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和往事
追求美好理想的愿望从未放弃，自由精神与老屋长存！
聂崇良
江苏路２号地铁出口处曾经是我童年，青少年居住过的老屋所在地，眼下竖立着豪华的高楼，据说每平方值万金，但这跟我毫不相关，只是每每路过此地，消失的老屋总给我留下太多的回忆和伤感。它是江苏路３０３弄（四德村）４５号，座落在弄堂口的第一幢小花园住宅。据说这里原来是英美租界地，地段处于愚园路和静安寺之间，解放前称：意定盘路，朝北毗邻中西女子中学，街对面是会募堂（基督教堂），照上海说法好歹属于上只角。但弄堂两侧有苏北人经营的理发店和杂货店加上无证经营的小贩小商，到５０年代初这条马路已经败落成下只角的模样，好在我的老屋是住宅，况且居住的人都还算体面，上小学时我走出弄堂口，看守弄堂人的家属还叫我四少爷。
老屋是三层楼房，前庭有小花园，种植冬青树，石榴树，夹竹桃。小花园有２米多高的围墙和铁栅栏与外界隔开。打开铁门走上３级石阶梯，正屋是客堂，靠左相连两间侧房，朝南房面对小花园，北屋则紧挨着后天井。客堂很大，在我祖母健在时，常是会客和请客吃饭的地方，客人多时，侧屋也充当饭厅。通过客厅就是后间的大厨房和厨师，奶妈，佣人住宿的边屋。２楼有３间大房和一个阳台，一个卫生间，正面朝南两间宽敞的套房住着二叔叔，二叔家有四个孩子，三男一女，他们都是很有教养和艺术才学的后生，尤其是绘画。在童年时他们就和大哥一起自已绘制编辑连环画相互观看交流，每月一期直到他们迁居北京还用邮寄后续。后间为我祖母居室，再往北则是亭子间。亭子间分两间，一间是姨祖母栖身之处；另一间是贮藏室。从亭子间往下有一侧很陡的小楼梯直达大厨房，缠着小脚的姨祖母就常从这个小楼梯走下来。她是一个瘦弱的老妇人，爱叨唠，非常勤快，常帮助厨房干些杂活。
３楼的主人是三叔叔，有一大一小两房加一个卫生间。大房间呈长方形，朝阳窗台处是前屋顶的坡面，侧面小间与卫生间相连，房子的结构较差，粗糙的墙壁贴着有花纹的糊墙纸。
我１２岁那年和兄弟三人随着父亲来到江苏路上祖母的老屋，我们四兄弟安身在大客堂里，３张床铺并排放置在靠边门面的一侧，我与三哥同寐一床。父亲则单身往在亭子间。刚来这年老屋仍旧是大家庭，光景不错，小花园花草茂盛，庭院光洁，汽车房还备有两辆私家车。记得一辆是中型号样式的吉普车，一辆是美国产深兰色小轿车。当时祖母尚在，然长期病榻，不能行动。她老人家生在民国初年，丈夫（我的祖父）是湖南武字营统领相当于省防守备司令官，他好习武，性情刚烈，据说正当壮年却不幸丧命于马蹄下。而后，祖母终生未嫁，抗战时移居上海，用金条抵押租下这幢老屋。祖母姓陈，有着良好的教养，性情内敛宽厚，为人处事公正，生前是这幢老屋受小辈极为尊敬的长者。有一件事我从父辈那里听来，祖母虽说是一个小脚女性，她却在一次上门的劫匪前表现出临危不惊的气度，令在场人钦佩不已。事情发生在解放前的一年，当时老屋设宴请客，上海各同业和商业方面的客人会聚在老屋的大客厅里吃饭，住宅大门外停泊的汽车一直延伸到弄堂口，场面十分热闹。这时从大厨房的后门走进３个穿着西装的男人直径走上２楼祖母的房子，他们二话不说掏出手枪对着祖母要索取钱财，祖母身旁的人顿时傻了眼，不知所措。祖母正坐在沙发上和孙儿说笑，她脸不改色地对劫匪说让小孩子出去，不要吓着他们，又说今天我做酒席，请别惊动客人。然后，她关照身边的人去取来贮藏室的钥匙打开亭子间里间的贮藏室，３个劫匪没料到眼前这个弱不禁风的妇人如此镇定，收起了手枪，但他们还是留下一个人持手枪看着祖母，其余两个去干事。干完后，３个劫匪又从后门走出，没有惊动一个客人。事后，祖母并不报警，她说这件事有内线一定与看弄堂的人有关，消财弥灾，大家就不要声张了。
两年后，祖母去世，享年７０，在当时可为高寿了。
祖母去世后，老屋仿佛失去了顶梁柱，气数日下，解放后汽车没有了，佣人也由原来５人减为３人，幸好厨房的大师傅还在，我们仍可吃到可口的湖南饭菜。听说厨房的大师傅是跟祖母从湖南来的，烧得一手准湖南棘子鸡丁，青椒回锅肉，粉蒸肉，炒黑鱼片。我们直呼他大师傅从不知他的姓名，他高大的个子，两臂过膝，大脸，大耳，高额头，虽说一布衣遮民，却枉有帝王相。他除了厨艺，还喜欢拉人下棋，但棋艺平平，爱悔子；特爱讲三国，空城计，失街亭，斩马谡，背得头头是道，就是那口浓重的湖南话不好听懂。１９５４年他死于中风，那天，我一大早去上学，我正想着要吃大师傅香喷喷的泡饭，走到楼梯口，只见大师傅直挺挺地躺在边房的水泥地上，嘴边吐着白沫，魂归西天了。
