯常卦理解一下。
“火融融”不难理解，风火家人卦，融融之火扑面而来。“木片产山中”，巽为薄木，变中有互体见艮，所以产于山中。“五彩画纸中”，巽为五，离为彩，故“五彩”。“两边在通风”，风雷相薄，两边通风之象。“中间是空空”，《风雷益》约象如此。中间之“坎”（青年人）变为空空，甚为有趣。
易卦射覆常有不可思议的地方，取机非常重要，机发当时，卦象非常清晰，明了。
记得以前曾经射覆得《火水未济》，覆底是一个月份牌。不得其解，左思右想，玩味时长，偶然大悟，《火水未济》者，日月也，日往月来，月往日来，日月交替未有穷尽之象。再没有比这更恰当更直接的象了！“八卦以象告”，易象之奥妙若此，令人感叹。
这里也说明了张先生的术数体系中，是各种术数并用的，史料中说他“夙精术数，河洛壬遁，无不终究”，《易经》位列五经之首，普通易占，对于他这个甲辰会试八十六名、殿试二甲的进士来讲，那就更是本业了。
这里边需要注意的是当事人那种状态，由于何先生也是文人，所以对当时的场面描写的很贴切。
慢慢来体会，一种平和的，超然物外的神情，在不经意中闪露的童趣，一种毫不拿捏的自然，体现在当事人身上。如秋水般清澈，象细雨般润物，似溪水般灵动，这才是六壬的水。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承担起真正术数的内涵。
张其煌是这样，陈公献也是如此。（明末清初六壬名家，出身于将门，自愿屯边报国，因谗言而退隐，留心于六壬，名闻朝野，一代六壬名家。六壬经典《六壬指南》的作者。）《六壬指南》最后两个射覆课的断语中，虽然只是几个字，把陈公献的童心表露无疑。
一课是范玄同袖帨中包着物件，让陈公献射，陈公献射出包着的是四分八厘重的两块牛黄。陈公献自己书中记录对方的表情，用了“范大服”，只这“大服”两个字，把个陈公献当时那种自得的心情，表达的淋漓尽致。
第二课是司化南问自己袖中有什么东西？陈公献判断为书。最后司化南“乞讲一理”，也就是求你给我讲个道理。极有可能，一开头，司化南问什么道理，陈公献哼哈敷衍两句，但司化南不依不饶，打破沙锅问到底，陈公献只好说出一番理由。同于孩童行径。
我每当从壬书中看到这样的语句，心中不禁大乐，读多少遍也还是要乐。
历史的延伸
张先生这次射覆用的却是易卦，令人奇怪，仔细想想，却并不奇怪。
张先生平常射覆还不仅只于用易卦，也用奇门遁甲。
据黄菎山先生回忆——
子武於六壬之外，亦精通奇门之术，事能前知。某次席上，友人屈指作拳状，请子武推断，掌心中藏何物。
子武就席上取牙签数枝，略事摆布，断曰：
“此物非木非石，其形圆而长，中空，如非枪弹壳子，即为纸捻筒子。”
友人伸手出示，则所握者果为水烟壶之纸捻筒也，举座为之称奇。
“牙签数枝，略事摆布”，这句话，如果不是亲自见过的人，不会这样说。如果是道听途说的人，一般都会想当然地说“掐指一算”“用笔画一个奇门卦”等等，不会说出“牙签数枝，略为摆布”的话。
《奇门遁甲》也是术数一种方法，有天地人三盘，基本原理也是用一套符号来模拟世界，通过分析这些符号之间的关系结合具体的现实来推断事物。
奇门过去一般用的是奇子，不用写局，得出一局，然后用奇子一摆，看起来方便。
“学会奇门遁，来人不用问”，这一句俗语流传甚广，实际上反证了奇门遁甲过去的流行情况。
前廿年，奇门遁甲的书和金口诀这样的书，在老百姓家里，存量并不少。稍微发达一些的地区，做不到村村一本，五六个村一本是可以均到的。但是大六壬的书比较少见，很少有人知道。
张先生的方法，是用牙签权当奇子，来摆奇门，这是一种习惯的作法。但是奇门不象易卦那么简练，所以我们不可能象张先生上一个易卦一样，通过张先生的断语，反猜出张先生得到的奇门盘局。
张先生一言中的，猜中为“纸捻筒子”，着实惊人。这个“纸捻筒子”，现在见过的人不多。过去抽水烟袋的时候，并没有火柴，更没有打火机，取火的办法就是用火镰打出火，点燃这种“纸捻子”，也就是“纸媒子”，然后再用来点燃水烟。这种纸捻子，始终是燃烧的，但不点烟的时候，就和占燃的檀香一样呈“阴火”状态，要点烟的时候，用嘴“突”急吹，便会出来明的火焰。“纸捻筒子”大约是装纸捻的一个金属筒子，和枪弹壳子是一样的东西。
张先生射覆，六爻、六壬、奇门三者并用。并不拘于哪种方式，在这一点上，与古人是一样的。这从实践中说明了这三种术数在深层次上的一种相通性。
近代的六爻和古六爻相比，由于六爻传播广泛，产生了很大的变异。（有时候，传播广泛对于文化的传承来讲，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六爻的判断，越来越简化，越来越精致，判断的理路越来越单一，在所谓“一理融贯”化的同时，立意却远不如以前雄奇了。
我孤陋寡闻，近来见好多的六爻方面的发明密诀，实则只是循回了一部分古人六爻占断的路子。事实上，古人于六爻的占断精密程度是丝毫不让于六壬的，思路同样是很广阔的。
《秘本》中也存有这个例子：
癸酉年 辛酉月 己酉月 戊辰时
震宫：泽雷随（归魂） 坎宫：泽火革
六神 伏 神 【本 卦】 【变 卦】
勾陈 ▄▄ ▄▄ 妻财丁未土 应
▄▄ ▄▄ 妻财丁未土
朱雀 ▄▄▄▄▄ 官鬼丁酉金 ▄▄▄▄▄ 官鬼丁酉金
青龙 子孙庚午火 ▄▄▄▄▄ 父母丁亥水 ▄▄▄▄▄ 父母丁亥水 世
玄武 ▄▄ ▄▄ 妻财庚辰土 世X->
▄▄▄▄▄ 父母己亥水
白虎 ▄▄ ▄▄ 兄弟庚寅木
▄▄ ▄▄ 妻财己丑土
螣蛇 ▄▄▄▄▄ 父母庚子水 ▄▄▄▄▄ 兄弟己卯木 应
断语：占时发动，庚辰金旺，得岁月日三传相合，六三爻下伏错卦酉金鬼相合，旺极之象，所射之物必活。
本卦外悔为兑，兑为口，得年月日俱金相比，则不作废缺论。
上互巽变乾，巽为股，乾为头；下互艮变巽，有艮止巽入，风土相化之象。内贞震变离，有震足离目之象，但体下伏阴金太旺，此物主水湿而生，多动少静。
最终断语：此物属土，时长时曲，色紫带绿，形体备足。
覆中之物——蜈蚣一条。
此一课射覆，颇有古风。卦象爻象，互相参究，以事入理，以理度事，思路缜密，立意高远，逐渐逼近，最后一语定乾坤，指出覆中之物。
东方朔、管辂、郭璞——真实的历史人物
说到射覆，学六壬的朋友们一般会认为射覆是六壬的强项，其实这个看法不一定确实。事实上，历史上最著名射覆三大案例均出自易卦，而非六壬。
历史上确有记载的射覆的三大案例，分别是东方朔、管辂、郭璞的射覆案例。
射覆，顾名思义就是去测算或者猜度，覆在容器中的物品。射覆有据可考最早著名的是东方朔的射覆。
之所以称它们为三大案例，是因为它们的发生时间早，有翔实的记载，射覆精妙神奇，传播广泛，有影响力，被广为传诵。
第一个例子，是东方朔射覆的例子。
《汉书》记载：“上尝使诸数家射覆，置守宫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赞曰：“臣尝受易，请射之。”乃别蓍布卦而对曰：“臣以为龙又无角，谓之为蛇又有足，跂跂脉脉善缘壁，是非守宫即蜥蜴。”上曰：“善。”赐帛十匹。复使射他物，连中，辄赐帛。”
守宫是壁虎的别名，正是象龙没有角，象蛇却有足。
这个事件中，第一是让好多的术数家射，都射不中。一方面说明这种射覆的活动，在此以前可能就有这样的传统，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术数家真正可以有可靠的预测功能的也是极少数。（前面我们说过一个观点，任何时代真正的准确率很高的术数家只是极少数，自古亦然。）
“臣尝受易”“别蓍布卦”这两句话说明东方朔用的是易卦的方法。“别蓍布卦”就是“分蓍布卦”，这在当时是一句专用的名词，专用来说蓍草占卦。《易》说：“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就是分蓍草出卦的过程。
至于东方朔善不善六壬，这个很难说。仔细揣磨东方朔的比较有据的文章，感觉东方朔应该多用的是易卦与汉时流行的占候之术。（有壬友会说，东方朔还有六壬著作传世呢。我也读过署名为东方朔的六壬书，但是否为东方朔所著，存疑。）
后来有人请教管辂关于东方朔射覆的道理，管辂立起卦来，点出“会于辰巳，分别龙蛇”，解释其中错综复杂的卦象，与相互变化作用，用巧妙的比喻和精炼的话语讲给人听。问的人听完以后感叹说：“我听了你讲的卦意，精神就象要腾空而起，几乎要飞翔荡漾开来。多么广阔汪洋的思想才能到达这种地步啊！”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管辂的话，因为他的年代去东方朔的年代还不太远。“会于辰巳，分别龙蛇”这句话里，隐隐约约透露出纳甲或者爻辰的一丝消息。
第二个著名的案例，是管辂射覆的例子。
