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俞大维生于官宦世家，是晚清名臣曾国藩的曾外孙，民国时期先后担任驻德商务调查部主任﹑军政部兵公署署长﹑交通部长诸要职，对中国国防建设贡献极多，被尊为“兵工之父”。1949年后，他出任台湾当局“国防部长”，退职后任“总统府资政”，一生为官清廉，生活俭朴，深受世人尊敬。他去世前皈依佛门，振动一时。本文根据中外文新旧材料，对俞大维早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哲学﹑数理逻辑﹑梵文﹑印度学和佛学的经历，做了一个比较可信的叙述，又对俞大维入学之前哈佛大学哲学系师生热心研究数理逻辑和梵文的学术传统做了一番考辨，以纪念我国近代史上这位不忮不求的国士和智者。
关键词：俞大维（Yu
Ta-wei, David
Yule）；数理逻辑；梵文；印度学；哈佛大学哲学系；黄金时代；鲁一士；兰曼；霍金；谢佛；路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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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西历史名人当中，以哲学研究者之身份，改投军政界而能获得成功的著名事例，英国有霍尔登子爵（Richard
Burdon Haldane,1st Viscount of Cloan,
1856—1928）①，中国则有浙江山阴的俞大维先生（英文名David
Yule②，1897～1993）。关于俞大维的生平事迹，目前最详尽的记述,应属台湾记者李元平编写的《俞大维传》③，以及台湾俞大维纪念专辑编委会在他去世十周年时出版的《国士风范
智者行谊——俞大维先生纪念专辑》④。不过，这些书中所包含的史料，都是详于俞大维中晚年在军政界的活动，而略于他早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哲学时的经历⑤。所以，对后一方面情况感兴趣的专业学人和普通读者，每有材料不足之感。
幸好，大陆近些年来出版的《吴宓自编年谱》⑥和《吴宓日记》⑦，补充了台湾方面材料的不足。《吴宓自编年谱》对俞大维在哈佛的学习情况有很生动的描述：“宓去秋（本文作者按：指1918年秋）到波城（本文作者按：指美国麻省波士顿城）后，得识初来之自费留学生俞大维君（David
Yule）……俞大维君，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短小精悍，治学极聪明。其来美国为专习哲学，然到哈佛研究生院不两月，已尽通当时哲学最新颖而为时趋之部门曰数理逻辑学。Lewis教授亟称许之。然于哲学其他部门，亦精熟，考试成绩均优。故不久即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并由哈佛大学给与公费送往德国留学进修。哈佛大学本有梵文、印度哲学及佛学一系，且有卓出之教授Lanman先生等，然众多不知，中国留学生自俞大维君始探寻、发见而往受学焉。其后陈寅恪与汤用彤继之。”⑧吴宓所说俞大维“由哈佛大学给与公费送往德国留学进修”，时间是在1921年。俞大维在德国时是否还在继续研究哲学、数理逻辑甚至梵文，《吴宓自编年谱》和《吴宓日记》都没有给出下文。在这方面，李元平的《俞大维传》反过来正好又可以补吴宓记录的不足。按照李氏的记述，俞大维从哈佛获得“希尔顿旅行奖学金”⑨（即吴宓所说“公费”）而游学德国，在柏林大学继续攻读数学和哲学。在此期间，他曾听爱因斯坦讲相对论⑩，并随当时已近暮年的新康德派老宿李耳（Alois
Riehl,1844—1924）11读《纯粹理性批判》12。我们知道，哲学家蒯因（Willard Van O. Quine,
1908—2000）后来也是靠哈佛大学这个“希尔顿旅行奖学金”才能游学欧洲，从而有机会参加了维也纳学派和华沙小组的哲学活动13。
吴宓所提俞大维在哈佛大学哲学系同时学习数理逻辑和梵文这件事14，给后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大家可能会说，当时的一个中国留学生，能够学习其中一门功课，已经是很不平凡的事了，而俞大维竟然能“兼而治之”，这证明了他具备一般人所没有的天才，并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特有的对“通才教育理想”的向往15。这是一种很正常的反应。不过，事情似乎还没有这么简单。依我平日里读近现代西方哲学史类书刊积下的经验，一直觉得这件事背后包含着很深的历史文化内容，绝不是俞大维单方面的“天才”或“强烈求知欲”就能够解释得了的。说得再明白一点，就是这件事实在牵涉到俞大维赴美留学之前哈佛大学哲学系所谓“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之中，哲学系师生学习数理逻辑、梵文和印度哲学的一段学术传统。没有这段学术传统的因缘聚合和历史积淀，就是俞大维主观上学习能力再强，对学术的好奇心再大，也没有客观条件允许他在哈佛同时选修数理逻辑和梵文这两门看上去好象没有任何关系的课程。在本篇文章里，我就来依据过去几年间搜集到的中外文献材料，特别是德裔美籍学者、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印度学家莱德克尔（Kurt
F. Leidecker，1902—1991）和美国哲学家、印度哲学史家黎佩（Dale M.
Riepe，1918年生）考证印度哲学和美国现代哲学史关系的一些论文16和专著17，以及美国文史家克兰登宁（John
Clendenning）的《鲁一士大传》18，把这一段学术因缘叙述一下，并且尽可能比《吴宓自编年谱》（包括《吴宓日记》）和《俞大维传》更详细地描述一下俞大维在美国和德国留学的经过。这种工作，或许能为对西洋哲学史、西洋哲学东渐史和俞大维生平事迹有兴趣的专业学人和普通读者提供一点儿帮助。至于俞大维对哲学、数理逻辑乃至军事学的具体贡献，
还有待于专门人士的评量，作者限于学力，在本文内只好省去了。
我们先来细说一下俞大维学习数理逻辑的事。在国内时，俞大维曾在复旦大学预科跟王宠惠（著名法学家，字亮畴，广东东莞人，1881-1958）念过逻辑，并随薛仙祖念过经济学和德文，还跟预科的同学一起花钱买过化学仪器做实验。他在十九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南洋公学（即后来的交通大学）电机科，半年后因肺病休学在家，除继续跟薛仙祖念德文之外，还随刚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返国的表哥曾昭权学习数学。在此期间，他曾演算完格兰维尔（Granville）微积分教科书19里所有的习题。在他插班考进圣约翰大学三年级之前，俞大维的兴趣可以说全在数理科学上面。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办的教会学校，有“东方哈佛”之称20，课程全采美制，三年级学生必须修学逻辑、社会学、历史、心理学和英国文学等人文课程，四年级学生必须念国际法和政治学。俞大维除了修完这些课程之外，还曾选修过一门东亚历史。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博士（F.
L. Hawks Pott,
1864～1947）的为人和他讲授的哲学史，对俞大维影响很大，把他的兴趣一下子从电机科学拉到人文科学。所以，当他在1918年去哈佛大学留学时，就选择了读哲学专业21。
俞大维入学时，正好赶上哈佛大学哲学系的“黄金时代”进入尾声。所谓“黄金时代”者，就是帕尔玛（George
H. Palmer,1842～1933）、詹姆士（William James,1842～1910）和鲁一士（Josiah
Royce,1855～1916）三人任教哈佛哲学系的整个时期。在这个时期的最后十几年中，主要是靠鲁一士的远见和努力，以及他对数理科学的长期接触和理解，哈佛大学开始正式开设数理逻辑课程。美国人研习从欧洲输入的数理逻辑，始于皮尔士（Charles
S. Peirce,1839～1914）22，继之以鲁一士，最后光大于“鲁门三大士”，也就是霍金（William E.
Hocking,1873～1966）、谢佛（Henry M. Sheffer,1883～1964）和路易士（Clarence I.