吴妈比大师傅在老屋的地位要高，她是绍兴人，矮胖身子，细白肤色，口齿伶俐，平素梳妆整洁，每天清早用木匠的刨花泡水梳理头发。祖母生前，吴妈与大师傅同住厨房旁的边房，她专负责祖母的生活起居，兼顾管理佣人们的日常事务，有点象大管家。吴妈是一个很有能耐的人，对祖母的话言听计从，事无巨细按排有序，非常得宠于祖母。她虽胸无点墨却颇有心计，平时侍人接物，观言察色从不糊涂。一般佣人的留去她说话很起作用，故佣人做事不敢马虎，其中只有一个人与吴妈能平起平坐，那就是大师傅。祖母去世后，吴妈搬到亭子间易主三叔叔。
１９５４年上海商业界实行公私合营，聂家产业成为私方，父亲和叔叔都代表资方，虽说可拿定息，尚能过中等人家的日子，但老屋往日的旺盛不再，家境也每况日下。同年，２楼的二叔叔家搬迁北京，３楼的三叔叔移居２楼，３楼暂闲着堆放杂物。
我们兄弟四人住的大客厅侧边的两间套房也搬进了新房客，朝阳房的房客是共产党干部家属；后间则住着一个称“金小姐”的职员房客。为此，我们的床铺前装置了一道布屏幕，共产党干部的女人每天一大早就从我们四条汉子的床脚前出入，从此拖鞋声不绝于耳，我们称她“玉世母”。“玉”是从我们脑中意象出的形象文字，很难以词达意，我们把它当作调侃他人长相的一种密码暗语；而她的男人我们则称：“共玉”。在我们年少的心灵里，有的只是天真的想像，还没有尝到“阶级斗争”的滋味。
不管今后的岁月是什么样，我们是上个世纪５０年代新生的一代，我们同年代的伙伴玩的是那个时代的游戏，如自发组织板球队，篮球队，官兵捉强盗，老鹰抓小鸡等。其中玩板球是最酷的，规则就象足球一样，但每个人手持一根从篱笆上取来的竹片条，利用这根一米多长的竹片条运行一只小木球进攻对方球门。我的两个大哥总是充当先锋与对方百般纠缠，我和三哥则把守后卫。守门员是我们称“老杀”的邻居，他虽长得瘦高个但扑起球来不要命，故得“老杀”之名。每当我们下午放学回来玩板球竞赛，那个激烈冲撞，喝彩呼喊的场面实在是不亚于如今的“NBA”。此时，我家老屋的叔叔也会站在阳台上为之助威，许多路过弄堂口的人停下脚步驻足观看。不过最让恼火的就是被我祖母暗示“内线”的弄堂看守“强华”，他无法阻止我们的运动，只好暗地向派出所告恶状，说我们破坏篱笆墙。为此，我们背地里称他为奸细，做什么事都要留心他几分。
篮球队是我大哥二哥和比我年长伙伴的运动，（我和三哥坐冷板凳或者当啦啦队）篮球场在我们隔壁弄堂到底的拐弯处，主力队员是我二哥和６１号住宅里称：“三角”的伙伴，通常他们俩打前锋，配合默契，还有一个后补队员叫：“大眼”他住在相隔我们两条弄堂的一条较小的叫：“良友别墅”的弄堂里。“大眼”名符其实，两只暴眼非常醒目地突出在脸上，他性情粗暴，说话粗野，不受人欢喜，但他打球象拼命三郎，十分卖力气，虽然老是得球独占，个人英雄主义十足，然而篮球队还是容纳了他。篮球队原先由我大哥起名为：“地狱猫”，这个名字有双重意思：一则是经常出没我家老屋的一只神秘的大黑猫，它每逢后半夜就会不断地用身子撞我们客厅的门，嘴里发出非常可怕的低吟声，一旦撞开门，它就立马钻进客厅地板破裂的一个地洞里捕捉老鼠。后来我们就给它起了：“地狱猫”的名字。再则“地狱猫”名字来源于二次大战中美国海军航母上的一个机种。
经过球队讨论后认为“地狱猫”这个名字不吉利，后由“三角”提名为：“野蜂队”队标由我大哥绘制成一只黄蜂提着一盏灯，然后把它印染在球衣上，还编了队歌。从此，“野蜂队”这个品牌名扬江苏路，“三角”是野蜂队的队长。“三角”是弄堂底５９号的老三，老四叫“宝宝”。“三角”中等个头，长得很敦实，棕褐肤色，有一张很深动的脸，脸部呈三角形，故称：“三角”。“宝宝”也是篮球队的成员，他腰长腿短走起路来拖着鞋皮，样子很滑稽，但球艺差劲，他上篮动作难着，被大家称：“倒马桶”。“大眼”最后还是因为打架被开除出野蜂队。那天野蜂队球员在我家客厅里开会，由队长“三角”主持，“大眼”竭力为自已辩解，但无济于事。我哥哥和“三角”认为品行不好的人是不配在球队打球的，“宝宝”是有名的和稀泥，他不同意开除“大眼”，然而，“三角”是非常严肃认真讲原则的人，他用手拍桌子要大家举手表决，最后以６票通过，一票弃权（宝宝）由“三角”宣布开除“大眼”“野蜂”队队员的资格。那时他们还不满１８岁。除了玩球我们兄弟几人最爱去处就是晚饭后赶露天说书场子，说书人叫“小得灵”以说书为名出售梨膏糖，每天天刚黑他就在江苏路东诸安浜的路口搭台开张，这时听说书的人早已围绕成一个很大的圈子，我们人小很容易就钻到了说书台前。“小得灵”是一个瘦弱的小个子中年男人，留着小分头，尖鼻子，薄薄的嘴唇，身穿灰色的长袍。他站在苍白的汽油灯下，一只手拿小木板不时敲打着台上的那只小木箱，另一只手则拿着一块脏兮兮的毛巾不时地揩着鼻尖上流下的清鼻涕。小木箱上放着一柄茶壶和包装好的梨膏糖，每逢故事讲到关键时刻，“小得灵”就把手中的木板重重地往木箱上一拍，接下来就要出售梨膏糖。这种药是止咳嗽的，他打开纸包取出一块块黑色、粉红色，浅黄色的药膏，此刻，“小得灵”开始发挥他的推销术，有些大人为了继续听精彩的故事，掏钱买上几块，生意有好有差，要看场子上人气如何，卖得好时“小得灵”亢奋有余接下来把故事讲得绘声绘色；倘若卖得不好，他就会故意冷场，但他还是把故事讲完。我有时想，“小得灵”是我中国古代历史知识的启蒙老师，而我们则是老着脸皮的免费听客，全然不知人生的艰辛。