《三国志》中记载“馆陶令诸葛原迁新兴太守，辂往祖饯之，宾客并会。原自起取燕卵、蜂窠、蜘蛛著器中，使射覆。卦成，辂曰：‘第一物，含气须变，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张，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悬，门户众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蜂窠也。第三物，觳觫长足，吐丝成罗，寻网求食，利在昬夜，此蜘蛛也。’举坐惊喜。”
这一个例子说得更清楚，“卦成”后管辂把覆在容器中的三种物品“燕卵”“蜂巢”“蜘蛛”，一一道来，无一错误。在坐的客人乐不可支。
这个诸葛原也很喜欢占卦，在管辂要离开他的时候，他说：“今天就要分离，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的面啊。今天我们再一次地射覆吧。”结果管辂又是全占中了。
诸葛原就说：“你为我解释一下断卦的思路，让我也开开心。”于是，管辂就把断卦的道理讲来，他把爻象和卦理，用风趣的语言解释出来，道理深入浅出，妙语连珠，听得大家如痴如醉，大家感到比射覆本身还快乐。
近人尚秉和先生把这个卦复原了一下，卦象如下：
【火雷噬嗑】 【震】
【雷泽归妹】
射 燕卵 射 蜂巢 射 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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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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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先生对自己这个复原的卦，很有信心。他说，即使管平原（管辂藉贯平原，故称管平原）复生起来质对，也可以保证没有错误。
第三个箸名的案例，是郭璞占断“驴鼠”的例子。只所以把这个归于射覆，是因为这个卦虽然没有用容器来覆一物器，但本质上却是属于射覆的。
璞既过江，宣城太守殷祐引为参军。时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脚类象，胸前尾上皆白，大力而迟钝，来到城下，众咸异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遁之蛊。其卦曰：“艮体连乾，其物壮巨。山潜之畜，匪兕匪武（亦作虎）。身与鬼并，精见二午。法当为禽（同擒），两灵不许。遂被一创，还其本墅。按卦名之，是为驴鼠。”卜适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余，遂去不复见。郡纲纪上祠，请杀之。巫云庙神不悦，曰：“此是（共阝）亭驴山君鼠，使诣荆山，暂来过我，不须触之。”其精妙如此。
这个例子更为奇妙，大家碰到一个谁也不认识的动物，这个灰色的大型动物，脚长得跟象一样，动作缓慢。（这个动物具备了一切草食性动物的特征，一看就是善类。）让郭璞断卦，郭璞除了断这个动物的形貌外，还给他命名为“驴鼠”。并且煞有其事地说，这个动物是庙神和山神的灵物，只不过路过这个地方，要回到驻地。结果大家不相信，去问看庙的巫师，巫师和郭璞口径统一。
这个例子，清朝毛奇龄解释的并不对，他是按普通的易象解释的。实际上，这个例子是真正用的正是纳甲法。
一九八八年，我在某大学图书馆翻阅《玉函山房辑佚书》的时候，端详这个例子，突然有一种直觉从脑海中划过——这一卦用的是纳甲筮法！古人单用卦象解释的方法是有问题的。为这个发现我兴奋了好长时间。这个例子的解释过程，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使我对于六爻的演化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偌大的一个大学古籍阅览室，除了两个管理员，就我一个人在那里读书。当时经济大潮正在淹没一切，所有的人都在想着下海淘金，少有人想着读书。真不会想到过了几年，术数会这样地热，会有如此多的大师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世事沧桑啊。）
后来仔细读书，才发觉早在六十年前，尚秉和先生已经否定了毛奇龄和李刚主对于这一卦的解释，指出这是以卦象论兼纳甲筮法。
乾宫：天山遁 巽宫：山风蛊（归魂）
伏 神 【本 卦】 【变 卦】
▅▅▅▅▅ 父母壬戌土 ▅▅▅▅▅ 妻财丙寅木 应
▅▅▅▅▅ 兄弟壬申金 应○→ ▅▅ ▅▅ 子孙丙子水
▅▅▅▅▅ 官鬼壬午火 ○→ ▅▅ ▅▅ 父母丙戌土
▅▅▅▅▅ 兄弟丙申金 ▅▅▅▅▅ 兄弟辛酉金 世
妻财甲寅木 ▅▅ ▅▅ 官鬼丙午火 世×→ ▅▅▅▅▅ 子孙辛亥水
子孙甲子水 ▅▅ ▅▅ 父母丙辰土 ▅▅ ▅▅ 父母辛丑土
这个卦尚先生解得很好，只是文中“两翼不许”，不及“两灵不许”合理。
笔者来解一下这个卦，这个外卦为乾为天，内卦为艮为山，“其物巨壮”，内卦为山，得卦为《遁》，有遁逃的意思，《山天大畜》之山向下潜行，则变为《遁》，则为“潜山之畜”。艮卦坐于丑寅之方而又动变，所以说它“匪兕匪虎”，既不是牛也不是虎。官鬼与世爻并， “身与鬼并”，“精见二午”，卦中见两个官鬼午火，官鬼为精气，神灵。内卦变为巽回头克，世爻亦被亥水所克，应爻申金兄弟为午火所克，艮又为止，有被擒受创之象。申金兄弟为两官鬼午火所克，则“两灵不许”。尔后申金五爻而动，行动迅速，艮卦乘云远遁，直出外卦，则“还其本墅”。
关于名称，乾为马，世又为马，艮为鼠，则马鼠之属，郭璞命名曰“驴鼠”。细想其故，因乾动变为艮，则行动迟缓，无有马强健的步伐，所以称“驴”可矣。
玩味一下这个卦象，午火变为亥水，怎么看怎么像“河马”，于是童心大发，查了很多的资料，发现中国虽然生存过“犀牛”，却似乎并没有生活过“河马”，令我大感失望。看来我们只能继续郭璞先生的叫法，称它为“驴鼠”了。中国历史上有关这些神奇的动物屡有记载，这也给后人们留下了好多想象的空间，使得冰冷的历史多了些许趣味性。
当然，六壬课也有许多射覆案例的记载。最有趣味的算是宋仁宗宣召苗公达射覆的例子。
嘉佑七年，太岁壬寅，三月十七日甲子日。上宣苗公达赐当日午时占课，问射覆。
青勾合朱
申酉戌亥 虎 阴 青 常 官 壬申 青
空未 子蛇 午 卯 申 巳 父 亥 朱 ◎
虎午 丑贵 卯 子 巳 甲 兄 丙寅 后 ⊙
巳辰卯寅
常玄阴后
苗公达奏曰：“臣闻古经云，凡传课，刚日先看日上神，柔日先看辰上神，次分天乙顺逆，及看三传并太岁行年，只取胜者为事类。据来意，主贵人将妇人使用铜铁尖长之物，欲伤小虫之命。其虫必生于秽杂不洁之处，人所不喜。今虫却未伤死而飞去，而铜铁尖长之物反在木上伤折，不堪用矣。”
上宣问曰：“何以知之？”
公达奏曰：“日上巳作太常，卦名重审，亦名天网。天乙逆行，故取太岁是寅，并天后胜事言也，故云‘主有贵人欲有害心也’。
“将妇人铜铁尖长之物者，为发用得申金，春占又是甲日，申金囚死，更加巳上受克，故为铜铁尖长之物也。
“妇人使用者，初传冲末传，见天后寅木，此乃旺相，又在所生之处也。在木上伤折者，为木受生旺，金受囚死，又在巳火之上，所谓重重无气也。
“小飞虫生于秽杂不洁之处者，为发用是月厌，为污秽，将得青龙，中传将得朱雀，皆有飞象。金为虫，虽然无气，又申亥相害，然末传见生气加亥，其生气春以日旺，又在生乡，故主欲害飞虫，究竟未伤死而飞去也。臣出于短拙，有犯圣皇，合当万死。”
上曰：“为适来有蝇子，在殿柱之上，朕戏以针刺之，而蝇飞去，其针在柱上伤折，故应课。”
在以上这一课中，苗公达在皇帝面前，不止说出了皇帝手上的东西，而且把过程也说得很清楚。他猜出了皇帝手中拿的是一枝折坏的铜铁尖长器物，而且断定这个铜铁器是因为要去刺一个小虫子而折坏。
《谭张遗迹》射覆课分析
我们前面说到《谭张遗迹》中所选的课例，是一个断错的课例。
公历 1920年6月8日
庚申 壬午 丁酉 丁未
四月申将甲午旬辰巳空
青勾合朱
午未申酉 贵 蛇 朱 合 官 己亥 贵 日德
空巳 戌蛇 亥 戌 酉 申 官 庚子 后
虎辰 亥贵 戌 酉 申 丁 子 辛丑 阴
卯寅丑子
常玄阴后
曹孟其先生很高兴，因为他看到张先生每一次占卜都能应验，所以他来试了一把，结果这一次张先生没有断对。
