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忆蜕园师作者：俞汝捷
拙稿《花朝长忆蜕园师》（下文简称《花朝》）投给《艺坛》后，曾请若干友人过目，又曾在《新语丝》网上发表，随即被《二闲堂》、《潇湘槐市》等几家网页转载，这样便陆续收到一些反馈，有补充，有订正，也有稿约。种种赐教，使我受益匪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蜕老的长孙瞿泽方先生，是我的同龄人，过去并无交往，获睹拙稿后，随即在他所主编的聂家网页予以转载，稿末还附有《后记》，从孙子的角度对蜕老作了亲切的回忆。下面我想仍按《花朝》的叙事顺序，谈谈有关反馈，也对如烟往事作一次再回首。
作画“交心”
泽方先生首先谈及我对蜕老故居的回忆。《后记》写道：“先来说说祖父所住的武康路216弄3号。俞先生的文章说祖父是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从五原路搬到武康路去的。在我的记忆中，1958年的春天祖父已经住在了武康路，所以搬家时间应该是1957年甚至更早。”
又说，1958年暑假，已迁居武康路的蜕老曾带他去杭州上坟，而那年他刚刚升入高中，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我想他的回忆是对的。说起1958年，我也想起了一件事。那是反右结束后，在未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中开展过名为“向党交心”的活动，鼓励大家把心里话掏出来。虽然也有人因真的“交心”而自动提供了日后挨整的材料，但多数人都对“阳谋”心怀余悸，不敢再妄发议论。正是这一期间，我随父亲去武康路看过一次蜕老。那天他刚刚为“向党交心”作了一幅画，准备参加展览。画上是几竿修竹和一棵在寒风中挺立的白皮松。自题一首五绝：“竹是凌云枝，松堪岁寒保。一任飘风来，不作墙头草！”
父亲对画很称赏，而对诗的后两句则以为未必尽然，笑道：“怕的是‘一日飘风来，尽是墙头草’！”这可能是我第一次观赏蜕老的画，也可能是第一次去蜕老家。从“向党交心”的时代背景和所画题材来看，大概是在1958年冬天。至于《花朝·故居》中提到的《移寓》诗，当然也是搬家时写的，可能我当时还读不懂，也就没有在意，几年后有了新的领悟，才想到拿去给别的老师共赏。
居室之误
泽方先生又谈到蜕老的居室：“俞先生的文章中几次提到祖父的住房很小，并说‘那是一间以前阔人家堆放杂物或给佣人住的北房’。这个说法不够确实。这是一幢独立的花园洋房。房东太太带着女儿住在二楼及三楼，我曾到楼上房东家去玩过，房东太太广东口音，她的丈夫大概是解放前离开大陆的有钱人。祖父租的是整个底层，包括一间正房、一间佣人住的小间以及一个阳台间。由于祖父住底层，楼上的人进出花园不方便，所以花园就相当于是祖父独用的了。我记得，祖父的房租是50元，相当于一个大专毕业生转正后一个月的工资。月租50元的房子在当时不能算是非常小的，但是房间中放了一张带帐子的床，四周放满了书架，缺少了招待客人坐的地方，所以给人一种狭小的感觉。”
他的回忆也是对的。实际上蜕老《移寓》诗中说的
“真似住吴艭”，与拙稿中所说“面积甚小”的“北房”并非同一间房。蜕老在五原路的旧居我没有去过，想来一定十分宽敞，所以搬到武康路后，尽管所住正房并不小（看去约有20多平方米），却有了“屋小如舟”的感觉。对于这间房，我当然也有印象。我还记得靠墙有一张长沙发。在沙发上方的墙上，我欣赏过蜕老的梅花横幅。《花朝·著作》中提过的叶恭绰的两首采桑子横幅，当初也是订在这面墙上。沙发前面应该有个小茶几（或方凳），因为有年春节我去拜访，蜕老拿出一个老式的果盒来，似乎就是放在茶几上。果盒的形制很普通，让我奇怪的是，里面每一格放的都是清一色的芝麻糖，只是糖形各有不同而已。