还有一个说书先生就是隔壁４７号的王家老二，他是常州人，家里排行第二。老二是一个肤色白皙、瘦弱个子、戴眼镜很斯文的青年，他精通中国古代历史知识，尤其是明朝朱元璋的故事如：常遇春马跳城楼，胡大海手托千斤闸，朱元璋杀功臣、教子等。夏天每到晚饭后，我们就搬出凳子围坐在他的周围，老二不愧是讲故事的高手，他讲起来不快不慢，吐字清晰，非常熟练地掌握故事情节的节奏，让我们听得出神入化，如入其境。十年后，我在新疆农场地里讲述朱元璋杀害功臣的故事，被打成反革命，罪状是暗射毛泽东。但老二无疑是我从此爱上中国历史的第二个启蒙人。
１９５４年，大哥从上海华东师范附中毕业，没有考取高中，参加了工作，在上海电车公司当售票员，他是我们家第一个加入工人阶级队伍的人。每天天不亮他床位上那只老牌德国夜光闹钟就响起来，大哥带着装有一刀一刀小电车票的售票盒，身背帆布工作袋匆忙走出客厅大门，然后只听到庭院前的大铁门咣的一响，他就消失在黑暗中。没多久，大哥又调动工作，被交运公司分配到浦东川沙当小火车售票员。接着二哥考取北京清华大学，他是我们家第一个走进高等学府的大学生。第２年，大哥通过自学考试录取西安公路学院。这样大客厅里的兄弟４人就剩下我和三哥俩人，也不知什么原故隔壁的“共玉”搬迁到弄堂口我们家原来的汽车间，因此我和三哥就住进朝阳那间套房，与“金小姐”居室一墙之隔。少年时大家混在一起无忧无虑的日子就此结束，时代正在悄悄发生暴风骤雨前的变化。我们已上中学，开始养成阅读小说的习惯，尤其欢喜看地理历史和自然科学的书籍画报，对周围世界似乎产生一种蒙胧的看法。一天，父亲递给三哥一本书，书名是：“海狼”美国作家杰克伦敦著，我们很快看完这本书。书中描述了魔鬼号船长“海狼”传奇冒险的一生；后来，我们又阅读了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野性的呼唤”“马背上的水手”中短篇小说，其中的主人公都是与险恶的大自然作不屈不挠生死斗争的硬汉；从此，在我们稚嫩的心灵里播下了敢于探险，崇尚自由精神的种子，特别是对男性硬汉的崇拜。我们很早就用半抽象、半意象化的语言把男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沈威”，即真正男子汉应该是粗犷，勇敢，威严的模样；另一类则是：“白乙玉”，这是用来揶揄小白脸娘娘腔的男人的专用词。前面提到“玉”这个字，倘若用在女性上则是美的意思；一旦用在男性上就很别扭了。同样“沈威”两字是不能用在女性形象上的。我们一致把父亲规范为：“沈威”一类。
我们的父亲是一个身材魁梧健美，形象威武的男性，我们童年在湖南老家时，父亲好骑马，游泳，射击，自学设计风车和跳水台，父亲在我们大屋的后院子里时常练习射击，那是一柄马头牌白朗宁手枪，非常漂亮，平时他常欢喜把它折开擦拭，还在纸上精细地描绘它的结构。父亲是个性情豪爽的人，时常帮助那些被土匪抢劫过的贫苦农民，还特意送给隔壁老乡“同老爷”一枝手枪。有一次，湖南种福垸发大水，一个农民的小孩跌入洪水中，眼着小孩就要被大水冲走，这时父亲纵身一跃奋不顾身跳进洪水把小孩救起。我还记得父亲在种福垸大屋过生日时的情景，连着３天３夜白天乡亲们在大屋前吃喝，晚上搭台唱戏，县上还派全付武装的地方部队来压阵以防土匪。父亲就读于沪光大学，后留学日本武官学校。解放前夕有一阵子在联合国驻上海难民救济署任职，他性格正直，为人大方善良，对穷人富有同情性，深得国联信任。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有几件事是令我难忘的：有一次，父亲骑自行车去上班，突然间一辆“道奇”大公共汽车从他背后猛地撞上来，父亲几乎在同时纵身一跃飞出已被车辆前轮压偏后轮的自行车，他奇迹般毫发无损，而自行车则粉身碎骨，可见父亲身手之不凡。另有一回，父亲穿着一双大皮靴上班，回来后无轮怎样使劲也脱不下来，结果唤来“一伢子”，（一个我们从老家湖南带来的年轻男佣）硬是叫他用剪刀把皮靴分解开来，一双崭新的牛皮靴就这样报销了。