张先生感叹说，想不到研究术数到了我这样地步的，有时也会触犯到鬼神，不能都应验。
这一番感叹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张先生对自己的术数的自信，这个和陈公献在课例中的口气如出一辙。这个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张先生对术数是下过苦功的，而且对术数的效果自己是有底的；二是，象张先生的这样的人也不能做到百占百验，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
具体说这个射覆课，答案是一截烧剩下的蜡烛。
我相信张先生的取机是对的，也就是说我相信张先生的起课是对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通过对张先生研究，发现张先生是一个特别聪慧，有灵性的人，他对周围有极强的感知能力，这个比一般人要强的多。而且他看上去随时随地都可以发课，但实际上对于起课的时机是很讲究的。
对于六壬的研究者来讲，可以有三项选择：六壬的体系是真的；六壬的体系是假的；或者六壬的体系有其现实意义，但不是全真的。
但对于六壬的践行者来讲，当他进行实践的时候，只能有一项选择，即：无论什么时候，六壬课总是对的。有错误的起法，有错误的判断，但没有错误的六壬课。因为抛开这个大前提，我们就失去了六壬实践的理由。
尽管这个课断错了，我还是一直在思考这个课。
从平常的射覆判断方法讲，这个取象的关键就是“己亥贵人”与“戌土螣蛇”两个元素。换言之，只要这个六壬课起的是对的，那么这两个象的组合，一定有蜡烛的取象。
查了好多书，令人惊异的是，《大六壬苗公射覆鬼撮脚》这本书，赫然写着“贵人临戌，为黄草、黄蜡等物”。
其它书中虽然零星有记载，不及此书确实。
又通过《鬼撮脚》几个版本互较，贵人临戌，有的版本没有这个“临”字，有的版本中还有“黄精、黄丹”等物。这个发现很令人兴奋。这很可能说明，《鬼撮脚》这本书中的取象，不是凭空的推理，是有实证的！
我接触《大六壬苗公射覆鬼撮脚》这本书很早，记得是从《丛书集成》中读到的，当时感觉这本书很奇特。它不像好多术数书，说得很玄妙，却感觉轻飘飘的。这本书有一种厚重的气势，隐约带着古风，虽然这本书篇幅不大，结构也不完整，还是很喜欢。这本书的取象很有法度，是不多见的取象范本。
看书也要有法眼的，识书也如识人。有些书看上去广征博引，灵气翻飞，却无实在道理。有些书平头正脸，却内藏珠玑。认得什么书是好书，书中哪些内容是精义，这着实是个很难的事情。
正是：“风搅长空浪搅风，鱼龙混杂一川中。”
再说张先生这个射覆课，“黄蜡”之象确实，又发用贵人登明（徵明）。滕蛇为贱物，加于戌土，为经火气之物。发用为贵神天德，这一贵一贱，看似有些矛盾之处。但发用者，多应其用，此乃近贵之贱物，贵人所用之物。类于光明之物，又加于登明（燈明）。事后附会，其象若此。
然物有万象，壬课课式再多也比附不尽。同一课，所代表的物体一定不只一种，这是必然的。我们抛开现场临机的问题，看张先生所断——尊贵载水器、墨盒、墨水壶、妇女头饰盒、男女合照相片，这几种象，细细玩味起来，皆深合壬理，拟象圆融。
射击场上有不中的高手，也有偶中的低手，这两种人的射击技术却不可同一而语。
《鬼撮脚》其书，我依稀记得（不大确实）这本书的出世，是前人在武林旧书摊上偶然发现的。有分为上中下三卷的。《秘本》中并为七卷。《秘本》中又并入玉成歌等，合为十二卷。
但这本书重在射覆取象，细细阅读，取象的部分并不完全。可以初步断定，现在所能见到的《鬼撮脚》都不是完全本。
《秘本》中后来所并入的歌诀，看推断思路当是明以前的断书，但并不与《鬼撮脚》是一本书。更可能的情况应是同时代不同的书。这些书，有可能曾同置一处，或者同出一处，俱非完璧，有前人将其并归一处。
《谭张遗迹》在术数学上的价值
术数界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虚虚实实的世界，是一个让人眼花瞭乱的世界。研究术数，最要紧的问题，不是术数上的合理性，而是资料和信息的可信度的问题。（把术数当做休闲娱乐，当做神话小说读的朋友，不在此列。）
这就象法庭判决一样，最要紧的是物证人证，后面的推论都是建立在这个上面的。
术数研究中，资料的可信度是最首要的问题，因为所有的研究也好，结论也好，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如果资料不可信，我们研究了半天，做出了好多的天花乱坠的结论，意义不大。
如果我们把所有传说中的术数人才罗列起来，就会发觉头绪繁多，乱不可言。没有任何规律可循。
但如果我们把资料的可信度放在首位，以一种客观的态度而不是本人的好恶对资料进行筛选的话，最后把得到的资料简单地排一下队，慢慢地观察思考。你就会发觉，原来扑朔迷离的术数界，会清晰起来。你再把现实中自己术数的经历和历史进行一个比对，这个轮廓会更加清晰。
比较有可信史料记载的，有历史事件和其它人物旁证的，兼有术数理论或例证支撑的与六壬有关的，证据证物比较显明的：
东方朔、管辂、郭璞、戴洋
徐道符
苗公达、楚衍、祝泌
陈公献、郭御青
程树勋、王牧夫、张官德
（邵彦和先生的案例无疑是六壬史上重要的案例，但案例本身情况很复杂，有时间当专门研究分析。）
就象上面一样，我们只要把那些有可靠的证据证明的历史上的六壬家和术数家罗列一下，或者更进一步，把他们的生平事迹也罗列一下，会觉得乱象顿消，秩序井然，马上变得很清爽。就会发觉原来难以理出头绪的术数界却和其它的界别一样，规律性很强。这些术数人才并没有脱出人才学基本成材规律。
这些术数家在诸如智力、文化、知识、技能、创造力、表达力诸方面都是上等的，而且他们大都具备文学艺术家的表达和感觉，又具备严谨的数理推理能力，还有着率真的情怀，这些共同点都是显著地存在着的。
“人存政存，人亡政亡”，术数的水平与操术者关系巨大，这已经是共识。所以研究这些术数家的本身，就是揭示术数奥妙重要的一部分。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重视术数的可实证性呢？
不是偏执，也不是先入为主。
经过现实无数次教训以后，那些勇于反思的术数研究者，经过痛苦地反思才得出这样一个结果，这个观念来之不易。
假如你对一个廿年以上研究术数且阅历足够丰富的人眉飞色舞地讲述神奇的故事，他连听你叙述的耐心可能也没有。
前两天看到一个文物界的访谈节目，嘉宾说了他初摆弄文物时的一件事。有一回，他在北京的文物市场上看到一个珍贵的古瓷器，眼前一亮，很兴奋，赶紧激动地给一个资深玩文物的朋友去电话。那个朋友听他说到半截，漫不经心地问了他一句：“现在几点了？”他一楞，听到朋友对他说：“太阳明晃晃的，有多少万人见过这个东西，就你是能人啊？该干嘛干嘛去。”
经过现实的教训，我们再对历史进行考证与反思，才发觉术数界的一些现象，并不是今天偶然出现的，同样的状况在历史上也是存在的。
术数界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的，不是术数界的传奇，而是术数实证的艰难。现实中的情况与《颜氏家训》、《指南》序言、《寻原》序言中所述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世之谈壬式者，靡不自矜神哲，口吐长河,肤征其应验，不能无相左焉。”这段话放在现在，也丝毫不过时的。
我们刚才列举了一些术数家。比较以前一些六壬的断例集，看起来证据最充分的，可信度最高的，当数民国时期的张其锽先生《谭张遗迹》。
《谭张遗迹》，是一本极真实的占断录。这本书有如下特点：
1、《谭张遗迹》是由第三者辑录的术数例集，而这个第三者既不是术数的信奉者，也与张其锽本人无师承关系。
2、《谭张遗迹》与真实历史事实紧密联系，有当事人谭延闿、曹孟其的亲笔肯定。更不多见的是章太炎亲自作序，这在视术数为非主流的主流文人是不多见的。
3、《谭张遗迹》的辑录者及当事者曹孟其先生是著名的教育家，在湖南很有声望，其人格和诚信度是可信的。
4、张其锽的术数造诣有众多的旁证，都是有名有姓的有一定社会信誉度的人。
5、更重要的是，《谭张遗迹》不是经过本人挑选后的课例，而是一个历史全过程中自然积累的课例。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只有这样对总体命中率才有说服力。我们看到的绝大部分的术数书的案例都是经过挑选的，虽然也可以反映出判断的精妙，却不能说明总体占断的应验率。