然而拙稿所回忆的并不是这间带阳台的正房，郑逸梅所描述的多半也不是这间房，而是指的与正房有一门相通的北房。如同“文革”中许多人都被“扫地出门”一样，蜕老于1966年夏秋之交也从正房被赶到了北边的小房，在那里一直住到1968年被捕。《花朝·故居》中所说“除了一架单人床、一张旧书桌、一把破藤椅、一排竹书架和几口箱子之外，没有也放不下别的东西”，乃是对这间小房的回忆。而对于长期住亭子间的郑逸梅来说，倘若坐在正房的沙发上，是不会有狭小之感的；只有来到这阴暗壅塞的小房，才会发出“兑之晚境坎坷，所居窄隘不堪”的慨叹。
小房留给我的记忆远比正房深刻。这是因为，以前去正房，纯粹是向蜕老请教学问。而“文革”中去小房，每次都要谈到形势和小道消息，谈到自身和熟人的遭遇，有一种患难与共的感情。即使谈学问，由于是在那样的政治空气中，也有一种读禁书般冒险的感觉。可能正是由于这层原因，使我撰写《花朝·故居》时，完全忽略了正房，甚至有种错觉，以为那是屋主外出，临时借给蜕老住的，以至于行文时误将上世纪五十年代写的《移寓》诗也同小房联系起来。
瞿鸿禨的父亲
《花朝·家世》中曾谈到瞿鸿禨的祖父、蜕老的曾祖瞿岱，同时表示，“关于瞿鸿禨的父亲，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什么故事，连名字都不清楚。”这是因为，瞿岱是个画家，蜕老谈论绘事，有时会忆及曾祖。譬如谈到他的老师尹和伯年近80尚能作工笔草虫，他便会举出曾祖所绘草虫纨扇加以比较，认为两者用笔如出一辙，盖“老辈相传固自有法”。而对其祖父则没有话题涉及。
浏览了聂家网页后，我才知道蜕老的祖父名瞿元霖，系咸丰元年辛亥科举人，曾任刑部主事。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他留在京城，夜晚常因忧愤时局而失眠，于是索性爬起来通宵达旦地读书，由此而触发肝炎，竟至失明，只得弃官归田，从此一心一意培养小儿子瞿鴻禨。而瞿鴻禨在父亲的督促之下，刻苦攻读，17岁就考中秀才，21岁中举人，22岁又中进士，进了翰林院。光绪元年（1875年）大考，瞿鴻禨考列一等第二名。
可以补充的是，据我所知，大考之后，瞿鴻禨即擢侍讲学士，召对养心殿。这是他第一次与垂帘的西太后晤对。也是这一次，他让西太后想起了刚刚去世的同治皇帝。事后他曾作五古一首，其中“慈怀痛先帝，悲感声泪迸”二句，便是写的慈禧当时的情绪反应。
《花朝·家世》中曾从陈寅恪的一句“论交三世今余几”推想到“蜕老的祖父与陈宝箴是有交情的”。现已略知瞿元霖的经历，至于他和陈宝箴之间有怎样的交往，则尚待有兴趣者作进一步探讨。
“玉胎羹”
2003年，杭州市将清末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陈夔龙之墓列为新十五景之一后，瞿氏后人曾致函有关方面，告知瞿鸿禨的墓也在杭州，于是该墓也被保护起来，准备加以修缮。为什么原籍湖南的瞿鸿禨与原籍贵州的陈夔龙都会下葬杭州呢？原因很简单，辛亥革命后一批前清遗老都寓居上海，很自然地把最终的归宿选在了离沪不远而景色秀丽的西子湖畔，瞿、陈只是官阶最高的二位而已。其他人如我的祖父俞寿璋也将墓址选在龙井附近的里鸡笼山上。我平生品过的味道最好的龙井茶就是在坟亲家饮的新茶。
当时这批老人联为诗社，时有唱和。他们的诗既生动地反映了沪上遗老的生活与心态，同时也抒发了彼此之间的友情。