Lewis,1883～1964）。哲学家怀特（Morton
White）在《分析的时代》里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逻辑实证论和分析哲学之所以能够风靡全美，主要就是靠这个时期几个哈佛师生（特指鲁一士、谢佛和路易士）辛苦经营数理逻辑23，已经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俞大维人到哈佛时，鲁一士虽然刚刚去世，可是他生前带起来的这股研究数理逻辑的热潮，却是方兴未艾。关于鲁一士、霍金、谢佛和路易士师弟四人和数理逻辑的关系，我们可以引用俞大维的朋友、哲学家张申府（菘年）24的一些话来说明一下。
霍金不是数理逻辑专家，不过他自幼就喜欢学习数理科学，在哈佛又随鲁一士听讲过数理逻辑。他自己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虽是学哲学的，但数学学得还不赖，碰上专爱拿高等数学唬我们这科的人，却也拿我没有办法25。他的《哲学大纲》26，曾经被他的学生哲学家、教育学家瞿世英（菊农）翻译成中文27。张申府为此译本写序时，谈到过霍金的数理逻辑知识：“他的见地是属于唯心论的。但这也无妨。你读时，但凡遇到称扬唯心论的地方，都打一折扣就是了。著者本出身于哈佛──美国哲学中心──是美国唯心派泰斗罗依士的及门弟子。但罗依士却很有一个好处，就是曾听过查理?裴士的讲，极提倡，而且颇有贡献于记号逻辑。凡是学过记号逻辑的，头脑大体清楚。著者本书之有条理，不但因为曾在哈佛讲过多少遍，学过记号逻辑也许是一因吧。”28这里提到的“罗依士”就是鲁一士，“查理?裴士”即皮尔士，而记号逻辑则是符号逻辑（即数理逻辑）的异译。
谢佛是俞大维的老师，这一点吴宓的年谱和日记没有提到，《俞大维传》更没有提。倒是张申府在他的《所思》中有过一个清楚的交代（大概是得自俞氏本人）：“自余后起数理名家数美人蛇斐（Dr.
H. M.
Sheffer）最有成就，也久不见其新著。……友人俞大维博士，昔在美学于蛇斐。前岁在德著名的《数学纪录》杂志，曾一见其新著，精进不息，必是足为中国光的。”29这里的“蛇斐”就是谢佛。谢佛生于乌克兰，为犹太人，幼年随父母移民美国。他1905年得哈佛学士学位，1908年得哲学博士学位，1916年任哈佛哲学系助理教授，1938年到1952年任正教授。他身体不好，再加上惜墨如金，所以一辈子也没有写出一本哲学专著来，留下来的只有不多几篇发明数理逻辑新义的专业论文和哲学新书的书评而已。数理逻辑学里的重要概念、逻辑算子“谢佛束”（Sheffer
Stroke）就是出于他之手，罗素为他和怀特海合写的《算理》（Principia Mathematica）以及
维特根斯坦的《名理论》（即《逻辑哲学论》，有张申府、牟宗三译本）写序时，也曾提到谢佛的这个贡献。谢佛虽然没有写出大部头儿的“专著”，但是他在哈佛精心培养出来的整整一代数理哲学人才就是他最好的“专著”30。
路易士就是《吴宓自编年谱》里所说对俞大维“亟称许之”的那个Lewis教授，他是俞大维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严格些说，他那时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教授。张申府在《一九二九年的哲学界》一文中说：“（路易士）1883年生人，以前在西美加利佛尼亚大学，近年迁到为美国哲学中心的哈佛大学，现已由协教授而为正教授了。本是研究数理逻辑的，受有美国数理逻辑家前辈查理裴士与罗依士的影响，除零文外曾作有《记号逻辑通览》（A
Survey of Symbolic
Logic,1918）一大本，论述历来各派记号逻辑家及著者自己之说。美国现存新起的数理逻辑家应推蛇斐（出身哈佛，现已为母校协教授）第一，其次便数路易士了。路易士近年本其记号逻辑上的成就而治知识论，期有所建设，于是遂成一崭新之说，发皇张大之，或者遂在知识论中开一新纪元，也未可知。同时还可见数理逻辑对于哲学效用是怎样的重大。无怪罗素说哲学问题非得数理逻辑不能解决。”31这里的“协教授”就是助理教授。据路易士自述32，他在1910到1911年间，曾任鲁一士所开两门高等逻辑课的助教。罗素和怀特海的《算理》第一卷（1910）传到哈佛后，鲁一士亲手把它交在他手里。路易士花了一年时间来读这本大书，从而通晓了数理逻辑。此后，路易士在伯克莱的加州大学（鲁一士的母校）首次开设高等逻辑学课，可以说是第一个把数理逻辑从美国东部带到西部的人。张申府所说路易士“以前在西美加利佛尼亚大学”，指的就是这个时期。1920年，路易士重返哈佛任教，俞大维见到他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那时的路易士刚刚创立他的“模态逻辑”，提出“严格蕴涵系统”，编出了巨著《记号逻辑通览》33，他的哲学体系“概念的实用论”34也初露端倪。
中国学人前后随鲁一士、霍金、谢佛和路易士治数理逻辑和哲学的人，除俞大维之外，还有赵元任35、金岳霖36、沈有鼎37、沈有乾38、任华39等。关于这些人学习的详细情况，因为与本文主旨无关，此处就不多讲了。俞大维受学于谢佛和路易士，又得哲学博士学位，那么他一定有一篇博士论文。这篇论文是讲什么的呢？翻检《中国留美学生毕业论文目录》40，我们可以发现俞大维的论文叫“Theories
of Abstract Implication”，是1922年完成的。在袁同礼（Tung-li
Yuan）编写的《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上41，这篇论文还有个副题叫“A Constructive
Study”，完成的年代也是1922年。按照《俞大维传》的说法，俞大维是在1921年离美赴德留学，他的论文怎么是在1922年完成的呢？哲学家席耳璞（Paul
A.
Schilpp）曾经邀集一批哲学和数理逻辑界的名家，为路易士编过一本《路易士学记》42。在此书一个不起眼的脚注里43，也曾提到俞大维学位论文的题目：“David
Yule: Theories of Abstract Implication (unpublished thesis,
1921)。”《路易士学记》里所记的1921年，倒是和《俞大维传》的记述相合。那么，这个矛盾怎么解释呢？我觉得，《路易士学记》里的1921年，记的是论文完成及答辩通过的时间，而1922年则是论文上交存档和颁发博士证书的时间。不过，这只是我的猜想，详细情况尚需做进一步调查44。从论文题目中可以看出，俞大维当时研究的，正是路易士最拿手、最有心得的关于“蕴涵”（implication）的逻辑问题。
大家可能还会问，张申府在《所思》里提到的俞大维“前岁”发表在德国《数学纪录》杂志上的“新作”指的是什么呢？《所思》这本小书，是张申府在杂志上发表过的一些哲理格言的结集。上面引的那段话，据他在文后所记，大概写于1927年底到1928年初之间。从1927年或1928年往前推，所谓“前岁”者，应该是1925年或1926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篇“新作”应该就是指发表于德国《算学年刊》（Mathematische
Annalen，张申府译为《数学纪录》）1926年第95卷第446到452页上面署名“中国浙江俞大维”（David Yule in
Che—Kiang 〈China〉）的论文《类演算之基础》（“Zur Grundlegung des
Klassenkalkuels”）45。据《俞大维传》说：“俞大维发表论文的的这一年，有位日本学者，根据他对该杂志作者背景的研究，肯定俞大维是这份知名杂志作者群中的第一位东方人。当然，他也是第一位中国人。”46在《俞大维传》图片集锦的第17页上，还有这篇论文抽印单行本封面和正文首页的书影47。
有一点还要特别提一下，就是俞大维曾经先后两次赴德留学。第一次是在1921年到1929年6月48，这一次留德的最主要的成就是在《算学年刊》上发表了《类演算之基础》。据说，柏林大学在他毕业时请他留校教书，清华大学哲学系也给他发出聘书，都被他婉谢49。第二次留德是在1930年5月到1932年6月，此次俞大维在陈仪的劝说下“投笔从戎”学起了军事，尤其是兵工制造和参谋作战方面的学问50。虽说如此，他对数理逻辑和哲学发展的最新现况还是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关注。有可靠材料告诉我们，这个时期的俞大维还在购阅刚刚出版不久的一些德文逻辑学类书刊。2004年年底，北京的藏书爱好者周运先生在地坛旧书市上以5元钱的价格买到了一册有俞大维签名盖章的德国大哲学家说尔次（Heinrich
Scholz，1884—1956）的经典作品《逻辑小史》（Geschichte der Logik，Berlin：Junker
und
Dünnhaupt，1931）51。签名日期是1932年，购书地点是柏林。周先生把这本书送给了他的朋友崔庆杰先生（内蒙古赤峰人，厦门大学毕业）。2006年4月19号，由于极偶然的原因，我知道了这件事。和崔先生辗转联系上之后，他看到我正在写关于俞大维的考证文章，正苦于资料的缺乏，于是就在4月20日这一天非常慷慨地把这本书转让给了我。这本原属俞大维所有的说尔次的《逻辑小史》，在四分之三世纪后居然还能留存在世间，并为对收藏西文旧书有兴趣的周、崔二位先生所得，为我们今天考证俞大维当年的求学历程提供了最生动的史料证据，这中间的因缘真是教人觉得不可思议。