古代的很多术数家，由于时光的流逝，背影已经模糊，事迹已经尘封。张其锽先生却是一个距我们的时代相去不甚远的术数家，他简直就是古代那些实证术数家的一个再现，一张翻版。
这就是我们要研究张先生的重要原因。
真实有据的术数，才是最值得珍视和研究的。
思想萌芽
现在信息业发达，我们在网上可以看到一些关于张其锽先生简略的传奇性的的事迹，最没有完整的叙述，也没有对张其锽先生思想的研究，大部分都是抄来转去的东西。对于术数的研究来讲，更重要的却是操术者的思想的研究。因为我们要用这些思想来比对历史上的术数家的思想，从而找出支撑这些术数家后面的是什么样的理念。
张其锽和历史上的术数家们一样，他的少年时期，就显示出了异常的天赋，表现出了对于世界的一种敏感和独特的看法。
他十余岁写了一首诗词《送春》：
东君明日返双旌，约得春风共此行。
南浦落花迷远思，西江流水证离情。
金铃已断连朝信，玉阙遥怜十万程。
多谢黄鹂如有意，拚教啼尽短长声。
一个十余岁的孩子，写出了这样一首《送春》的诗，不能不让我们惊叹。这里把送春的惆怅和征人离别的情丝两条线结合在一起，并行不悖，丝毫不乱。既可以看到一种丰富的想象力，也可以看出一种理性的对于事物之间复杂关系冷静的把握。这么复杂的情感交待的清楚，很难想象出自于一个十余岁的少年之手。
更能震撼人心的，是在这首诗中隐隐约约透露出的对周围世界异常的敏感，对人生的若有若无的感伤。
张其锽，字子武，中年以后号“无竟居士”。
张家的先祖本是南京人，明末的时候为了躲避兵乱，走到广西，看到当地人情淳厚，山水优美，于是就定居在桂林临桂苏桥驿。
张的曾祖父是乾隆戊申举人，曾选授湖北松滋县的知府。他的祖父曾任广东按察司的经历，曾经带兵立功。被赠知府衔。
他的父亲张琮是同治壬戌（1862年）的举人，曾历任广东东莞、兴宁、清远、顺德、南海的知县，保升知府并加道员衔。
张家是一个大家庭，他父亲有三房太太，分别为黄夫人、王夫人、冯夫人，共生有十三子。其中张其锽由冯夫人所生，冯夫人是番禺黄埔人。张其锽生于光绪三年三月廿四日（1877年），在男子中排行十，大排行十五。
张其锽少年的时候就很聪慧，六岁的时候，教他读经，他过目成诵。九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在待客的时候，让他给客人表演书法大字。
在这样一个封建大家庭中，张其锽尽管聪明，深得父亲喜爱。因为不是正室所生，子女又多，伴随着他的母亲一起受了很多的艰辛。
他的母亲冯夫人是他的父亲在任上娶的妻子，黄夫人对冯夫人并不友好。甚至在冯夫人的哥哥去看冯的时候，不准由大门出入，冯家的亲戚于是再不登门。冯夫人暗中积攒银钱，准备到搬到外边去生活，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在她积攒的钱数差不多的时候，她存钱的钱庄竟然倒闭了，气急之下竟然精神出问题了。当时张其锽才十一岁。
在张十九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在南海任内故去。当时张在广州广雅书院读书，回到桂林料理了父亲的后事，并把他的母亲接出来住，回广雅书院的时候，连路费都没有。他的十嫂和六姐借了点东西当入当铺，才凑了点路费。
张先生的父亲并未给他留下什么遗产，到他的父亲殁后，他只取得了一些书籍。他在书院的生活全凭一些微薄的助学金生活，每天两餐饭，基本就是就着少许盐腌的韭菜等来下饭，尽管这样，他每一次考试都在前列。他助学金三两银子，要养三口人。好在每个月都有月考，月考优等的可以得到四两银子的奖金，这样他就可以有七两银子的收入来养家。尽管这样，他还有一个哥哥喜欢赌钱，张还得经常替赌输了钱的哥哥还账。
他二十三岁的时候，他迎娶了父亲生前给他定亲的潘氏。他的岳父是督办广东钦廉边防。他的岳父给他捐了一个县丞的官，后来又加了同知的衔。
张其锽此时虽然是候补的官员，但仍然在读书，这其间有的时候，他也帮助岳父作一些事情，并跟着岳父学习兵书，学习军事知识，这样他对于军事便有了一定的研究和会心。这为他以后的军事生涯打了一个基础。
到了光绪29年癸卯年的时候（1903年），张其锽27岁，这一年他参加了当年广西的乡试，名列广西乡试第四名。第二年他又参加了全国的甲辰会试，获得第八十六名。殿试二甲赐进士出身。同年考中的还有《谭张遗迹》中的另一位作者谭延闿。这一年全国共考取了273名进士。
张乡试小试刀锋，初战告捷，心中十分欣喜，对于会试更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勇气，因为这意味着他可以施展自己的理想。他在甲辰元日的一曲《西江月》中写道：
并茂北堂萱草，联芳棠棣之华，瑟琴和乐庆宜家，清福向天多谢。
天马自然飞跃，云龙总是腾拏，蜚声杏花独探花，方信文章有价。
这首乍看就是一首很普通的抒怀的词，但从词句中已经可以感受到他内心的一种天人合一的人生观，一种既有儒家入世进取，又有老庄自然观的哲学。这两种东西交替贯穿在他的思想中。
张其锽考中以后，马上被委办永州厘金局（厘金是太平天国时兴起的一种捐纳制度，厘金局主管税捐），并代理零陵县的事务。他一到任，迅速地处理了历史上累积下来的遗留事务三百多件，很得人心，声誉大振，于是又被调到芷江县当县令。开始了他真正的政治军事生涯。
他的凝聚的理想终于要付诸实施了。
从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张其锽生于一个中等官僚家庭，幼小天分出众，受过良好的教育，也遭遇过艰苦磨难。这种经历会使人在少年时期，即有早熟的思维，也会使人比同龄人更敏感，而且会迫使他较早地对人生有一些思考和感想。我们研究历史会知道，好多优秀的人才都是这样的经历。
人生的青少年阶段，知识不多不少，少有固定的观念，加之生命之火燃烧正旺，一定的天分，加上适度的外在刺激，思维最容易冲向高高的天空。大部分优秀人才的世界观的整体框价和思维雏形都是在这个时段完成的。
这廿七年以来，张其锽在不断的学习当中，他究竟学了些什么？他的内心深处又形成了怎样的理念？
书生从政
记得以前有一段话说，一个真正聪明的人，往往是各种矛盾人格聚于一身，而又和谐统一、互不相碍的人。
张其锽就是这样一个多重性格统一在一起的人。
天生的敏感和灵动，使他有一种浪漫的诗人情怀，甚至有些多愁善感。与此同时，少小艰苦的生活，又造就了他极能吃苦极坚韧的精神。
他喜欢琴棋书画，游历山水，思绪飞扬，一种艺术家的气质。一但做起事来，又有一种虑定后动，周全理性，务求实干，果敢彻底的经世文化风格。
复杂的家庭关系，磨砺了他；艰苦的求学生活，又锤炼了他。
惯常思考历史的朋友会知道，这种家庭出身和经历往往是高级人材的摇篮。很多的政治家、艺术家、革命家，都出身于这样的童年。
这个看上去文弱的青年人，并不是一介普通的书生。他已经胸有锦绣，暗藏珠玑，具备了成就大事的资质，象一只羽翼刚刚丰满向往蓝天的鹏鸟。
当他挟着第一任职期间的赞誉声坐到芷江县太爷的交椅上的时候，才发觉这个差使更困难，象个烫手的山竽。虽然此前有一些心理准备，可是这里的情况比预想的还要糟。
饥饿，萧条，混乱，腐败……晚清到处可见的乱象，芷江一样不少。
更严重的是，芷江号称“滇黔门户，全楚咽喉”，兵家必争之地，地域广阔，民情复杂，盗匪横行。连老百姓赖以生产的耕牛也经常被盗，人民惊恐不安，地方治安极端混乱。
这样的局面，不需要太复杂的分析，都知道该做什么。
煞住盗风，维护治安，恢复秩序。在此之前，其它免谈。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八股文赶不走盗匪。跟岳父所学的军事知识和广雅书院学习的经世之学终于派上了用场。（广雅学院是张之洞创立的，这个学院的宗旨就是要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课程设立也和以前不一，里边还设有一些西方科学军事等学科。）
没有钱，没有兵，原来的那两个衙役管不了大用。怎么办？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单枪匹马也要安邦定县，靠的是德才策略，智慧的力量是无穷的。
张其锽充分借鉴筹建湘勇、楚勇的经验，选拔健康正真的青年，在芷江开始建立民兵组织，并严格培训，严明纪律。等到这支生力军具有了一定的战斗力以后，立马率领这支民兵武装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整顿地方治安的运动中去。
芷江地形复杂，民居分散。张其锽脱下长衫，换上一身短打扮，亲自带领队伍，与民兵们同吃同住，晓行夜宿，奔驰在山村野外，捉拿盗匪。