给我印象颇深的一件事是，有次蜕老在我家小酌；母亲端上一碗双冬（冬菇冬笋）菜心。蜕老赞美之余，说起当年陈夔龙在家设宴，其中一道菜是用晚香玉和竹荪烧成羹，色香味俱佳；在座的陈三立当即为此菜取名“玉胎羹”，并约同席者赋诗。蜕老说毕，父亲说他也记得有此事，可能是在陈夔龙的《花近楼诗存》中读到过相关诗作。可惜我家旧藏的陈夔龙、陈三立等遗老的线装诗集都在“文革”中被抄没，现在手头只有一部蜕老赠我的《瞿文慎公诗选遗墨》。这次为写文章，翻检之下，果然读到一首题为《玉胎羹》的七古。诗前小序云：“庸庵席中以晚香玉和竹荪为羹，味香色俱胜。散原名以‘玉胎’，约同人赋诗。”（陈夔龙号“庸庵”，陈三立号“散原”。）这是一首文采斐然的咏物诗，下面聊引几句——
……岂如此羹色香在，得伴竹君真不俗。坡仙玉穇压齑脍，对此应夸风味足。和之西京芍药酱，下以洛阳桃花粥。宜与三闾供夕餐，秋英长配骚人菊。
此事引发的联想是，当年这批遗老自印的诗文集大都散落亡佚，怕已很难系统搜集。倘有人着意进行此项收藏，那么对于文史研究肯定是有价值的。
国图书目
《花朝·著作》中列出了上海图书馆所藏蜕老著作的目录。令我意外而又感动的是，拙稿被作为“散文小品”由《夜读知堂》网页转载后，有位杨语先生特地前往北京的国家图书馆查阅了蜕老著作的目录，并按瞿蜕园、瞿兑之、瞿宣颖的顺序作为“回复”在网上发布出来。拜读之下，发现国图的藏书确比上图丰富，至少有如下15种为上图所阙藏：
《楚辞今读》（瞿蜕园）；
《骈文概论（外一种）》（瞿兑之）；
《铢庵文存》（瞿兑之）；
《杶庐所闻录
故都闻见录》（瞿兑之）；
《应用良方》（瞿兑之）；
《汪辉祖传述》（瞿兑之）；
《杶庐所闻录.
甲集》（瞿兑之）；
《中国骈文概论》（瞿兑之）；
《明岐阳王世家文物纪略》（瞿兑之）；
《释巫》（瞿兑之）；
《中和月刊.
第六卷
[海外中文图书]》（瞿宣颖）；
《补书堂文录》（瞿宣颖）；
《北京建置谈荟》（瞿宣颖）；
《隅屋》（瞿宣颖）；
《南华经解》（瞿宣颖）。
而上图所藏《北京掌故》、《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一卷·附录一卷》（瞿宣颖辑）、《忆凤楼哀悼录》所附《徐君妻钱夫人墓碣》、《先文慎公奏稿》（瞿宣颖钞本）、《先公庚辛家书》（瞿宣颖钞本）等书则为国图所无。此外，《花朝·著作》中提到的《志例丛话》和《古今名诗选》则无论上图和国图皆所阙藏。
关于《志例丛话》，湖北省文史馆年逾9旬的谈瀛先生告诉我，他年轻时从王葆心治方志学，曾读过王氏与蜕老探讨方志问题的来往信件；又说他读过《志例丛话》，是先在报刊上连载而后出书的，他至今还留有印象。
《古今名诗选》共4册，原来我有完整的一套，进复旦后一直放在学生宿舍的书架上，后来被不知哪位现代孔乙己顺手牵走了第2册（唐诗部分），现在只剩3册了。
《补书堂诗录》
2004年，广东教育出版社主办的《收藏·拍卖》杂志问世，创刊号上重点推出的是胡文辉先生撰写的《新发现陈寅恪遗物印象记》。所列遗物除陈氏手稿、论著刊本、印章及杂件外，还有一幅画，乃是半个世纪前蜕老寄赠陈氏的《藤花》。画上题有七古一首：
清阴成幄珠成缀，霁旭初回好天气。宿鸟来冲紫玉烟，蜜蜂如醉湘醽味。飘飘南北逢此花，正忆点笔石阑斜。故人遗画破壁去，眼中犹对龙蟠拿。裴旻舞剑张旭草，写花亦自写怀抱。青霞修夜纵堪哀，莫羡人间春色好。
跋语写道：
辛卯春暮，久雨新晴，见藤花盛放，因忆师曾大兄夙工写此，悬拟一二，赋数韵纪之，以寄寅恪六兄。兑之作于上海。
从诗和跋可以看出蜕老与陈氏兄弟的深厚友情及其对陈师曾的推崇。据说此画曾长期悬挂于陈寅恪居室，目前则归收藏家陈俊明所有。