现在我们明白了，俞大维能学到当时数理哲学中最先进的数理逻辑，是因为哈佛大学哲学系有谢佛和路易士，而谢佛和路易士又是从鲁一士那里接触到数理逻辑。由此可见，鲁一士这个人，在美国近现代哲学史和教育史上实在是站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的。鲁一士的哲学、伦理和宗教思想，民国时有很多学者作过译介，比较有名的作品如贺麟选译的《黑格尔学述》52、樊星南译述、冯文潜（字柳猗，天津人，1896—1963）53校阅的《近代哲学的精神》54、谢幼伟译的《忠之哲学》55和谢扶雅译的《宗教哲学》56。这些译介者据我了解都没有专门修学过数理逻辑，对自然科学似乎也比较隔膜。所以，他们对于鲁一士在数理哲学和科学方法57方面的工作就不大熟悉，因此也就不太强调这些方面58。只有哈佛大学毕业的心理学家唐钺（字擘黄）翻译过鲁一士的一册《逻辑底原理》59，这是鲁一士为当时德国人编的《哲学大百科?逻辑学卷》写的一个专条60。但是，这本书好像从未受到应有的注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刊行的《唐钺文集》，在著译书目中也没把这本书列进去。其实这种情况在美国也是一样的。鲁一士在数理逻辑和科学哲学方面的作品（包括唐钺译的那册《逻辑底原理》），也是到他去世很久以后，在分析哲学压得传统唯心哲学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才经他的后学罗宾逊（Daniel
S.
Robinson，1888—1977）整理出版61，特别替他表彰出来。可以说，没有鲁一士打下的基业，没有谢佛和路易士的讲学，也就不会发生俞大维学习数理逻辑这件事。
俞大维学习数理逻辑的事，以上算是大体描述了一个背景。现在，我们来看看俞大维求学时期哈佛大学古印度语文学系（The
Department of Indic
Philology）的情况。《吴宓自编年谱》提到的“哈佛大学本有梵文、印度哲学及佛学一系，且有卓出之教授Lanman先生等”，是指以著名梵文学家兰曼（Charles
R. Lanman,
1850～1941）为首的哈佛古印度语文学系的一班学者们。关于兰曼的详细生平，大家可以去参考《美国国家传记辞典》、《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941年9月号）、《美国哲学学会年报》（Year Book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41年）和《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41年2月21日）等书刊62。我这里只稍微提一下兰曼的求学经历。兰曼本来是准备学化学的，后来因为更喜爱比较语言学，经过一番权衡才决定去耶鲁大学，跟随当时美国最有名的梵文学家、比较语言学家惠特尼（William
D. Whitney,
1827～1894）读东方语言学。他在1873年得到博士学位以后，就仿效惠特尼年轻时留学德国的先例，奔赴柏林、莱比锡、图宾根等地，跟随梵文学家冯?罗特（Rudolph
von Roth）、比较语言学家库尔提乌斯（Ernst
Curtius）等人研究《吠陀》、《波斯古经》（Zend-Avesta）和比较语言学。兰曼1876年从德国回到美国，最初在马里兰州巴尔第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梵文，1880年接掌哈佛大学为他特别设立的梵文教席（Wales
Professor of
Sanskrit），直到1925年退休。兰曼初掌哈佛教席之时，古印度语文学系还叫“古印度——伊朗语言系”（The
Department of Indo—Iranian
Languages）。到了1902年，才去掉阿维斯陀语（Avestan，即《波斯古经》所用古伊朗文），另外加进巴利文（Pali）和俗语（Prakrit），改称古印度语文学系。1952年，该系又改为今名“梵文及印度研究系”（The
Department of Sanskrit and Indian
Studies）。兰曼在美国东方学上的地位，大体上和鲁一士在哲学和数理逻辑上是一样的。在他们两个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人文科学研究，经过19世纪下半期的一番模仿学习和奋斗挣扎的艰苦过程，逐渐在步调上赶上了欧洲，并且有在某些方面获得独立发展、甚至超越欧洲的趋势。
兰曼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梵文时，碰巧鲁一士也刚从德国游学回来在那里教哲学。他们两人以前并不认识，但都很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第一任校长、著名教育改革家吉尔曼（Daniel
C.
Gilman,1831～1908）器重。他们都是被吉尔曼特意招来充实师资力量的。兰曼和鲁一士在吉尔曼家里相识后就经常往来。他们还联合其他三个德国留学生成立了一个“留德同学会”，相约每周在饭馆聚餐一次，一边喝喝啤酒，一边用德语聊聊天。鲁一士先前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和哥廷根大学游学时，已经跟随古印度伊朗语名家许伯士曼（Heinrich
Hubschmann）和梵文学家贝岑贝格（Adalberg
Bezzenberger）学过一点儿梵文文法，至此又参加兰曼的梵文班继续学习。与此同时，兰曼也旁听鲁一士开的一门哲学课，内容讲的是曾受古印度《奥义书》吠檀多哲学和佛教影响的叔本华。到了第二学年，鲁一士继续跟着兰曼学梵文，受兰曼特别指导，读了原文的《薄伽梵歌》和四《吠陀》（《吠陀》可能是选读）。鲁一士是一个严肃苦学的人，在时流中能得他推许的也没有几个。在这不多的几个人中，除了皮尔士和詹姆士之外，就要属印度学的兰曼了。鲁一士写给兰曼的信，现在还保留在哈佛大学档案馆。一般人觉得鲁一士神情肃穆，壁立千仞，好象很不易接近似的。直到后人读了他写给兰曼的信，才发现这个大哲学家原来是“外冷内热”，把他所有的幽默感和亲密话儿，都留给了大印度学家了。他给别人写信，都是规规矩矩地署上“鲁一士”，只在给兰曼写的信中用“约西雅”（Josiah）。鲁一士自己曾借用梵语说过，兰曼是他的“亲教师”（Dearest
Guru）63。兰曼去哈佛不久，鲁一士也在詹姆士的帮助下，得到哈佛大学的聘书。当他携家带口来到人地生疏的哈佛时，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到波士顿火车站接他一家，又为他们热心找房子的人还是兰曼。鲁一士的成名作，就是谢扶雅汉译的那本《宗教哲学》（原名叫
The Religious Aspects of Philosophy,
1885），原是从一系列讲演整理成书的。哈佛大学档案馆所藏《兰曼日记》，记录了兰曼当时一场不落地听完鲁一士的演讲，还在讲演结束当天的一页上写下“大获成功”几个字，欢喜之情跃然纸上。兰曼和鲁一士这段渊源，是我看了克兰登宁的《鲁一士大传》之后才知道的。克兰登宁为了写书，花了很大功夫搜集材料，其中就有哈佛大学档案馆收藏的兰曼日记，以及兰曼和鲁一士的通信64。在兰曼的影响下，印度哲学和佛教成了鲁一士思想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关于鲁一士哲学思想与梵文、印度哲学和佛教的关系65，最早有莱德克尔专门考证过。他在《鲁一士与印度思想》一书里，把鲁一士著作中所有提到印度哲学和佛教的地方搜集起来，一一作了评论。从他搜集的材料里，除了一般的义理上的相互印证以外，我们还知道鲁一士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过，在一所现代大学里，梵文应该与地质学、拉丁文法和数学一起开设。此外，鲁一士作他的“吉福德宗教学讲演”（后来集为他的代表作《世界与个体》66两卷）时，曾请兰曼为他临时译过梵文《歌者奥义书》的一些片断67。不过，莱德克尔那时还没有一本详实的鲁一士传，《兰曼日记》的材料也还没披露，所以克兰登宁后来调查出来的那一切珍贵史料，特别是鲁一士在德国和美国学习梵语的经历，以及鲁一士和兰曼之间的特殊关系，他一点儿都没提，好像全不知道似的。黎佩的论文和书出版于克兰登宁《鲁一士大传》之前，所以他也不知道这些事。
从我掌握的谢佛和路易士的传记材料来看，他们好像和兰曼没有特别的关系，似乎也未曾受鲁一士影响，对梵文、印度哲学和佛教发生过特别的兴趣。谢佛在他的一篇著名论文68里，曾经引用鲁一士的《世界与个体》，间接谈到古印度教“梵我一如”的哲学，对于《奥义书》哲学“不落言诠”的主张，他是批评多于赞赏。路易士在论述自己的伦理学说时曾经举例说过，人在一件暖和的外套、一本梵文字典和一笔款子之间，难以作出最佳的选择69。我们是不是仅靠这一句话，就推断他在现实生活中曾经一度为了学习梵文，对买不买梵文字典发过愁呢？大概不能。另外，吴宓在他《日记》“1920年12月5日”条曾记曰：“近日听演说二次：（一）教员Dr.