父亲性格之烈可见一斑。但父亲又是一个非常内向、柔寸心肠的大男人，他从不训斥孩子，从不施行所谓“棍棒之下出孝子”的那套封建礼教，他民主，开明，常从国联署带回来许多美国“生活杂志”和卡通画报如：“唐老鸭”，“美国西部豪侠唐文斯洛”，“劳莱与哈台”，等，使我们接受自由思想和个性发展。他休闲时常吹口哨，非常好听，有：“舒伯特小夜曲”，“包格尼尼的小步舞曲”和“马赛曲”以及夏威夷名曲：“月光”。他有时还会下楼与我们板手劲，露出他十分发达的肱二头肌让我和三哥一起扒着他的手腕与他交锋。但父亲身处的那个时代非常险恶，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无疑已经走向未路，一切都成昨日黄花，父亲口哨中的“小夜曲”和“月光”那丝丝忧伤的曲调仿佛是失乐园的最后挽歌，预兆着一波接着一波扫荡一切文明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而他胸无城府，脾气刚直，不善理财的秉性也是造成家庭破裂的原因。父亲虽然到后来尤其是文革后成了沉默寡言、忧伤的老人，老屋里阵阵叹息，让人心碎；但他在我们的心目中永远是那个时代“沈威”的像征，无人能出其右。父亲于１９９７年８月去世，享年８８岁。遗体损献，葬于佘山脚下的“福寿园”。
１９５６年夏未，一天，父亲把我和三哥叫到客厅，脸色凝重地告诉我们：“铭铭（二哥的小名）在大学打成右派”说完他要我们不要外扬，然后走上楼梯，陈旧的梯子在他沉重的脚步下发出呻吟，从此再也没有听到父亲吹口哨。我们茫然，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右派。二哥从小就是我们家读书的尖子，平时穿着讲究，说话文明，喜爱体育精通数学字写得很工整，读书从来不要父母操心。他中学就读上海南阳模范，后来住读在七宝，高中就读上海时代中学。住读七宝时二哥每星期回家一次，他吹的口哨特别好听，尤其是：“贝多芬F大调浪漫曲”，和马斯内的“沉思”。他还唱许多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歌曲，在我年少的心灵里留下很深的影晌。一天下午，天气很热，我和同学在小花园里玩石锁，只听到父亲在和三哥说铭铭中榜北京清华大学，我们还小，不知道清华是中国顶级名牌大学，二哥考取清华就等于是中了举人。他将暑假结束赴北京报到，住在二叔叔家（北京９号保安胡同）。
我仍在上中学，三哥已参加工作，（上海发利翻砂厂）在厂里他干的是最下等到翻砂活，每天下班回来，带来厂车间发的汽水，一个人坐在房间里边喝汽水边吃从诸安浜小食摊上买来的“炒素菜”。看到三哥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我非常羡慕，有时我也喝些汽水，感到很高兴。几乎是同年，我们又得到大哥在西安公路学院被定为“反革命”的消息，父亲承受了非常大的政治压力，他开始沉默，很少和我们说话，我们的前途完全听命于我们无知的幻想。
尽管俩个哥哥遭遇政治上的不幸，然这种“不幸”到底意味着什么，有多严重后果，我们并不清楚。但社会整个大的环境似乎并没有大的变化，我和三哥仍然沉湎于西方文学小说和电影的幻境里，我们从江苏路图书馆借来法国儒勒.凡尔那的三部曲：“神秘岛”，“格兰特船长的女儿”，“海底两万里”。这三本书对我们年轻的生命带来太大的影响，我们想往海洋，崇尚西方世界，热爱探索大自然，连做梦都遇见神秘岛上的海盗。我们越来越不满足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我根本就不想再上学，三哥也苦于翻砂厂的重活，他明智地选择了继续上学的道路，自学考上了上海师范附中，终于脱离了翻砂厂。我得上完毫无希望的中学，我的中学（中南中学）就在我老屋对面的弄堂里，解放前是一幢有钱人的别墅，由一人多高的篱笆隔开，我有时逃学睡在床上就能听到老师点名的声音，它大概是上海教学升学率最低的中学之一。但中南中学却给我留下最难忘的回忆，它是母亲亲自陪我来报到的，许多老师坐在铺着鹅卵石路的校门弄堂口，我母亲拿出我的小学成绩报告单，一个胖胖的女老师看了我的成绩单皱了眉头，我当时小学除了语文历史的成绩尚可，然而算术却一塌胡涂，但胖老师还是收下了我的入学申请书，算是勉强入学中南中学。