《收藏·拍卖》的执行副主编宋浩先生与我原无交往，但他从友人刘斯翰先生处获睹了拙稿《花朝》，随即由广州飞来武汉，向我约写一篇关于蜕老的文章；于是我在拜读胡文后为该刊写了一篇《读稿忆旧——听蜕老谈书画》。宋先生还告诉我，南方已有人着意收藏蜕老的墨迹，他本人就藏有一封蜕老早年写给陈垣的信。
胡文写得很不错，只是所述瞿陈家世有误，盖将瞿鸿禨当成了蜕老的祖父，并说其与陈宝箴有交谊。其实瞿鸿禨与陈三立是同辈人，辛亥革命后交往尤密。瞿诗中有“从君洗耳老渔竿”、“寒灯悄读散原诗”一类句子，都是酬答陈的。瞿去世后，陈为《瞿文慎公诗选遗墨》作序，则谦虚地称：“公诗典赡高华，由子瞻上窥杜陵而不掩其度。即愤时伤乱，形诸篇什，神理有余，蕴藉而锋芒内敛。非如三立之犷野激急，同于伧父也。”
胡先生也获睹了《花朝》，又从宋浩先生处获知我的邮箱，随即发来一封网函，告诉我，他在广州中山图书馆查到了蜕老在香港印行的线装诗集《补书堂诗录》，并在《乙录》卷二查到了上述题画诗，题为《对藤花忆师曾、直支均工写此》。他的热心令我感动。《花朝·诗词》中曾谈过1964年前后，蜕老手抄历年所作部分古近体诗，装订成四册之事；而据胡先生说，《诗录》所收诗到70岁为止。由此看来，我当年读过的手稿与香港出版的《诗录》内容应该是相同的。蜕老的诗作未曾亡佚，对于旧体诗坛来说，也算一件幸事。
又，上述诗题中所称“直支”，指的是民国初年活跃在北京的花鸟画家凌直支，也是蜕老的朋友。
错失机会？
《花朝·书画》所述蜕老与齐白石的友谊让泽方先生想起了他的表伯聂光墉对他讲过的一件事。那是抗战后期，蜕老从北京给聂氏寄来一个包裹卷，里面是五六幅齐白石的画。附信说，白石老人近来生活窘迫，如能替他把这些画在上海卖掉，可以贴补他的家用。这些画开价都很低，但是抗战期间大家都很困难，谁也没有闲钱买画，聂氏不得不又把画寄了回去。聂光墉笑道，这些画毫无疑问是真迹，如果当时有钱买下来，放到现在可以发大财了。但泽方先生不以为然。盖事实上不但蜕老与齐白石互有赠画，而且泽方先生的父母于抗战期间结婚时，齐白石还画了一幅《鸳鸯戏水图》作为贺礼。这幅画平时卷起来放在壁橱里，五、六十年代他还见过，放在一起的还有几幅慈禧太后的赐字与赐画。但经过“文革”，这些字画已荡然无存。即使当年廉价购下白石老人的画，又岂能逃得过那场浩劫？
所以，战争和动乱是收藏界的灾星。每经一次劫难，文物、艺术品都要蒙受巨大的损失，只有少数特权人物如康生之流和一些投机者可以从中获益。
泽方先生除在《后记》中复述了这件往事外，还通过网邮向我谈到近年与他失之交臂的一副楹联。大约五年前，他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一家古玩店中看到一副叶恭绰写给蜕老的楹联，店方开价4000元，他嫌贵，没有购买。现在该店已经拆迁。如果说，当年聂氏错过齐白石的画未必可惜的话，那么这次我倒真的为泽方先生感到遗憾。首先，叶恭绰的书法一直在升值，有了蜕老的上款，其文化含量就更高，何况古玩店的东西是可以还价的。不过现在说这一切都晚了。
叶恭绰与我的祖父、父亲也有交往。1939年，父亲虚岁40时，曾请叶氏题过一幅泥金扇面；题的是曹植的《野田黄雀行》。另一面则请《花朝》中谈过的前清举人陈毅（字尧甫）题了一首陆游的七律：“人生四十叹头颅，久已心知负壮图……”1966年抄家时，父亲曾指望抄家者将此陈毅附会为彼陈毅而手下留情，谁知对方连看都不看就同许多别的折扇一并掠走了，现已下落不明。
多门外语
《花朝·通人》中曾谈到蜕老青少年时期兴趣广泛，“进译学馆后，主修英文，而又旁及法、德、俄、意乃至希腊、拉丁等文字。”这段话勾起了泽方先生的回忆。他在《后记》中写道：