Sheffer讲Einstein’s Theory of Relativity。（二）Rabindranath Tagore讲The
Poet’s
Religion。”70吴宓在哈佛听谢佛和泰戈尔先后演说，我们能不能据此推论谢佛有可能也会和吴宓一样，是泰戈尔“法会中人”呢？71大概也不能。但是，我想有一点基本上还是可能的，就是谢佛和路易士一定知道兰曼（甚至很熟悉），知道他与鲁一士之间的亲密关系。可能就是在跟随谢佛和路易士学习逻辑和哲学的过程中，俞大维逐渐了解到这些关系和事迹，激起了他对新学问的好奇心，从而“闯到”印度学系，跟兰曼学起了梵文72。吴宓说的“探寻、发见而往受学焉”，就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俞大维发现兰曼和古印度语文学系的这个心理过程。当然，不管我上面说的这些听上去有多合“情理”，到底还是一个有待证明的假设。因为目前我掌握的关于俞大维的生平材料里面，不论他自己还是旁人，都没有对这件事做过任何明确的交代。
不过，在哈佛哲学系“黄金时代”跟随帕尔玛、詹姆士和鲁一士学习的其他学生里，却有很明确的材料说他们非常注意印度哲学，他们当中甚至还有人干脆就改学了梵文，成为著名的东方学家。本文前面提到的黎佩的书，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很多材料73。哈佛哲学系学生学习梵文有大成的，前后有沃伦（Henry
C. Warren,1854～1899）和伍兹（James H. Woods,
1864～1935）这两个人。沃伦生于美国的一个名商大贾的家庭，因为童年时不慎从马车上摔下来跌伤了脊骨，导致他终生残废。根据兰曼为他写的小传74，在哈佛大学哲学系读书时，沃伦很受帕尔玛关照。他曾潜心研究哲学史，对柏拉图和康德的哲学很有偏好。此外，他对植物学、化学等自然科学也都有第一手的了解。兰曼来哈佛任教之前，沃伦曾随古典语文学家格林诺（James
B. Greenough,
1833～1901）学过一些梵文，此后又转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兰曼门下深造。沃伦特别擅长巴利文，是美国本土的第一位巴利文学者和佛学家，曾经发起校勘巴利文论典《清净道论》（觉音论师造，上座部佛教教理学的百科全书）。他掏巨资赞助兰曼编辑刊行《哈佛东方丛书》（Harvard
Oriental Series），丛书中收有他的代表作《巴利文佛典选译》（Buddhism in
Translations,1896）75。这本书是特意题献给兰曼的，在沃伦生前和身后发行了很多版，对西方人了解真正的佛教发生过很深的影响。伍兹从1890年开始在哈佛教书，最初在历史系，后来转到哲学系76。他受鲁一士和詹姆士影响开始关注印度哲学，并随兰曼学梵文，先后到印度、德国和英国深造，校译出钵颠奢利（Patanjali）的《瑜伽哲学本经》（Yoga-Sutra）和后人所写瑜伽派注释书，继续沃伦校译《清净道论》的未竟事业。在他担任哈佛大学哲学系主任期间，影响过当时很多青年哲学才俊留心印度哲学，比如我们已经提过的霍金和编辑鲁一士数理逻辑作品的罗宾逊，还有哲学家塞福理（William
Savery,黎佩的老师）和批评实在论哲学家普拉特（James B.
Pratt）。伍兹于1935年在日本去世，当时他正在研究天台宗。此外，从鲁一士习哲学的，尚有一位不太出名的柏登（S. B.
Burton）。他的论文《谦谟、康德明我论》有汉译77，文内多引印度佛说诠释休谟（即谦谟）和康德哲学78。
在黎佩的书里，没有提当时在哈佛哲学系读书的著名诗人、文论家艾略特（T.S.
Eliot,
1885～1965）。艾略特随兰曼学梵文和印度哲学两年，随伍兹读《瑜伽哲学本经》一年，还听过日本巴利文专家、宗教学家姊崎正治（Masaharu
Anezaki,
1873—1949）所开佛教和日本宗教史课，甚至给当时来哈佛访问的罗素留下很深印象。艾略特在哈佛的博士论文，受鲁一士启发，研究的对象是英国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布拉德雷（Francis
H. Bradley,
1846～1924）。这件事经过艾略特研究家和传记家考证79，早已为人所熟知。布拉德雷的哲学，在思想上有很多地方非常接近印度哲学和佛学。他的代表作《现象与实在》，被哲学家、史学家张荫麟（在斯坦佛大学留学时专修过数理逻辑）评为“最好利用佛经上的名辞去译它”80
。艾略特学习梵文的动力来自他的老师，“新人文主义运动”思想家、文论家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833）。白璧德是兰曼梵文和巴利文课的热心参加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兰曼的梵文和巴利文班上，只有白璧德和他的朋友，“新人文主义”的另一位代表穆尔（Paul
E.