暑假结束，我走进中学大门，对眼前的境况吃了一惊，学校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教室的走廊，过道，楼梯以至于伙房，操场简直成了大字报的世界。我们的历史老师首当其冲成了右派，然后是地理老师，数学，语文，美术，音乐老师，还有卫生室的校医那个瘦弱的小老太婆也不能幸免，除了高个子的体育老师。我这时才知道什么叫右派，原来他们都是我比较欢喜的有肚才，有爱心，有气质，性情直爽的老师，尤其那位历史老师，他是一个瘦高个的老人，常年穿一件风衣，提着（有花纹的斯迪克）手杖，头戴灰色的法兰西帽，走起路来很有风度。我们最欢喜上他的历史课，他一进教室首先脱下法兰西帽子，把手杖放在墙角里，他并不脱下风衣，只是解开上身的钮扣露出紫红色的领带。然后他翻开课本，清清嗓子，就开始讲历史故事，这些故事在课本里是没有的，有法国大革命中三巨头叱咤风云的事迹，有中国历代王朝深动的人物生平，有英雄人物悲壮的爱情故事，每当下课铃响起，我意犹未尽。我觉得这位瘦削的历史老师是我第三个历史知识的启蒙者。（第一个是街市说书的“小得灵”第二个是王家老二）自此，我一生爱上了中外历史。
我也欢喜音乐老师，她很年轻，并不漂亮，但音乐知识很丰富。她自弹钢琴，还拉提琴，有很好的音乐素养，她为我们讲述莫扎特、肖帮的音乐故事，演奏莫扎特的“亲爱的五月”，她是我第二个音乐启蒙者。（第一个是我父亲和二哥的口哨）从此，我也爱上了音乐。
我并不欢喜数学老师，因为她老是要我死记硬背那些枯燥的数字公式，我有时会逃避她的课程，她为此还向我父亲告过状，现在我回想她的告状真是为了我好，但我父亲并不责怪我，他知道我喜欢美术。
我的美术老师也是我的语文老师，他非常重视我这方面的特长，常把我作的画拿出来表扬一番，还翻阅过我写的笔记，说我的文字不错。他教我语文课本的第一首诗是元朝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这首诗在我今后的一生中时常留下淡淡的一丝伤感。有一次，美术老师让我画一幅宣传画，我拿起画笔沾上墨和色随心所欲地画了出来，这时没料到在学校的楼梯口我被数学老师喊住，她神秘兮兮地凝视着我，然后翘大指姆说道：“画得好！你能成一个画家。”原来数学老师也是一个艺术爱好者，她的鼓励让我特别高兴，４０年后，没想到我真的应验了她的话：成了上海的画家，一生与美术结成不解之缘。
我万万没想到这些老师都成了右派，听说右派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运动中向共产党提意见的人，那么我的哥哥对共产党提了什么意见呢？他为什么要提？我仍然感到迷惑。我听说北京的二哥仅仅说了一句话，第二天早晨他住宿的门上就贴满了大字报，指责他攻击社会主义，二哥的大学生涯就此断送。后来又听说我中学的那个历史老师成了历史反革命，从学校中消失了，我此刻好为远在西安的哥哥担忧。从此我再听不到深动的历史故事，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专讲阶级斗争革命传统的干部教师，音乐教室悠扬的钢琴声也随之消失，我们要学唱：“右派份子夹着尾巴逃跑了”。音乐老师，美术老师成了校工人员，数学老师虽说没有削职，但她却低着头走路，心事重重。
１９５６年，受到政治阴影笼罩的老屋仍有许多高兴事，我们的青少年伙伴：冯彬给我们带来了音乐（外国民歌）和普西金的诗以及程及的水彩画；曾经被野蜂篮球队开除的“大眼”教练我们打拳击和练健美。冯彬是我的同学，他住在愚园路608弄，父亲是永安公司底楼专售美术材料用品的经理。冯彬，广东人，中等个子，一双敏锐狡黠的小眼睛，天生的好嗓子。他的头发很讲究，常年修饰得光亮有致，我们当时称：“缧丝头”；他是我们之中唯一穿白帆布裤子和船鞋打扮入时的学生，走在街上他不放过店面的玻璃厨窗，总是在镜子里欣赏自已的“噱头水”。他性格开脱，萧洒，颇有艺术家的气派，每当走进我们老屋的客厅就大声朗读普西金的诗：“致大海”，“一朵无名知的小花”，然后就用男中音唱：“我的太阳”和“圣塔露琪亚”，他也是我们中最早谈女朋友的性早熟者。
“大眼”中学后进了体校，学习体操和拳击，他在我们眼里属于“社皮”式的人物，为人粗鲁，好自我吹嘘，总要当老大。但他有优点，肯把自已学到的东西毫不保留地教会我们。应该说，“大眼”是我热爱体育最早的启蒙老师，后来我中学没有毕业就急于要考体校附中，虽没有录取，但无疑是受“大眼”的影响。