“那些年我只知道数理化的重要，对文史不感兴趣，所以对祖父的学问就缺乏感性认识，倒是对祖父外文的水平有很深的印象。刚进大学那年，我借了一本英文小说，试着把它翻译出来。有一些字句，多数是很短的句子，我翻遍了字典也猜不出它们的确切意思，问遍了我所认识的在大学里教英文的老师也问不出所以然。我很久以前就听父亲说过，祖父的英文很好，以前有一位信基督教的资本家，嫌《圣经》翻译得不好，出钱请祖父重新翻译了一遍。我最后也把这些字句请教祖父，虽然祖父也不一定能把每一句讲解到‘信、达、雅’的标准，但至少比这些在大学里教英文的老师要强多了。五十年代后期，学生从高中才开始学外语，我就读的市西中学教的是英语，当时俄语还是挺流行的，母亲又要我跟一位私人教师学了几个月的俄语。学的时间短，并没有入门，不过我不懂的地方向祖父讨教，他都能回答，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祖父的俄文字母写得极漂亮。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可以选修第二门外语，我选修了德语，没想到祖父德语也懂，能够为我讲解语法。我没有问过祖父一共懂几门外语，看了俞先生的文章，才知道祖父懂的外语还远不止这三门。祖父平时只接触‘古文’，并不接触‘外文’，我一直奇怪祖父花了多少时间来学这些外语，又如何能做到几十年不接触也没有‘忘干净’。”
泽方先生的疑问，我也有过。我以为，除了天资聪颖，少年时期就进译学馆是个重要的原因。此外，在蜕老后来的治学生涯中，也并非不接触外文。他总是说，治中国史，要与世界史相对照，才有全局在胸之势。而他对世界史的把握，完全靠读原著。我想他熟悉多门外语，与早年大量阅读原著的功夫是分不开的。
照片与寿宴
《花朝·交游》中曾谈到1963年蜕老赴北京时与朱启钤、章士钊的合影。恰好《艺坛》主编蒋锡武先生与朱启老的孙子朱文相先生相熟，便写信去问是否还存有这张照片？对方回信说，蜕老赴京，常住朱家；他们称他“瞿四外公”。在京时，不仅朱、章、瞿得以欢叙，叶恭绰也每每前来参与闲谈。又说，他曾见过上述照片，但“文革”抄家后已不知去向。
我父亲和蜕老等二三友人也有过一张合影，好像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在上海桂林公园所摄，一直压在父亲书桌的玻璃板下。抄家时连这张红木书桌一并搬走，照片当然也无踪影了。
我曾问泽方先生是否存有他祖父的照片？他回信说，手边只有一张合影，是其表姑张心澹提供的，系崇德老人曾纪芬1934年抵北平时所摄。左起第三人为蜕老，两侧是夫人聂其璞和穿浅色西服的儿子瞿强立（泽方先生的父亲）。这张合影也曾在“扫四旧”中被抄走，以致每个人的脸上都被打了叉，留下了特殊时代的印记。
《花朝·交游》中又曾谈到蜕老70寿辰时的宴会。对此泽方先生也有补充：“俞先生的文章中提到1963年祖父70岁生日的寿宴，当时还未走出困难时期，在饭店里吃的每一顿饭印象都是很深刻的。这次寿宴是在南京西路陕西路口的珠江酒家，出席的人有我们全家、父亲的远房堂兄瞿仲捷全家，此外就是祖父在学术界的朋友，在我的印象中大约有三桌。祖父的朋友中我只认识女画家周炼霞，以前在祖父家中见过，祖父为我们作过介绍。”
关于周炼霞，《花朝·诗词》中曾谈及她和蜕老合著《学诗浅说》一事。据她自己告诉我，该书主要是蜕老写的。不过周氏的诗词颇富才气，在上海画院首屈一指。所撰《清平乐》中“但得两心相印，无灯无月何妨”之句，曾在圈内传诵一时。她又擅画人物。我曾在画展中看过她画的《漱玉图》。而蜕老写过一本戏曲故事《长生殿》，也是周氏配的插图。据说“文革”中她被打瞎一只眼睛，于是新刻一枚闲章，用的是屈原的诗句：“目眇眇兮愁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