More,1864～1937）。白璧德翻译过巴利文的《法句经》（死后由其夫人出版），穆尔更“厉害”，翻译过梵语大诗人伐致诃利的《三百咏》。他们两个人学习梵文和巴利文之事，在他们的学生梅光迪、胡先骕和吴宓编辑的《学衡》上都有提及。至于其中详细的情况，特别是关于白璧德与兰曼、鲁一士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及穆尔和兰曼之间不同寻常的交往，请大家去参看白璧德和穆尔的有关传记和纪念文集81，此处碍于篇幅，不再徵引。值得一提的是，在有些哈佛哲学系毕业生眼里，不仅鲁一士是大哲学家，就连梵文学的兰曼也可以算是一个哲学家。比如哈佛哲学博士、著名文化传记作家托马斯（Henry
Thomas）在他编写的《哲学传记辞典》里82，就把兰曼也算进去了。另外，我深觉贺麟记谢佛、路易士弟子沈有鼎“古典的语言，他亦无一不学，希腊文、拉丁文或梵文的书笈，他随时总带有一两册在身边”的话83，也可以在我们前面铺陈的这个大背景下，获得它的新意义84。至于兰曼梵文讲座的隔代传人、哈佛梵文教授英高思（Daniel
H. H. Ingalls,
1916-1999）曾随蒯因学习数理逻辑，又用数理逻辑的技术来阐发印度“新正理学”，更是这个传统中最著名的事例85。
以上我们已经讲完俞大维在哈佛大学学习数理逻辑和梵文一事的背景。那么，俞大维中晚年的活动，和他早年这段学术经历之间，还保持着什么样的联系呢？先说数理逻辑。1987年2月18日,旅美数理逻辑学家王浩写信给俞大维说：“1946年我到哈佛哲学系作研究生，就发现先生多年前是同行（赵元任先生更早，但论文不算数理逻辑）86，也看过先生在德国发表的这一方面的文章。”同年4月，王浩趁赴台讲学之机，前去拜会了俞大维。王浩自谦学习数理逻辑没有用，俞大维说：“经过多少年的经验，习数理逻辑往往会具有一股敏锐的分析能力，特别是非常状况时，愈显得它的效用，它将会慢慢变成哲学。你不用谦虚客气，你才是最有用的。真正太久太久没有接触数理逻辑的是我；我已经是外行了。……数理逻辑如刀，愈磨愈利，愈磨愈亮；我一生事业，脑中都有这把无往不利的刀。”87在俞大维赠给台湾大学的无数书籍中，也有数理逻辑的专门著作88。
那么，梵文和印度的学问呢？在《谈陈寅恪先生》一文里，俞大维说到陈寅恪学梵文和巴利文，“兴趣是研究佛教对我国一般社会和思想的一般影响。至于印度的因明学及辩证学，他的兴趣就比较淡薄了。本人还记得在抗战胜利后他回清华，路过南京，曾在我家小住。我曾将Stcherbatsky所著书内关于法称Dharmakirti的因明学之部及Tucci由藏文所译龙树《廻诤论》（梵文本现已发现）念给他听，他都不特别感觉兴趣”89。把这段话翻转过来看，我们大概可以推测俞大维对佛学的主要兴趣所在，即“印度的因明学和辩证学”（古印度逻辑）。在陈寅恪借住南京俞宅的这个时期（1946年夏），俞大维竟然还在读苏联史撤跋兹基（F.
Stcherbatsky）的书90，以及意大利图奇（Guiseppe
Tucci）的《汉文藏经中陈那之前佛家因明论典》91（内收藏文《廻诤论》原文拉丁字转写本和英译），甚至关注《廻诤论》梵本的发现92，可见他早年在哈佛对吴宓说的“欲图中国根本至计，则惟当复兴佛教，昌明佛学”93，不是一时兴起脱口而出的。对逻辑之外的玄学，俞大维则是“不很相契”。他晚年和罗光主教（1911—2004）论学94，对方东美的著作，曾评为“印象是太玄虚”，“唐君毅则过于琐碎，徐复观没有研究哲学的底子”。他从谢佛和路易士那里所受的名理训练，以及他的数理科学背景，使他的思想更接近于二十世纪英美哲学的分析传统。佛家的因明学和辨证学，因为近于这个分析传统，所以也获得了他的关注。还不仅仅是“关注”，俞大维临终前不久更是皈依佛教，法名净维，以佛教居士之身告终95。他在身后留给子孙的，只有一屋子佛书和史籍96。有人会问：佛教不是老百姓的迷信吗，俞大维怎么也信呢？他自己曾经自述说：“我是个普通人，过着和一般人没有两样的生活，所以老百姓相信的我都信。举个例：我到北港妈祖庙去，看到一些善男信女抽签、卜卦、磕头，我也跟着向妈祖磕头，有人就笑我：‘你是学科学的，为什么也相信这一套呢？’我只简单地告诉他：‘因为老百姓磕头，我也是老百姓。’想知道我的哲学，到西门町去随便问个路人，就会得到答案。”97这真是饱经沧桑遍历世事之人“绚烂归于平淡”的有得之言。
讲到这里，我们有理由说，哈佛大学哲学系“黄金时代”那一段兼治数理逻辑、梵文、印度哲学和佛学的学术因缘，在俞大维身上彻始彻终得到了体现。
（在本文构思和写作的前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吕大年先生为我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复印过莱德克尔的一些论文，北京大学英文系高峰枫老师为我在国内外辛苦购置并复印惠特尼、兰曼、谢佛等人的著作和论文多种，并代为借阅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国士风范
智者行谊》一书，在此向他们两位表示感谢。社科院哲学所书库的张敏老师经常不厌其烦地跑上跑下帮我查找资料，谢谢她对我工作的一贯支持。最后，我要特别感谢转赠我俞大维签名盖章本《逻辑小史》的崔庆杰先生，感谢他对我的信任。）
①
霍尔登是新黑格尔主义者，翻译（和J. Kemp合作）过叔本华的《意志与观念之世界》（The World as Will and
Idea, 3 vol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883）。王国维《静庵文集》里引用的，就是这个英译本。霍尔登的弟弟（John Scott Haldane,
1860—1936）和侄子（John Burdon Sanderson Haldane,
1892—1964），都是英国近代著名的生物学家、生理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他的妹妹（Elizabeth Sanderson
Haldane, 1862—1937）是著名的文史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翻译过笛卡儿的《哲学作品集》（与G. R. T.
Ross合作）和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与Frances H. Simson合作）。
②
俞大维英文名里的“Yule”（谐“俞”的音）是一个苏格兰的姓，带这个姓氏的著名人物，有国人比较熟悉的译注《马可孛罗游记》的Sir
Henry Yule（玉尔爵士）。
③
李元平《俞大维传》，台北：台湾日报社，1992年1月5日初版，同年1月22日增订2版（本文引用的是增订2版，此书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有收藏）。据作者说，这部传记主要是根据他对俞大维所做数次访谈的记录，并翻阅有关档案才辛苦写成的。但据某些人士透露（卜少夫《俞大维谓叹老衰》，载1992年7月1日香港《新闻天地》），《俞大维传》的出版，并未徵得俞氏本人同意，甚至李元平连俞大维都没见过，更不用谈访问过什么了。不管李元平本人是否有意“造假”，《俞大维传》中的叙述确实有很多不实不尽之处。若是这样的话，我们使用《俞大维传》时，就不能盲目信从，非自出手眼不可。
④
《国士风范
智者行谊——俞大维先生纪念专辑》，俞大维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专辑编辑委员会编，台北：俞大维纪念专辑编委员会，2003年7月（北京大学图书馆有收藏）。
⑤
《俞大维传》的第二章《治学心法》，虽然对俞氏留德时师从何人有所介绍，却只字未提他留美时的师承及所习科目。
⑥
《吴宓自编年谱》，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
⑦ 《吴宓日记》第2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⑧
《吴宓自编年谱》，第187页。
⑨ 《俞大维传》作“Sheldon Travel Grant”,当为“Sheldon
Travelling
Fellowship”之误。参看罗顺德《俞大维先生补述》一文（台湾《传记文学》杂志，1984年1月第44卷第1期，第23页）。罗顺德为俞大维的侍从参谋，在俞大维晚年一直照顾他的饮食起居。
⑩
此事在郑天杰《大老风仪琐记》一文中亦有述及，《俞大维先生纪念专辑》第39页。
11 原文仅作Dr.
Riehl。中国学术界熟悉的有两个Riehl，一个是哲学家Alois Riehl，另一个是文史家Wilhelm Heinrich
Riehl（1823-1897，译为黎耳，其《论德国民族性》一书有杨丙辰汉译本，“中德文化丛书”第8种，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俞大维师从的，当为Alois
Riehl。他是新康德派中的实证主义者，很重视数理科学，认为“哲学是常时结合科学，依从科学，把科学所认识底原理，越发精密完成底认识论”（黄忏华《现代哲学概观》，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2年11月初版，第10页）。我个人收藏有他的代表作、专门阐发康德哲学精义的《哲学之批判论》（Der
Philosophische Kritizismus: Geschichte und
System）第1卷的第3版（1924年）。
12
《俞大维传》，第19—22页。此说应该是得自于俞大维自述文《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俞大维先生纪念专辑》第10—11页。
13
Hao Wang（王浩）, Beyond Analytic Philosophy. Doing Justice to What We
Know,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86,
p.154.