有一次，张其锽晚上到山中捉拿盗匪，清早一回衙门，又接着审理案件，疲劳过度。及到从大堂下来回到书房，一头栽倒在地上，晕了过去，旁边的人好不容易才把他抢救苏醒过来。
“乱世用重典”是传统的作法，张其锽用的也是这样的方法。现场办公，从重从快，严厉惩处。一经发现有伤害人命的盗匪，立即上“站笼”示众。 “站笼”是一种很严酷的刑法，木棍做成的囚笼里，上面有一个正好和脖子相当的小孔，囚犯在里边，头在上面，身在囚笼里。在晚清的老照片中还可以看到这种刑法。
以暴易暴也是不得已的办法，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晚清的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实质是封建统治整体问题的一次大爆发。重典解决不了中国的根本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全面的问题，只能让一个地方在一个时段的治安产生好转。这一段时间的政治实践活动，也使张其锽对社会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和认识。
他就这样雷厉风行没日没夜地整顿了一段时间以后，地方治安大为好转，尤其是有效地打击了偷盗耕牛的犯罪，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又恢复了秩序。
张其锽在任内为官清廉，不收钱，不讲人情。他在芷江任内，亏空了一万六百两银子，这些银子，还是是问他的第二位夫人聂夫人娘家借钱还的。
随着张其锽的赞誉声兴起，他的军事才能也得到认可，于是他又兼职领导了巡防军一营，这支队伍成为当时湖南官兵中训练最有素的一支队伍。
有的资料中说，张其锽在芷江任上，因捕盗反被盗匪侮弄，遂发誓强身习武，请调长沙，钻研武术，终于修成高强的武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姑且不论武术两三年之内可不可以达到应用自如的水平。张喜欢研究内家武术是历史事实，但研究的开始时间应该广雅学院学习期间，或者在此之前。
张其锽从小就有参与世事的理想，有经世致用的理想，所以对兵学、术数、算学等一些杂学素为留心，较早学习武术也是情理之中事。
据后来回忆，张其锽在芷江县任上的时候，酷爱骑射。他甚至专门在住的地方，筑了一所装玻璃的房子，经常邀请人们坐在玻璃房内，参观他骑马打枪。这个活动说明，张的骑射技术在芷江县任上时就是有较高水平的，否则也不会请人来参观。张其锽乱世做官，匹马单枪打天下，政事无小事，这种激烈的骑射活动，名为待客娱乐，却暗含示威服众的意图。
我们前面说道，张的性格存在着矛盾的两方面。既有入世的一面，又有出世的一面；既有霹雳手段的一面，又有菩萨心肠的一面。
据张夫人回忆，生活中的张其锽，每天只吃两餐饭，饭菜简单，生活简朴，不喜欢杀生。张后来很喜欢研究墨子，一方面喜欢墨子的科学精神，另一方面喜欢墨子的兼爱和平的思想。
关于张其锽术数的来源，说法不一。张夫人回忆中讲，张其锽的术数是自学的。可后来张其锽与朋友们并没有说过自学的话。
曹孟其说：“无竟之术，不知所出。”
谭延闿说：“吾交子武廿年，不知其有奇术。今年在郴州乃知之，由射覆始信乎。”
张不靠术数吃饭，对术数的态度很超脱，并不是太当回事。当时的主流社会观念，也并不以术数引以为傲。《谭张遗迹》最后面的尾记中谭延闿写道，如果大家把张其锽当成一个具有神奇算卦技术的人，那将是他与曹孟其的罪过。假如张其锽要看到他们将自己的课例集中起来付印，必然会大笑的。
张其锽在和聂夫人结婚的时候是在宣统庚戌（1910年），从1910年算起到《谭张遗迹》表述的1920年也有10年的时间。据聂夫人的回忆，张在结婚的时候就精通中医与术数。聂夫人回忆中说张先生是自学的话，应该是听张先生自己说的。
这样有一个问题，张先生的术数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前面说过，有据可靠的术数家中，主要是靠自己的学习和研究而成就，有些有启蒙老师。前面也提到，古人认为成大事者，杂学虽不是主流学问，却是一定要学的，这种观念在古人中还是被广泛认同的。同是清晚期的一位著名人物曾国藩，就曾经指导他的儿子学习观天象。
《六壬指南》序中也写了同样意思的一段话：“余初习制举业，先大人谕以八股，投时美技也。然而窥天人奥、存帝王师，非异书不为功。”
我们可以推断，张先生的术数一方面来源于自身动力，有意去钻研一些杂学，另一方面，他的术数启蒙极有可能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个人，他的岳父潘培楷。自古兵书术数不分，张的术数极有可能是跟岳父钻研兵书的副产品。我们从古书中还可以知晓，古代好多的军事人才都懂术数，这是古代军事界一个传统。
纵谈天下——舟中对
张其锽是报着经世致用的理想，满腔热忱地投入到社会中去的。为了这个理想，他的思想已经准备了若干年，作了大量的学习和思考，形成了一定的成熟的思想体系。
整军治军，破案捕盗，这些在别人看来很难的事情，在他做起来，却是如鱼得水。具体做事的谋划上，他的思维已经到了一个很锐利简洁有效的境界。
但对于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前途和去向，接触到的实际官场应酬越多，了解的官场内幕越深入，这却使他越来越有些郁闷和沉重。
尽管他依然干劲十足，但心情与思想与刚中进士时有了很微妙的改变。这可以从他给妻子潘夫人的家书中所附的诗中看出来：
湖海漂摇又一年
相思两地尚依然
壮心自笑成何事
惭愧佳人寄锦笺
这首诗虽然没有日期，但可以分析出是在芷江任职时写的。当时张在芷江，妻子与母亲住在永州。
在芷江其后的日子里，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张其锽失去了他父亲为他定亲的元配潘夫人。
在宣统二年（1910年），张其锽在他的嫂嫂的帮助下，又娶了前浙江巡抚聂缉椝的女儿聂其德，聂其德的母亲是曾国藩的小女儿。
这桩婚事，张原先不知道，是他的嫂嫂给提的亲。由于张其锽的官声太大了，聂父认定张是少见的栋梁之才，所以非常愿意这个女婿。但张其锽却回信说：“我因母亲高年在堂，所以在外面混些事做，将来是准备要出家的，我不愿害人家的小姐。”这样的回信，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是可以理解的，很符合张的性格。但这封回信让嫂子却给压了下来。到了最后，这件婚事由于聂父坚持，婚事也就定了下来。
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十九，张其锽与聂其德结为夫妻。
在张其锽任知县的过程中，对社会有了新的认识，他的思想比原来更成熟了。他本来是一个爱思考的人，又有经世致用的理想，他对社会问题非常留心。尽管身为一个小县令，对天下大事却很关注，有他自己的主张。
这一年，张其锽对天下大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就是张其锽版本的“隆中对”。
清宣统二年（1910年），当时担任云贵总督的李经羲（李鹤章之子）六月路过芷江，张作为知县跟随着知府前去迎候。他被传入官船内。
进入舱内，这一位李总督开门山地对他说：
“我进入湖南境内，同时就听到了你的名声，过常德后，越向西行，名气越大，是什么致使这样？这在当今的州县官吏中真是不多见啊！”
晚上，李又专门传见张其锽，向张详细询问地方上的利弊情况，以及捕盗断案等事情。
说完情况，又开始发问（这才是真正谈话的开始）：
“朝廷现在急着施行新政，兄弟的意思如何呢？”
张其锽出人意料地对答道：“这是亡国的新政啊！这不是新政，只是形式上的新政，纸面上的新政。不如立宪啊！”（这话在清朝的上下级之间，真够直接的。一方面表露了张倔强的性格，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张对这位上级思想的判断与掌握，否则这种谈话是有风险的。）
李总督仔细地盯着他，惊问道：“为什么？”
张其锽从容地回答：“吏治到了这种地步，弊病可以说已经到了顶点。突然间，各项事务共同兴办，让州县把各种情况填报数据上报，说起来好象挺好的。但是这些上报的情况，大部分都是捏造出来的，一级一级都在作假。这样的作法，哪里会有什么作用呢？”