除了冯彬和大眼，还有些青年伙伴如：“矮子”，“毛毛头”，“吴绍余”等同学，其中“矮子”是我们弄堂街对面牙齿店老天主教徒的儿子，他身材矮小，却天生一付恶棍的脸，平时惯常用拳头说话，是江苏路上打架有名的小混混，他穿着一套黑色的西装，颇有些西西里黑老大的架势。１９６０年，在国内治政形势极其严峻时期，“矮子”千里走单骑一个人过五关斩六将硬是把他已经失去双脚天主教徒的父亲从甘肃劳改农场接回上海。他们都是老屋的常客，几乎天天要来报到，老屋客厅和后来的亭子间似乎有一种无形的气氛，不管谁的拳头有多硬，不管谁要摆老资格，也无论你贫或富，凡是进了这里一律平等。所以我们的友谊经过坎坷漫长岁月的洗礼一直保持到今天。
１９５７年秋，我中学勉强毕业，我开始想到自已的前程，一天，我和三哥在饭桌上摊开一张全国地图，我们同时把眼光聚集在靠近东南沿海的福建省。认为那里有海，有热带森林，有野兽，与神秘岛上描述的景象很相似，到了那里大概可以实现我们盼望已久的探险愿望。我当即拍板一锤定音去福建，三哥也表示赞同，我的命运（当时１７岁）就这样在充满幻境中草率地决定了。这一荒诞决定的实现到江苏路派出所迁出户口只化了几分钟功夫和一枚三分钱的邮票，却让我付出了大半生苦难的代价。不过在去福建之前还得在上海培训半年，我继大哥和三哥后是老屋里最后一个加入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人。
我开始穿着工作衣上班，在上海东北方向僻远的一个大厂里工作，我干的是抡大锤的冷作工。那时我并没有感觉到这工作有什么不好，仗着自已年轻身体好一身强壮的肌肉以及满脑子的不现实的想法，觉得打铁工蛮有点象我们所崇拜的男人硬汉的样子。世界在我脑海中仍然十分美好。
１９５７年冬，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拉开序幕，老屋开始被支解。一天清晨我做夜班回来正在睡觉，只听到前院子有电流波的声响，我惊奇地看到有工人在电割小花园围墙上的铁栅栏，然后再切割铁门面拿去大炼钢铁，不一会，老屋就象打掉了门牙的残疾老人面对工人的大锤无言对答，几天后，它孤独的两个水泥墩中间换上了用铁丝固定的木板门，样子实在是丑陋。
一个月后，我们的乐园客厅成了居民食堂，附近上班的工人和店员都在客厅里吃大锅饭，大厨房炊烟弥漫，后天井堆放着许多白菜和土豆还有臭黄鱼。我和三哥被告知要搬出朝阳的套房，住到亭子间；父亲则搬到３楼（父亲已经再婚重新组合了家庭）。我与三哥的亭子间生涯从此开始。没多久，楼下的客厅又成了民办小学，原来佣人的住房则作了老师办公室。老师都是附近弄堂的工人家庭子女，他她们板着脸走出走进，好象是这里的主人一样，我们走下楼梯都要轻手轻脚的，生怕惹恼了无产阶级老师。
老屋已经被支解得惨不忍睹，但它的精神不会死，我和三哥把客厅的民主乐观传统精神移植到小小的亭子间。亭子间在上海是很有点说法的，它头顶是晒台脚下是天井，冬天象冷藏室，夏季则酷热如火炉。一般是穷文人墨客和寒酸的艺术家栖身的地方，我和三哥住的是亭子间的里间，原来的贮藏室；外间则由吴妈居住。吴妈是贫苦农民出生，记得有一次文革造反派要她造她东家的反，揭发主人家对她的剥削，吴妈手拿着锅铲子指着造反派说，东家养活我有饭吃，你们能吗？！革命派拿她没戏。我们住在里间，来往的朋友都得经过吴妈的房间，她很能相人，说冯彬是：“猢狲精”，“矮子”是“小赤老”，“大眼”是坏分子，只有吴绍余她认为不错。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阶级感情吧，吴绍余出身工人家庭。
吴绍余是我上初一时的同班同学，他是一个性情温和的青年，我们的相识是为了共同的体育爱好，说起来，我对体育强身的意识来源于一次小时候的记忆：有一次外面弄堂（万航渡路地段）的一帮年轻人为了球场的纠葛来到我们弄堂寻衅打架，他们都是贫民窟的孩子，身体粗壮，气势汹汹。我们的人包括我的兄弟都出身小康家庭，看上去体质都较单薄，虽然我们在自家的地盘，但如果一发生斗欧，我们要吃大亏。他们的人，有的守在弄堂口，部分人在我们面前示威似地不断走来走去，我们则缩在弄堂中间拐弯处不敢作声。后来虽然得到和解，但这件事对我心灵震动很大，我下决心要强身保护自已不受欺负。
吴绍余的家在曹家渡地区，那地区的居民大都家境贫寒但有习武功的风尚，有一次吴绍余拿来我家一只重甸甸的石锁，我们俩从此在小花园里摔起石锁来。我们每天一早还练长跑，冬天洗冷水澡，夏季到乡下河浜游泳，晚上参加法华路少年体校拳击训练班。吴绍余几乎成了我青少年时形影不离的伙伴，我们的友谊可以说是平淡中见真情，前前后后保持了将近半个世纪，即是我们在文革受到政治迫害最严重的时候，他也从没回避过，相反，他的家时常成为我们会聚的地方。