14 重点在于“同时”二字。
15
比如罗家伦在《元气淋漓的傅孟真》（原载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2月31日号）一文中回忆傅斯年周围友人“那种旁徵侧挈，以求先博后专的风气”时，间接谈到俞氏说：“俞大维则天才横溢，触手成春；他从数学、数理逻辑到西洋古典学术的研究（即希腊、罗马学术思想的典籍所谓Classical
Studies）；从历史、法理，到音乐，再从音乐到开枪放炮的弹道学，和再进而研究战略战术。我想他心目中最向往的是德国大哲学家莱白尼兹是不见得十分冤他的。”（收进罗家伦《逝者如斯集》，《传记文学》丛书第14种，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5月1日再版本，第165—186页）
16
Kurt F. Leidecker,“Oriental Philosophy in America”, in American
Philosophy, ed. by Ralph B. Winn, New York: The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5, pp.211-220； Dale M. Riepe,“The Indian Influence in
American Philosophy: Emerson to Moore”，from Philosophy East &
West, Vol.17 No. 1/4,1967, pp.125～137.
17 Kurt F. Leidecker,
Josiah Royce and Indian Thought, New York: Kailas Press, 1931；Dale
M. Riepe, The Philosophy of India and its Impact on American
Thought, Charles C. Thomas Publishers, 1970.
18 J. Clendenning,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Josiah Royce,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5.
19 即数学家William Anthony
Granville（1863—1943）的Elements of the Differential and Integral
Calculus。
20
关于圣约翰大学，参看徐以骅、韩信昌编著《海上梵王渡——圣约翰大学》（章开沅主编“教会大学在中国”丛书第一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21
《俞大维传》，第17—18页。《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俞大维先生纪念专辑》第10—11页。
22
关于皮尔士对数理逻辑的贡献，参看倪里崎（P. H. Nidditch）著、刘福增译《数理逻辑发展史》（The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al
Logic），“水牛文库”第118种，水牛出版社，1968年12月20日初版，1974年8月20日再版，第56—64页。
23
Morton White, The Age of Analysis, A Mentor Book,1958,4th
printing,p.205；Albert E. Avey, “Recent Schools of Logic”, in A
History of Philosophical Systems, ed. By Vergilius Ferm, New York:
The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0, pp.504-515, especially pp.
512-514; John Passmore, A Hundred Years of Philosophy, Penguin
Books, 1984, pp.168—9；Morton White,“Harvard’s Philosophical
Heritage”, Religion, Politics and the Higher Learning,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49-60.
24
张申府在《所忆》一书中，回忆他1922年和1923年在德国游学时所识中国留学生，特别提到“记得的还有在柏林逢见过弄数理逻辑、从美国转来的俞大维，他在柏林又在搞音乐，学制乐谱了。还有陈寅恪，是俞的表兄弟”（《张申府文集》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初版，第545页）。
25
William E. Hocking,“Some Second Thoughts”，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Philosophy: Personal Statements, Vol.1,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30,pp.383～400.
26 Types of Philosoph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29.
27
《哲学大纲》，上海:神州国光社，民国20年11月。
28 张“序”，第4—5页。
29
《所思》，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年初版，第51页。
30 关于谢佛的生平学术，参看Irving H.
Anellis为John Shook主编的《美国现代哲学家词典》（The Dictionary of Modern American
Philosopherss, 4 Vols., Bristol:
Thoemmes,2005，pp.2202—2205）写的字条。关于谢佛晚年在哈佛的情况，参看Morton White的自传A
Philosopher's Story,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00—101，104—5，108—9，154，221，256，284—85.
31
《张申府学术论文集》，齐鲁书社，1985年，第34页。
32 Clarence I. Lewis,“Logic and
Pragmatism”，Contemporary American Philosophy: Personal
Statements,Vol.2, pp.29～51.
33
关于路易士的“严格蕴涵”，参看牟宗三《论蕴涵》一文（原刊《文哲月刊》民国25年11月20日第1卷第9期，第1—34页），及其《理则学》一书（台北：正中书局，1955年初版，1971年修订重印；《理则学》后收进《牟宗三先生全集》第12卷，台北：联经事业公司，2003年，讲“严格蕴涵”的部分在第239—279页）。
34
谢幼伟在《现代哲学名著述评》（正中书局，民国36年4月初版，第46页）里介绍说：“路易士之实用论，彼自称为‘概念的实用论’（Conceptualistic
Pragmatism），事实上则可名为‘唯心的实用论’。彼于所著《心与宇宙秩序》（Mind and the World
Order）一书上，曾力言心之重要，谓吾人知识为两种成分所成，一为‘概念’，一为‘所与’（the
given）。概念属于内界，为心之所有；‘所与’属于外界，非心之所产。但‘所与’虽非心之所产，然‘所与’之能成为知识对象，‘所与’之一切色相、意义与条理，皆为心之所加。心以‘概念’解释‘所与’，然后有吾人之知识，有吾人之共同世界。”
35
鲁一士不仅曾向赵元任推荐皮尔士的逻辑，还在遗嘱里规定把有他墨批的麦克斯韦《电气与磁学》留赠赵元任。此外，赵元任在伯克莱听过路易士讲课，他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是谢佛，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是霍金，但论文题目不是数理逻辑（参看《赵元任早年自传》，张源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94，102—3，122页）。
36
金岳霖在1931到1932年间趁休假赴哈佛随谢佛补习数理逻辑（参看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年增补第2版，第56页）。
37
沈有鼎在1929到1931年间学于谢佛和路易士（参看《沈有鼎小传》，收于《摹物求比——沈有鼎及其治学之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27—9页）。
38
沈有乾于20世纪20年代（具体年代不详）在哈佛学于谢佛，在哥伦比亚大学还听过女逻辑学家拉特富来克令（Christine
Ladd-Franklin）的讲课（沈有乾《西游记（八）》，《西风》月刊民国28年第38期，第140—141页）。沈有乾的小书《现代逻辑》（新月书店，1933年4月出版），在极小的篇幅内，用极风趣极简练的语言，介绍出数理逻辑的基本内容，很值得重印。太虚法师1929年2、3月间赴美讲学时，沈有乾曾多次担任他的译语（印顺法师编著《太虚大师年谱》，《妙云集》中编之六，台北：正闻出版社，1984年5月第4版，第282，
284-6页）。
39
任华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是路易士（参见周一良的《郊叟曝言》，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9月，第19页）。
40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New York City: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1928, p.18.
41 Tung-li Yuan, 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1905-1960,pulish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Sino-American
Cultural Society, Inc., Washington, D.C., 1961, pp.216, 218,
248.
42 The Philosophy of C. I. Lewis, The Library of Living
Philosophers, 1968.
43 Ibid., p.149, note 110.
44
本文作者目前局处国内，很遗憾未能赴美调阅俞大维的论文。
45 袁同礼《现代中国数学研究目录》（Bibliography of
Chinese Mathematics 1918—1960, Washington, D. C., 1963,
p.145）上有著录。《类演算之基础》一文，我收藏有复印本。
46
《俞大维传》，第23页。继俞氏之后在《算学年刊》上发表论文的中国学者是华罗庚。关于华罗庚和俞大维的关系，请参看上引罗顺德《俞大维先生补述》，及王元《华罗庚》（修订本，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一书，第132-136页。《俞大维传》引贺自昭（即贺麟）《当代中国哲学》中语，谓俞氏“是我国治数理逻辑的第一人”。勘贺麟原书（重庆：胜利出版公司，民国34年11月初版，第31页；我用的是《民国丛书》中的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并无此话，仅在列举中国近代数理逻辑研究者时，将俞氏列在第一位。贺麟还说：“俞先生对此学天才特高，惜转变兴趣已有多年。”在《当代中国哲学》的修订本（即《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一书的同一个地方（第29页），这些关于俞氏的话全被删掉了。另外，关于俞氏和中国近代数理逻辑研究的关系，请参看Xu
Yi-bao（许义保）, “Bertrand Russell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Mathematical Logic in China”,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Logic,
Vol. 24, No. 3/ September 2003, pp.181-196.