李总督听到这里，不由得叹了一口气：“说的是啊。唉，名为百废俱兴，实际上是百兴俱废，大毛病出在这里啊！这样的状况，兄弟可有良策吗？”
张其锽对答说：“中国有海岸，有边防，有内陆，从地域上是存在差别的。人民的教育和开化程度，也不尽相同。应该根据当地的情况，因地制宜，不能搞一刀切。
“况且十件事情一起来做，一件事情也不会有成效。不如先缓办六七件，集中精力做两三件。等这两三件事情做好了，再做其它。定个十年计划，可以得其大要。”
李听到这里，又问：“如果真的先办那些紧要的两三件事，你有什么把握，就必定会奏效呢？”
张对答说：“治理的方法，最重要的要名符其实，方法、提法、政策要详细落到实处。这样慢慢才会好转。”
李随即又问：“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做到各符其实呢？”
张迅速回答：“要把方法政策落到实处，必须以简驭繁。只有简单的才能不脱离要点，简要的才容易理解，也容易执行。大的纲要举起来，网目自然就张开了。
“但是一开头就头绪繁多，执行起来很不容易。甚至有些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在现实中很难办到。这样的政策，是肯定执行不下去的，只能是空话。这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目前国家政治的实际情况，总体就是这样的。”
李听完之后，再三点头：“老兄的话说得很有道理。说在根本上了呀！”
张其锽接着又谈了他对国家架构的想法，说到内阁与国会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国策。接着又讲述了目前怎样根据云南这种偏远地区，因势利导，依靠人民群众的反抗精神来抵制外国人势力的方法。
夜已经很深了，张告辞出来，李再三叮咛张说：“老兄英拔闳达，必定不会久屈于现在的地位。望常常通信联系啊！”
尽管李这样看重张，但后来张却没有主动与李有任何的联系。一方面这是张的性格，另一方面也隐约透露出张对形势的估量。
这一年的八月，张其锽的母亲病逝。张其锽回乡奔丧，离开了芷江。告别的日子，有好多的绅民前来相送，有甚至流下眼泪的。
身居高位的李经羲通过耳闻目睹对张有了深切的认识，他念念不忘张的才干。李对人说，国家多难，到了关键时刻可以用的有二人，张其锽就是一个。
第二年李经羲电令湖南巡抚杨文鼎调张到云南统兵。由于杨也很重视张的才干，已经提前任命为南路巡防队统领，驻在永州，所以没有成行。
同年李经羲又上奏折推荐保举张其锽是可以担当封疆大吏的人才。
凌风知劲节
前一篇说到的张其锽的“舟中对”，是张其锽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宣言。
总起来看一下，张的思想主线，基本上是“循名责实”“因地制宜”“以简驭繁，纲举目张”“抓主要矛盾”这样一些思想。
从国家的体制上倾向于改革政治体制这样的政治主张。
张思想的主体都属于中国本土哲学思想的范畴，这些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中华民族的幼年时期。
中国古哲学思想经过一代代的演进，甚至经过血与火的洗礼，亡国亡族的痛定思痛。从宋理学开始，到阳明心学，再到船山的经世致用之学，及到晚清，以“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经世致用”思想，成为当时一些优秀的人物的共识，成为湖湘学派的重要指导思想。
湖湘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左宗棠，于临死之前上的奏折中还专门提道：“上下一心，实事求是，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张其锽母亲的丧事一忙完，便被催促就任南路巡防队的统领。他继续实践他的治军的思想，他在军队中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埋头整顿纪律，训练部队。他本来对天下大事有所预料，值此多事之秋，训练一支武装，以静待动。
不久，湖南境内革命军起事，长沙光复。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历史事变之后，立宪派的首领谭延闿担任了湖南军政府都督。去信邀请张其锽率军进驻长沙。
经过张其锽的精心筹划训练，张所率领的南路巡防队，当时是湖南境内真正有实战能力的队伍之一。这年十二月，谭延闿又把张其锽的南路巡防队改名为南武军，并招受新兵，扩大了这支队伍。任命张其锽为军统（军队的统领，非后来的军统），张其锽的内弟聂其贤被任命为司令。完全控制了这支军队的领导权。
张其锽要求辞去军队的职务，谭延闿并不同意。湖南政府成立后，谭延闿更任命张其锽为湖南政府的军事厅长，主管全省的军队与军事。委托张其锽的内弟聂其贤统领南武军。
此时张其锽军权在握，乱世之下，按当时的游戏规则，只要抓住枪杆子不放，暗中扩充力量，以静待动，慢慢的发展，好多的军阀都是这么过来的。
但是张其锽有自己的理想与信念，也有自己对形势的看法。后来的一系列事情，可以让我们真正了解到张其锽的内心世界——
一件事是，湖南军四十九标援鄂失败回到湖南后，谭要赵师长命令他们缴械，结果激起事变，扬言要炮轰城市，围攻都督府。眼看一场纷争即起，一场杀戳就要酿成。张其锽显示了他在处理危机事态中的镇定，他派一位姓何的军官领着二百个新征的兵，徒手前往劝说，这些士兵有些是原来张其锽的部下，素来对张比较敬服，这些士兵终于被说服，缴出武器，避免了一场流血的冲突。这件事情颇有一些墨家“非攻”的色彩，这与张其锽的对于墨子思想的研究与认同是分不开的。
第二件事，当湖南基本归于平静的时候，由于此时的湖南境内，各种名号的队伍杂出，既浪费政府的收入，又有碍于长治久安，有些人提出了裁兵的主张。当时担任军事厅长的张其锽对于裁军十分赞成，这对于一个掌握军队实权，而且以军队为根基起家的人来讲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而且当时的中国，乱象横生，裁撤军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裁不好，兵就是匪。因此就是有心裁撤军队，兵勇如何安置，而又能不激起兵变，真是一件很复杂很精细的工作。
研究过曾国藩历史的朋友可以知道，就裁撤湘勇的事情，连老谋深算的曾国藩也可谓费尽心血。
张其锽却自告奋勇，先从自己原来的部下裁起，总共遣散了军队五万余人。他裁军也用了些巧妙的办法，比如当时聂家在湖南有围湖造地的许可，但是这些地围成以后，并没有变成可以耕作的土地，他雇佣这些当兵放下武器前去修堤坝，完成了原来未完成的围湖造地的工程，这样一举两得，又修了耕地，又安置士兵，使这些士兵自然而然地放下了武器，又重新回归到土地上来。所以这一次裁兵，办得风平浪静，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动荡。
裁兵完成后，张其锽固辞军事厅长的职务，带领着家属回到岳父家所在的上海。
在此期间，张又被晋升为陆军中将。
第三件事，袁世凯早已听闻张其锽的名声，召张其锽进京，一经交谈对张非常欣赏，想委以重任，为己所用，并准备授于张其锽“广东巡阅使”的官衔，到广东办理裁兵的事宜。张敏感地感觉到，袁有称帝的企图，于是找了个理由遁出北京，飘然而去。
第四件事，是一件必定写入历史的事件。袁世凯开会讨论“新约法”，这个“新约法”内容共有10章28条，把《临时约法》中总统权力扩大，如：“大总统为民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大总统为行政首长，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之。大总统得颁给爵位、勋章。”这些规定不仅取消了国务院和内阁总理，同时把代替内阁的国务卿成为附属品。
这个新约法讨论的时候，满场子没有一个议员出来反对。强权面前，大家选择了沉默。张其锽却站起来公开发言，反对总统有颁于爵位的权利，因为这太象皇帝了，实际就是公开举旗反对“新约法”。这个意见一提出，当场引来好多人的嘘声。张其锽并不屈服，拂袖而出，干脆会也不开，下午直接回南方一走了之。他这样勇敢的作法，吓坏了推荐保举他的李经羲（即是上一篇与张其锽讨论形势的原云贵总督李经羲），李经羲赶紧向袁世凯提出因这件事情自求处分的报告，袁在报告上批了：“追赶回京，交部议处”八个字。而张早已经龙归大海，网罟难施。