１９５８年初春，共和国正走向疯狂的边缘，一场人为的“自然灾难”即将来临，“阶级斗争”这柄无时无刻不悬在头顶上的剑威胁着每一个人，尤其是资产阶级家庭成员。我们的老屋可以说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父亲除了每天上班，其余时候就缩在３楼，很少与我们见面；２楼的三叔叔更是不见他的身影。小花园的台阶前残叶飘零，冬青树成了七扭八歪的残枝败叶，石榴树早已奄奄一息，唯有夹竹桃尚存一线生机，每逢春天它仍绽放出雪白的花朵。生命是顽强的，人们追求美好事物的愿望是不会熄灭的。在大跃进的全民狂热声中，２楼叔叔家朝北的小窗子仍经常传出：“兰色多瑙河”悠扬的钢琴声，弹奏钢琴的是我的堂妹，她就读于中西女子中学，是家里的掌上明珠。三叔叔他们有两个孩子：女孩叫慧它，男孩叫小老虎。三叔叔是一个处世谨慎不善言谈的人，他平时出入都是西装革履一付绅士派头。他们的母亲出身苏州一个殷实人家，家属有海外关系。孩子平时在家称母亲为“妈咪”，我们则叫：婶婶。婶婶是一个有教养的女性，高挑的身材，佼好的脸容，性情温文。她在１８初级中学教英语，业余时爱好游泳。婶婶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尤其是她的女儿慧它，她让慧它学芭蕾舞，学钢琴，学英语，一心想培养女儿成为上等人。但慧它则传承了聂家不安份天性的基因，她聪明而好动，对我们的亭子间充满好奇心，每当晚饭后，她就悄悄溜进亭子间，听我们海阔天空的侃大山，我们谈论西方世界，评论现实时政，无所顾忌地讪讽那些我们认为“玉”的人，甚或中央领导人。慧它有时也会加入我们的大合唱，这在当时是十分危险的，但我们太年轻，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无疑，慧它的行为是受到婶婶严格限止的，她不希望自已一手培育大的女儿和我们几个穷堂兄弟太多的接触，然而，我们亭子间的诱惑力是年轻人无法抵制的，打个比方：就如现在的电脑游戏房，被吸引的人很难自拔。慧它不仅成为坐上常客，而且有时听得出神就象“灰姑娘”一样竟然忘记了时间概念，通常会让婶婶在过道上叫唤她回去。这不得不引起她家的不安，终于，在文革之初年全家搬迁到素有“小资产阶级安乐窝”的愚谷村。
亭子间还有两个人物值得一提：一个是我们称“倍倍”的表兄弟，他是九姑妈的儿子，长一付马脸，高个子，非常有才气，尤其是音乐才能。但他天生是个不安份的人，做事无所顾忌。他带来一台手摇唱机，给我们欣赏孟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莫扎特的：“G大调第１７钢琴协奏曲”。我们听得入了迷，不知世上还有如此美妙的乐曲，第一次品尝了高雅音乐的魅力。有一次，他嫌我们丢钥匙麻烦，（一般我们从亭子间丢下钥匙让朋友自已开门进屋）直接从楼下沿着水管爬进亭子间。然后把一只杀死的大猫摔在桌上，血淋淋的死猫极其可怖，让大家吓得不轻。不过晚上大家还是大啖了一顿猫煮南瓜大餐。另一个是高干子弟刘建东，他的父亲是将军，住在余庆路一幢花园小洋房里。刘建东长得肥头大耳，一身蛮力，但却有一幅好嗓子，他在我们面前欢喜唱“卡门”里的斗牛士之歌。有一次，他手提一只死猫闯进亭子间，大声说道：“这只波斯猫是市长大人陈丕显的”。此人在文革中成了打砸抢红人，为资产阶级的克星，人们视他如“瘟神”，但在我们亭子间他就没有一点“造反派”傲气了。他为我们表演斗牛士，与三哥，大眼，矮子一起玩“所哈”，赌输了乖乖开溜，第二天抢了钱继续玩。
１９６２年，元旦，我从福建逃亡回上海，（“走出青州”一文）我终于第一次为自已在政治上的无知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自由思想是不计教训的，当我再次回到老屋，小小亭子间不愧是传导先进思想的地方，墙上挂着的是大哥画的自画像和三哥写生的中山公园风景油画，桌上放的是巴尔扎克的“幻灭”，狄更斯的“艰难时世”，雨果的“九三年”，罗曼罗兰的“约翰 克里斯托夫”。手摇留声机７８转唱片上划出的是“莫扎特第２１钢琴协奏曲”，“孟德尔松的“春之声”；尽管来的都是平头百姓，谈论的却是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人类冒险探索精神的传奇事迹。亭子间的气氛很快愈合了我心灵的创伤，并从创伤中恢复了年轻人的元气。１９６２年，全国发生大饥荒，国内外政治形势非常严峻，柯庆施这个阶级斗争先锋人物任上海市长，人们的言论受到严格的限止；居委会，街道成立冶保组，严密注视着各地区居民的言论。尽管国人对政治禁如寒蝉，但亭子间的自由论谈不仅没有收敛，似乎变得更有活力。最让人意料不到的是大哥奇迹般从西安调回上海，为亭子间增添了一员大将。