47
这个抽印单行本是1925年出版的，比《算学年刊》中的本子，早出版了一年。按照论文末尾的交代，《算学年刊》收到俞大维提交的论文，是在1925年4月16日（原文是“Eingegangen
am 16. 4.1925.”），那么此文的作成，当在这个日期之前。
48
太虚法师在1928年底访问柏林时，曾“日与留德学生俞大维、赵懋华、周自新、钱子宁、李祖冰、邓名方等相晤谈”（印顺法师编著《太虚大师年谱》，第277页）。《太虚大师寰游记》（释满智，释墨禅编录，上海：大东书局，民国19年3月，第42页）记曰：“俞君于各国文学及哲学佛学皆深有根柢。赵懋华女士亦于柏林大学研究哲学。”赵懋华获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名《叔本华学派的伦理学》（参看贺麟《从叔本华到尼采——评赵懋华著〈叔本华学派的伦理学〉》一文，收进其《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04—418页）。
49
《俞大维传》，第26页。罗家伦（罗志希，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后任清华大学校长，对俞氏之邀请或许是出于他的意思）在德国修改他的《科学与玄学》一书时，曾经得到俞大维的帮助。在该书的“自序”（1924年10月12日写于柏林）第2页上，罗氏说：“在欧期间，与俞大维先生和傅孟真先生——著者两位最敬爱的朋友——对于这问题作多次的辩论，被他们唤醒著者好几处不曾注意的地方，是他很受益处而当感谢的。”这里说到的“好几处不曾注意的地方”，只有一处明确提到是俞大维贡献的。这一处就是俞大维曾经告诉罗氏，英国著名数学家、数理逻辑学家、《阿丽斯漫游奇境记》的作者Charles
Lutwidge Dodgson的化名Lewis
Carroll，是分别来自与Charles相应的拉丁名Carroll，以及与Lutwidge这个盎格鲁撒克逊名字相应的Lewis（《科学与玄学》，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6年1月初版，第224页，注1）。
50
此次留学的起因和经过，参见《俞大维传》，第29—38页。
51
说尔次是德国近代学问最精博的哲学家和数理逻辑学家。因其学问过于精博，故不为一般人所知。关于说尔次对数理逻辑的看法，参见他的《数理逻辑与科学论》一文（胡子华译，刊于《中德学志》民国30年9月第3卷第3期，第478—487页；胡子华即数理逻辑学家胡世华的别名，说尔次为胡氏博士论文指导教师）。另外，《逻辑小史》一书的英文译本（Concise
History of Logic, New York: The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61），就是出自本文材料主要来源之一的哲学家Kurt F. Leidecker。
52
鲁一士《黑格尔学述》，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
53
冯氏曾经留学美国和德国学习哲学和历史，在德时结识了陈寅恪和俞大维。
54
鲁一士《近代哲学的精神》，重庆：商务印书馆，民国34年。
55 《忠之哲学》，重庆：商务印书馆，民国32年。
56
《宗教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36年。
57 鲁一士曾给自己的学生（George Bruce
Halsted）翻译的彭加勒科学哲学文集（The Foundations of Science, The Science
Press, 1913）写序。
58
比如贺麟在《约西雅?鲁一士》这篇写得非常好的文章（收于《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第162—172页）中，竟然只字未提鲁一士研究数理逻辑的事。
59
逻倚斯《逻辑底原理》，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9年。
60 “The Principles of Logic”, in
Encyclop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s, Vol.1. Logic, ed. by
Arnold Ruge, London: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4, pp.67—135.
61
Royce's Logical Essays, Dubuque, Iowa: Wm. C. Brown Co.,
1951（罗宾逊在“编者序”里说，他有幸听了鲁一士生前所开最后一班“高等逻辑课”。另外，唐钺所译《逻辑底原理》，收于此书第310—378页）.
关于罗宾逊的生平学术，参看《美国现代哲学家词典》中David Justin
Hodge写的字条（第2065—2066页）。
62 并请参考William Norman Brown的文章“South
Asian Studies in the Unietd States”，收于Indian Council for Cultural
Relations编辑出版的Indian Studies Abroad，London：Asia Publishing
House，1964，pp.104—117.
63
梵文guru意为“师”，“亲教师”为梵文upadhyaya的意译，此处故意用“亲教师”来译“Dearest
Guru”，是取其形似。
64 J. Clendenning,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Josiah
Royce, pp.70,72,74,78,81-2,123,130,133 etc；Robert V. Hine, Josiah
Royce: From Grass Valley to Harvard, Norma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2, pp.95,98,113,115,135.
65
关于这个关系最简明得要的介绍，参看Morton White, Science and Sentiment in America.
Philosophical Thought from Jonathan Edwards to John Dewe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217-239, 340-345.
66 The World and
the Individual, The Gifford Lectures, 2 Volumes, 1900-1901.
67
Josiah Royce and Indian Thought, New York: Kailas Press,
1931，pp.10,13.鲁一士的弟子培里（Ralph Barton
Perry）评《世界与个体》一书时，说此书表现出作者在黑格尔、印度哲学和经院哲学上，学养极为深厚（Philosophy of the
Recent Past. An Outlin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Philosophy since
1860,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26, p.137）。
68 Henry
M. Sheffer, “Ineffable Philosophies”,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Psychology and Scientific Methods, Vol.6, No.5.(Mar. 4,1909),
pp.123-129.
69 The Philosophy of C. I. Lewis, p.528.
70
《吴宓日记》第2册，第197页。
71 关于泰戈尔历次访美的经过，参看Stephen N.
Hay的论文“Rabindranath Tagore in America”, American Quarterly, Vol.
14, No.3.(Autunm 1962), pp.439-463。
72
俞大维有没有坚持学下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1920年4月6日，美国东方学会在倚色佳举行会议，兰曼在会上作主席演讲（“India
and the West, with a Plea for Team-Work among Scholar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40.(1920),
pp.225-247）。在这篇讲辞中，他曾经提到近两年内（1918-1920）在哈佛随他学梵文的有两个中国青年学生，尤其其中的一位，前途不可限量（Scores
of students from India and the Far East are now listed in the
Harvard Catalogue. Within the last two years I have had upon my
rolls a recent Harvard graduate who has returned from Burma to
complete his preparation for a professorship for Judson College,
another American back from a long residence in China, two young
Chinese students , one of extraordinary promise, and Hindus to
whom it was an especial delight for me to explain the sacred
Upanishads. It would be an entirely legitimate use of the Harvard
Sheldon Fellowships 〈which are intended for non-resident
students〉to award them to men who propose to study in India, and I
am glad to make this fact known. “India and the West”,
p.235）。这两个学生，大概是指俞大维（1918年秋到哈佛）和陈寅恪（1919年月1月底2月初到哈佛，见《吴宓自编年谱》第188页），不包括汤用彤（1919年6月才转学哈佛，见《吴宓日记》第2册第31-32页）。那个“前途不可限量”的学生，大概是指陈寅恪说的。
73
D. Riepe, The Philosophy of India and its Impact on American
Thought, Chapter V “Indian Thought in the Golden Age of Philosophy
at Harvard”.