一年之后，袁果然称帝，蔡锷在云南起兵反对帝制，袁调兵反击，在形势危急的时刻，张其锽积极参与说服陆荣廷起兵反袁，（史书上多言岑春煊与梁启超说服陆荣廷，其实此二人与张其锽关系极好，追忆张的文章中都提到张其锽曾说服陆荣廷反袁，应当是事实），陆反戈一击参与到反袁的行列中来，使得反对帝制的形势明朗开来，导致袁不得不取消帝制，张为反对帝制作出了贡献。
在历史的进退无常的关键时刻，张其锽这一系列的行动，表明了他真实的内心世界与他的抱负他的气节。他后来在诗中写道：
经国谈兵两不成
晚求遗学到姬嬴
拔毛放踵人如在
起废针肓世可惊
谋略家却是理想主义者
袁的时代结束，北洋内部群龙无首，黎元洪继任大总统，1916年9月4日，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组阁获得通过。但后来黎段之间矛盾不断，府院之争终于破裂，李经羲又被拉出来组阁。李经羲仍然不忘张其锽的才干，任命张为高等顾问，准备任张为秘书长（李将张列入官员名单，张其锽当时可能并不情愿，这可以从张其锽对李感念的文章中看出，此段史实无人细述）。后来遇到张勋复辟，回到上海。
李经羲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是李鸿章的侄子，李鹤章的儿子。辛亥革命前夕，他被任命为云贵总督。他曾经鼓动与连络各省向清廷请愿，请求速开国会，实行内阁制。
李经羲虽然是个文人，却是一个有头脑的人，他对清朝的形势有清楚的认识。在云贵总督任上，有人向他告密革命党人的活动，他好多时候佯作不知。在任期间支持民族资本活动，并推荐提拔了一批有才干的官员，反袁护国军的首领蔡锷便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当有人告密蔡锷的革命行动，他还拿信给蔡看劝其小心。他很重视教育，爱惜人才，在当时兼任云南讲武堂的总办，对讲武堂的事情很上心。他公开对人讲，云贵总督可以不当，讲武堂不能不办。共产党的领导人朱德就是云南讲武堂毕业的。
当年朱德家贫，从四川徒步到云南想进入讲武堂，错过了报考时间，门卫不让进，朱德就与门卫大声分辨起来，恰巧李经羲正在讲武堂巡视，问明原因，认为是人才，破格录取。
辛亥革命，云南起事。李经羲被昔日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蔡锷部下俘获，亲自捉拿他的正是当年被他破格录取的朱德，这真算得上是历史上的一桩连环巧遇的奇事。李经羲最后被蔡锷赠洋5000元礼送出境（有些书认为这是蔡革命不彻底的表现），朱德后来回忆这段历史还专门写诗道：
生擒总督李经羲，
丧失人心莫敢支。
只要投降即免死，
出滇礼送亦宜之。
作为革命家的朱德，最后一句用“亦宜之”三字，深堪回味。
李经羲淡出政坛后，住到上海，身后代不乏人。新中国后，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就是李经羲的曾孙，这是后话。
张其锽本是一个很念旧情的人，避居于上海时候，仍然与退出政坛的李经羲有很多的来往。
在避居上海的时候，他的生活并不寂寞。他本来最喜欢的就是读书，而且爱好广泛，平日手不释卷，这一段时间正好潜心研究。在此期间，他甚至年过四十以后，又开始学习英语，跟着上海邻居的一位外国老太太学，过了两年竟然可以看英文书藉了。
这期间，他还组织成立“上海武技研究社”，并邀请各路武术大家前去讲课授业，被邀请讲课的其中就有武术大师孙禄堂之子孙存周先生，研究中国传统的内家拳术。当时“上海武技研究社”的社长为张其煌，社中教员有肖格清、刘景阁、褚桂亭、高振东等。（都是中国近代武术史上的名人。）
他对中医年轻的时候就很有研究，在军中经常给士兵开方治病，也经常按照时令给自己开一些调理的药。
张其锽天性十分聪颖，是一个奇才，也是一个通才。他在武术、术数、中医、音乐、书法、绘画、围棋、鉴赏、哲学、科学、宗教、军事都有涉猎。
开动脑子的事情自不必说，即使是那些操作性的技艺，他也是一学就会，一看便通。
他在年轻的时候，操琴的技艺很好，后来忙于军务，几十年没有动琴，重操旧琴，仍然琴声动人，没有丝毫生疏。
他本来有书法的功底，对于鉴赏亦很有研究，金石、玉器、绘画的都有很高的鉴赏能力，且眼力独特，评论精辟。他对于绘画的辨识很内行，后来他突然兴起，亲自动手，点染丹青，虽然只是偶一为之，大家看过以后都不相信他是偶然画的，倒好象是善于绘画好长时间似的。
他喜欢游历山水，一有机会便徒步游览，到了耽玩忘归的地步。他既热爱大自然山川美丽的风景，感知山川的灵秀，又喜欢对地理形态的研究，有时还领着地理方面的专门人才，记述地理的形胜之处。他还写了好多朴实自然的游记。
他是个做什么也要研究一番的人，而且不喜欢泛泛而论，研究围棋，他就对古棋谱进行研究，其中对于《海昌二妙集》很有研究，并有棋艺评论。
张其锽由于幼时艰辛的经历，自己的生活极为简单，每日吃两餐饭。他极喜欢藏书，凡遇到好书，必定倾囊求购。碰到需要救济需要帮助的朋友就想帮助，尽管他有很富有的岳父家的帮助，身上经常没有任何余钱。
张其锽在上海每天的生活除了待客，就是看书，学习，作文，研究他所喜欢的各种事物。趁着这个时间，他又开始系统地研究他的《墨子》，尝试把《墨子》的思想与科学，与西方的典藉来对比研究。他并不喜欢完全搞文学考据的那种研究，更喜欢的具体的思想与方法的研究。
可以认为，张其锽的思维特点，是求实求真求道的，具有实证性，却非功利性。是把外在的求知与人性的求真，社会的实践与人格的实现融为一体的知行合一的思想，他的思维主线仍然是中国传统的精神，只是又增添了一定的时代的色彩。
艺术的特质与数理的思维
历史的传承与现实的求新
浪漫的理想与理性的谋略
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
广闻博知与深钻细研
实践躬行与玄远思辨
这些相反相成的特点，在他的身上并行无碍，达到相融一体的地步，愈到后来愈发通达，进而到了纵横无间的境地。这是天才与后天的结合，是人力与天力的汇合。这些思维上的特点，令人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这些也同样出现在历史上很多重要的智囊人物身上。张其锽在他收藏的一块砚上刻下了一段铭文，铭文信手得来，犹如天成，不经意中却传达出一丝隐约的玄妙……
守其黑 五百年
苍而润 柔而坚
念世泽 宜永传
求实与开放
对于一个真正求真的人来讲，古今的异同，中西的藩篱，一切只是形式，并不会成为相互隔绝的高墙，更不会刻意自设营垒。
汇通古今，融贯中西，不是追求的目的，只是迈向真理途中，前进中自然的并行之路。张其锽内心实际上就是一个行者，一个求真求道求实，追求未知追求自我的行者。真正的行者，他的心中有着纯真的梦，纯净的蓝天。
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真正的思想先行者，并不封闭，也不教条。相反，他们对外面的世界更敏感、更迫切、更愿意了解。
前面我们提到张其锽利用在上海闲睱的时间，如饥似渴地学习英文。这个行动，并不是他一时的冲动，而是他理智的选择，也是早已存于脑际的想法。
睁开眼睛看世界，是那个时代有强国强种梦的精英们一种必然的选择。
从后天的环境来看，张其锽对于西学的重视，也源于他在广雅学院的经历。这所由张之洞创建的学院，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行示范之地。
张在洞本身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以“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广雅书院的教学方针也是以“经世致用”为主线的教育思想。张之洞对于教育的事情同样十分尽心，从选校址开始起，即到后来，他调离两广，仍然就学校的课题与试卷的问题，也要亲自过目、亲自批阅参与制定。
广雅书院在朱一新接任院长以后，更彻底地贯彻了张之洞的思想。在中学方面，强调读史胜于读经，以历史的事实为借鉴来为中国当时的现实服务。对于西方的学问，更予以充分的重视，向学生讲述重学、化学、光学，以及西医、铁路等，1898年戊戌变法之后，更广设西学课程，收藏西学图书。
就在广雅书院积极探索中西结合教育道路的同时，张其锽正在广雅书院读书。这个时间正是张其锽世界观形成的一个关键期。
对于西方科学有了一定认识的张其锽，在后来的日子里，又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张其锽1899年，奉岳父再三之命成婚。岳父又为他捐了一个试用县丞的官职。张其锽于是前往广西钦州，一边学习，一边帮办岳父的军务。
当时广西边防，人民对清政府的抗争，法国侵略者的欺凌，清政府内部的纷争，人民对法国侵略者的抵抗，这些事件交织在一起，政治形势错综复杂。他的岳父潘培楷时任广西钦廉边防督办，理所当然的处在了这个历史和地域的风口浪尖上。广西当时的提督是苏元春，潘培楷在当时也算广西的军事人材。
1889年潘培楷被任命与法国人谈判的勘界专员，但弱国无外交，他在谈判中备受法国人的欺弄。与此同时，勇敢不屈的广西人民对于法国侵略者的坚决抵抗，却沉重地打击了法国侵略者的气焰，使得法国人在租界方面的要求不能不有所收敛。
眼前的这一系列的现实，不能不引起有经国济世理想的张其锽的思考与研究，他是一个善于思考，善于总结的人。这一阶段他明晰了两点认识：
1、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在边疆要利用人民的勇气和力量，抵制外国人的蚕食与欺凌。这一点我们在前面说到过，他在与李经羲的“舟中对”明确提出了这一主张。
2、对于西方的强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进一步认识到了解和学习西方文化的重要性。这一点可以从他对他的弟弟教育上可以看出。
张其锽出生在一个大家庭中，张家总共有兄弟十二人。张同母兄弟四人。张的父亲殁后，他就把母亲搬出去住。由于他的母亲有病，他的同母弟弟张其铎就跟随着他读书，他一边在广雅书院学习，一边辅导他的弟弟学习。这一年，他的弟弟只有十一岁（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年）。
到了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张其锽就命他的弟弟到钦州上法国人办的学校，专修法文与西方的科学。甚至他的离开钦州，他的弟弟仍然留在那里苦读。后来他的弟弟想到法国留学，他又把他的弟弟送到上海震旦学院，继续学习西方的科学课程。虽然后来他的这个弟弟英年早逝，但他培养弟弟的过程，说明了他对于西方文化的重视，也说明了他的眼界。
张其锽自己也经常喜欢思索科学的道理，即使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忙中偷闲，他也会经常陷于一种对自然科学的沉思冥想的状态当中。
张其锽对于西学的重视，一方面源于自己的兴趣、天赋；一方面源于“格物致知”的传统，探求事物根本的求知心；还有一方面来源于经国济世、救国强种理想的责任感。
科学也好，艺术也好，都是一种接近真理的途径。一个人要真正成为一个通达的人，既需要坚实理性的科学精神，也需要灵动感性的艺术精神。只有两者互补，才能真正迈向更深远的自由之路。在这一点上，东方的文化与西方的文化，殊途同归。
本色是诗人
越简单的方法，对人的要求越高。“无法”其实是方法的极致。
对艺术的审判能力，代表着人性最感性最高级的那部分。它要求人用直感来接近真实。
1922年夏天的一天，张其锽正在旧书摊上买书，恰好碰到一个书画商拿着一幅长卷过来，展开一览之下，不禁令张其锽怦然心动。
这是一幅山水长卷，细细地观看，非但整篇山水，气势冲淡，立意高远，细部却也是精妙异常。方法取法于古人，又不同于古人。有大画家董源、巨然的意境，却没有落入南北派别的藩篱。画风是这样的清新，并没有后世常见的明代画家文徵明、沈周的惯用笔法。
细细地看去，树上的叶子都是用双钩笔法勾出轮廓，山石用渲渍方法表现出山石的苍雄，虽然是水墨画，却将青绿山水画的神韵和技法运用其中，于淡然中更显出一种浑厚的气势。
寥寥数笔勾勒出的人物，神态毕肖。用皴点的方法画出来奇石老树，意趣横生。淡淡几笔画出的潺潺溪流，灵动活泼……有些地方，构图常让人想不到，又拍案叫绝。
这幅画，越看越精妙，越看越不俗，虽然不能马上确定这是否真迹，但从画的意境与笔法上来看，不是明朝初期的大画家，是画不出这样的东西来的。
张其锽对这幅画一见倾心，急忙把囊中所有的钱都拿出来迫不及待地买了下来。他的生活很检朴，但是见了这种东西，是不吃不喝也要买的。
买回这幅画，爱不释手，一有空余便拿出来赏玩。一天，素来交好的连襟瞿兑之正好来到（中国文化名人，现代史学家、文学家、画家。娶张其锽夫人聂其德的四妹聂其璞），两个人又把画打开欣赏。瞿兑之对绘画是通家，细细观摩，发现了一个秘密。这张画中瀑布旁边，隐隐地写着“九龙山人”四个字。这个“九龙山人”正好是明初大画家王孟端的号。这个发现使这一对好朋友非常兴奋。深谙于此道的瞿兑之又推断，既然这幅画发现隐藏的题款，由于这画是由四幅组成的二丈长的长卷，应该每一幅都会有隐藏的题款。但两人又细细寻觅，接下来却什么也没有找着。
第二日清晨，张其锽想到昨日的发现，于是又把画拿出来仔细观赏，也没有发现什么。抬头看到窗外的红日，脑中突然灵光一闪，赶紧把这幅画拿到窗户边对着初升的太阳光，这样的话，那些隐在表面覆盖的暗款也就可以发现了。果不如然，他终于发现了隐密的另外三处题款。他推断第四幅因为小溪土埂，不能再隐藏题款，所以不会有题款了。
这幅画通过这样详细的考证，终于确实为王孟端的真迹。这是一件令张其锽很兴奋的事情，因为不只于画，王孟端其人张其锽也是非常推祟的。王孟端善作墨竹与山水长卷，他的画精神气质不俗，笔墨淋漓，意境高远。而且他是一个傲视权贵，蔑视金钱，坚贞不阿的人。
张其锽为这幅画高兴地写下了这样的话：
“王孟端先生，头脑聪慧，秉性高旷，画作从不随便赠人，真迹到现在已很稀少，画中的珍品就更为少见了。
“王孟端先生学习王蒙的绘画技巧，用篆书题款是他的师法。这一幅长卷，画法参学唐宋，题款于画中的树石上本来是唐朝绘画的方法。
“细观这幅画题款的奥秘，构思之精密，肯定是长时间的作品，自己也很珍惜赞赏的精品。或许有藏之于名山以待后来者的意思。
“五百多年的时间，画却被我得到。这幅画把绘画的秘密表露无遗。佛说因缘，应该也有前因吧。”
绘画之于张其锽并不算至爱，但他对绘画的研究与了解，却非常人可及。一方面源于天赋，另一方面源于他深钻细研的精神。
比之于他对于绘画知识技法与历史的了解，更为突出的，是他对于绘画美学本质的认识与眼界，对于美学感知的微妙少人知的境界。
他对于绘画的感知，就是对于美学的感知，也是对世界表象与本体关系的感知。
尽管他在这方面留下的话语并不多，但一叶知秋，简短数语，实际上已经透露出他深广的审美意向。
他在一篇山水画的评价中说道：
“仿郭河阳不作云头，摹云林不师折带，拟大痴不写矾头陡坡，学山樵不用解索叠，其人之画识画品可知也。”
绘画的朋友都知道，上面这一席话中提到的都是古代的名画家。在这些名画家中，郭河阳画山石最擅长的就是云头皴法，倪云林最擅长的折带皴法，而号为“大痴”的黄公望，恰恰画山石擅用矾头皴法，“黄鹤山樵”王蒙最擅长的就是来解索皴法来表现山体。
张其锽并不是刻意要表现对于绘画技法源流的熟悉程度，而是反其意用之，明确地提出了一个艺术传承的观点：学习绘画艺术并不是要固定地套用具体的方法。
当然这个观点不是张其锽首先提出的，历史上有很多的人都提出了这个问题，张其锽自己又体认了这种方法。
学习要掌握真正的精神实质，不是依样画葫芦的简单模仿。
学习郭河阳却不出现云头的皴法，学习倪云林却不用折带的皴法，学而知之，化而用之，才是真正的学习。
后来的齐白石大师用更为现代的话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学我者生，似我者死。”
当然，这是一条很艰难的追求之路，从模仿不象→模仿甚象→几可乱真→自家面目，这是一条千锤百炼，几经沉浮的过程。
那么绘画艺术隐含的最微妙的内涵是什么呢？
张其锽用自己话表述为“气味”，画品的高低取决于“气味”。
他说：“绘画这个事情要先来辨别‘气味’，这样的道理是很难给那些耳食辈（用耳朵吃饭的人）讲清楚的。”
“气味”两个字是极感性也是极个性的用词，也只有这样的词才能反应出一个人真实的感知。
流连于古人的心境中，倘佯于自然的山水中，脱尽浮尘，洗尽铅华，直入千峰万峰去……
人到了如此的境界，学习的专业或许不同，爱好或许有异，但精神实质是相通的。张其锽有一段砚铭正是他思想境界最好的注解——
既雕且琢 复归于朴
抱静守真 怀虚若谷
吾之宝此 为腹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