74 附于《哈佛东方丛书》第30卷巴利文《法句经疏》英译本第3册书尾。
75
亨利?克拉克?华伦《原始佛典选译》，顾法言汉译，台北：财团法人台北市慧炬出版社，1979年。
76瞿世英在《现代哲学》（上海：神州国光社，1927年，第165—167页）一书里间接回忆到伍兹：“上了怀悌黑（按即怀特海）教授的课了。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我居然能做他的学生，惧的是我真怕不懂！在‘科学之哲学的假设’一班中最初有好几十人，后来只存十四五人。此十四五人中有五六位是哈佛大学的哲学教授，有美国唯心派代表霍金教授，以哲学史名的吴兹教授（Woods,按即伍兹），新唯实派巨子培黎教授（按即注65所引培里），精于数理论理之沙佛博士（Sheffer,按即谢佛），新著《象征与真理》的伊顿博士（按即鲁一士弟子、数理逻辑学家Eaton）。……他非常之谦恭好学。无论谁发问题他都认为是真问题。有一天他讲到亚利士多德，他说‘在座有吴兹教授。或者我的解释是错的你们去问他，其实我真不配说话’。吴兹教授讲哲学史，他按时上课，竟不大缺课。”
77
陈朴译述《谦谟、康德明我论》，原刊《东方杂志》第17卷第2号（民国9年1月25日），后与杜亚泉译述的叔本华《处世哲学》（Aphorismen
zur
Lebensweisheit），收进《处世哲学》，《东方文库》第43种，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2年12月初版，13年9月再版，第49-62页。
78
陈朴在“弁言”里说：“悲夫，众生沉沦，流转生死，良由未达二空，横存我执；不绝其源，如何超悟；是以东西先觉之俦，咸以破我执为第一义。英有谦谟，德有康德，虽诣有浅深，词有显晦，比之无著、世亲诸尊，固不可同日而语，然类能显真摧妄，闲邪存诚，洵可谓分途异唱，殊致同归者矣。曩年与友人共译狄卡尔《悟言》一书，寻因事辍；今岁客吴，于行箧中，忽得友人柏登君所著《谦谟、康德明我》（“The
Self as Treated by Hume and Kant”）一论；柏登曾从哈佛教授罗夜师（Josiah
Royce）治哲学，是篇盖其参承之次所著者；披读欣喜，不能释手，辄复忘其鄙陋，遽施铅椠云尔。”
79
艾略特1911年上兰曼的梵文入门课（Indic Philology 1A and 1B），1912年上兰曼的巴利文课（Indic
Philology 4 and 5），从1912年到1913年之间上伍兹的哲学梵语课（Philosophical Sanskrit,
Indic Philology 9），1913年9月到1914年5月上鲁一士的哲学课（Philosophy 20C: A
Comparative Study of Various Types of Scientific
Method）。艾略特在哈佛读书时，曾对柏拉图《高尔吉亚篇》作过笔记，在笔记簿空白页上，还有他当时练习梵文天城体字母的笔迹（Jeffry
M. Perl and Andrew P. Tuck, "The Hidden Advantage of Tradition: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 S. Elliot's Indic Studies", from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35 No. 2, April 1985, pp.116-131；Peter Ackroyd,
T.S. Elliot: A Lif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4, Chapter 2
“The Pursuit of Learning
1906—1914”）。俞大维、陈寅恪和汤用彤随兰曼学梵文和巴利文，大概和艾略特学习时的课程进度是一样的。
80
参看谢幼伟《张荫麟先生言行录》一文，伦伟良编辑《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6年，第200页。
81
特别是 Arthur Hazard Dakin, Paul Elmer Mor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82 Biographical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65, p.148.
83 《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第40页。
84
沈有鼎在哈佛的同学、数理逻辑学家帕里（William T. Parry）对印度逻辑也很关注，参看D. Riepe, The
Philosophy of India and its Impact on American Thought, pp. xv,
240n, 298）。
85 D. Riepe, The Philosophy of India and its Impact
on American Thought,
pp.239-243；这里应该略提一下，就是沃伦和伍兹未校译完的《清净道论》，是在英高思手里完成的。
86
王浩在《从金岳霖先生想到的一些事》里说：“顺便想到，在哈佛大学念完逻辑的中国学生，只有赵元任先生，俞大维先生和我。赵俞两位很快就改了行，我也总觉得逻辑太狭窄了一些。”（《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增补本，第228-9页）
87
《俞大维传》，第23—25页。一门学问究竟最终有用无用，是很难讲的。比如笛卡儿的解析几何，在一般人眼里显得“很无用”。可是，对俞大维研究的弹道学（看上去就很“有用的”学问）来说，笛卡儿几何却是它的理论基础。罗家伦说：“笛卡儿研究抛物线，不过以为其间有种知识的真美。而现在兵工厂的炮师，就要算到发射品的远近，攻要塞与攻飞机，在水面发射与在陆地发射之区别及其影响。这何曾是笛卡儿所及料的呢？”（《科学与玄学》，第96页）
88
成中英回忆他在台大随殷海光先生读书时的经历时说：“在另一次课上，殷先生带来一本数理逻辑的书（据说是俞大维先生及毛子水先生转赠的），告诉大家，他看不懂。这倒不是殷先生的谦虚，而是他的真诚，我后来通过班上的杨汉之同学向殷先生借来一阅，觉得也并非完全看不懂，这大概与我当时念了不少数学有关（后来留美进修数量逻辑，发现此书原为数学家所写，而非逻辑学家所写，故定要有现代代数基础，才可以看懂）。”（成中英《世纪之交的抉择——论中西哲学的会通与融合》，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5月，第380-381页）
89
《谈陈寅恪》，“《传记文学》丛书”第45种，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年3月初版，第9页。
90
应该是他讲法称因明学的英文二卷集《佛家逻辑》（Buddhist Logic, 2 Vols., Leningrad,
1930-1932）。
91 Pre-Dinnaga Buddhist Texts on Logic from Chinese
Sources, Baroda: Oriental Institute,1929.
92 印度哲学家罗怙罗（Rev.
Rahula Sankrityayana）发现于西藏，1937年校订刊布（Journal of the Bihar and
Orissa Research Society, XXIII, Part iii,
Appendix)（有关《廻诤论》的书目学知识，请参见中村元Indian Buddhism: A Survey with
Bibliographical Notes, Japan: KUFS Publication, 1980,
pp.238-239）。
93吴宓在他的《日记》第2册“1919年12月29日”一条说：“午后，俞大维君来。谈宗教之流派，及其精义。谓权衡种种，欲图中国根本至计，则惟当复兴佛教，昌明佛学。其理甚长，不具录。俞君年少而绩学，深可佩也。”
94
参看罗光《思想家俞大维资政》一文，收于《俞大维先生纪念专辑》第33-34页。同文又收于罗光的《中国哲学思想史：民国篇》（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5月初版，第457—461页），题目作《思想家的俞大维部长》。
95
俞氏皈佛在1993年2月17日，皈依师为台湾南投县水里莲因寺的忏云法师（尼师）。参看王德中《“技术官僚”俞大维》，原刊《纵横》杂志1994年第3期，第51-54页。
96
俞大维去世（1993年7月8日）前，曾接见少林武术访问团。访问团团长、少林寺监院释永信法师回忆他们在1993年6月23日晨拜谒俞大维时的情景说：“俞老对佛学颇有研究，从小就念《六祖坛经》等佛教典籍，后来在美国哈佛大学读博士生时，曾研修过印度哲学史和梵文。”（《禅露集（一）》，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第107，141—144，148页）郑天杰在《大老风仪琐记》一文里，记德人局士德（Wolfgang
Kuster）研究禅宗有年，1976年5月23日于赴日途中经台参观禅寺，郑陪其前往拜谒俞大维，主客在席间就佛学有所讨论。郑在事后叹曰：“维公佛学藏书之富，研究之深，似尚鲜人知。”（《俞大维先生纪念专辑》第39页）李润丰在《凭栏不尽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纪念俞大维博士逝世八周年》一文（《传记文学》2001年9月号）里回忆俞大维去世前读佛书说：“八年前我因在七月七日到荣总住院动手术，爰于七月六日先到三军总医院探视俞公病情。看到他鼻子上插着管子，卧睡于病床，桌子上放着一本佛书和一副放大镜。病中不忘读书，怎奈不能再读了！”（这里的“荣总”，即台北的“荣民总医院”）并参看陈小从《图说义宁陈氏》，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2月，第186页。另外，台湾当年影印《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俞大维也是印经会的发起人之一（参看释果彻法师编《东初老人年谱》，刊于《中华佛学研究》1998年第2期，第1-48页，特别是“1955年秋季”一条）。
97
俞大维自述文《九十随语》，《俞大维先生纪念专辑》第10页。
（责任编辑：孟繁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