大哥（富子）是一个一生充满神奇、磨难、命运大起大伏悲剧色彩的人物，他还在小学时就因“反动传单”事件受到政治嫌疑，中学又参预学潮大闹上海教育局被公安局传询；西安公路学院就学时终于难逃政治运动的陷阱，被定为帽子拿在群众手里的“反革命”份子。大哥作为在校学生发配延安窑场监督劳动，但他在改造期间并没有放弃对艺术的追求，画了大量的西北风景的写生，其中有一幅戴着草帽坐在窑洞旁的自画像非常生动。这就是聂家人的精神面貌写照：我们作为平常人可以暂时屈辱于暴政，可以忍饥耐寒，但对人类美好理想的追求却一刻也不能放弃。这次调回上海是当时正巧中央有一个外地大学生返回原籍的文件，大哥按政策调回上海。大哥是一个性格正直，口无遮栏，做事欠加思考，大大咧咧的人；他精力充沛，头脑里时刻充满着异思奇想，颇有艺术天赋。还在学生时代就热衷于画连环图画，创作了当时我们称为品牌的：“小黑猴”，“血彭时”等连环画人物形像。大哥的强健体魄和丰富的想象力无疑得益于家乡湖南洞庭湖畔得天独厚的水土，湖南自古就是人才辈出的地方，也是政治强人的天下。我们的故土称“种福垸”，方圆有万倾良田，可谓水草丰盛，鱼米之乡。我们住的大屋前有一条大河，河中盛产：甲鱼，黑鱼，鲑鱼，每逢夏季，甲鱼晚上会爬到河的堤岸上，过夜路的农民不经意就会踩在甲鱼的背上。我母亲说饭桌上每餐都有甲鱼，那时的甲鱼生长在河底水草深处完全没有被污染过的大河里，是靠水中浮游生物长大的，它的肉质细嫩，鲜美，煮出的汤清纯，冷却后粘稠带胶质特别滋阴补肾。吃了这种甲鱼正如红高梁中唱的：“喝了我的酒，滋阴壮阳，嘴不臭，喝了我的酒，敢把皇帝拉下马”。
亭子间当时有３员主将：大哥，三哥，隔壁４７号的“老杀”。又名“狗骨头”，因为他膝盖上有一根突出的骨头。“老杀”是４７号王家的老大，原籍常州，“老杀”这个外号来自于他的特别头形，他瘦高个子，深度近视眼，健谈，尤其对时事谈锋锐利。谈论的话题除了日常生活见闻外，有时直指上层决策人物和政治官僚体制，激动时说话声音很大，亭子间窗子下过路人听得非常清楚。危机正在潜伏之中，但我们全然不知，这种危险主要来自对面弄堂“良友别墅”看守金麻子，他是这个地区的冶保组长，一个非常阴险的小人，他的顶头上司就是江苏路派出所的户籍警“邱同志”。
邱同志，是共和国上个世纪６０年代专制制度的典型产物，他有张肺痨病人的瘦削脸，大盖帽下露出一对阴鸷锐利的眼睛，说话轻声软气，但很严厉，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动物。每当我们说到邱同志内心会有一种说不上的畏惧感，他象阴影一样时常笼罩着我们的心头，只要国内阶级斗争存在一天，只要粮票，户口限止国民自由一天，我们的命运就命悬一线邱同志的手中。其实，亭子间早就已成为政治嗅觉灵敏邱同志的猎取之物，我们的一举一动几乎都难逃金麻子那双鹰犬般的眼睛，他每晚在亭子间的窗下偷听我们的讲话，然后，再向邱同志回报，我们的“罪状”积压在江苏路派出所暗绿色的档案箱内，只等秋后算账了。
危巢之下岂存完卵，共和国最高决策者对资产阶级，知识份子连同他们的子女算总账的时辰终于来临。亭子间的生机由于三哥的居住一直维持到文革初期。三哥是亭子间成员中接受西方自由世界思想最深的一个，他一生都没有为此动摇过。他很早就开始阅读杰克.伦敦，欧.亨利，海明威，雨果的小说；尤其是雨果的“悲惨世界”，和“九三年”，书中的的主人公：“冉.阿让”，“朗德.拉克”是三哥非常崇尚的对象。他经常向人讲述杰克.伦敦小说里的：“一千打鸡蛋”和欧.亨利的：“最后的一片树叶”以及南极探险家阿蒙松的故事，他认为人的意志能战胜一切困难。即是在文革最艰难的日子，他在圣诞节的晚上一个人坐在冰冷的亭子间为世界杯足球，阿波罗登月，尼克松就职演讲面对西方独自饮酒祝贺，坚信民主自由一定会战胜封建专制主义。８０年代后期，三哥毅然辞去科技馆的工作自费远赴欧洲，他亲眼目击东西方铁幕的“柏林墙”的倒台，在比利时度过了七年艰辛的波希米亚式的艺术生涯，周游了法国，荷兰，德国等国，创作了具有东方哲理的水墨画，受到欧洲人的青睐。９０年代，三哥以有贡献华人艺术家的身份赴美定居纽约，继续从事艺术工作。他身子矮小，貌不惊人，口才平平，但凭着湖南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毅力和从小对自由的信仰硬是百折不挠打造了自已在纽约特有的生存天地，让洋人刮目相看。我看了三哥的脸相，我们一至认为他的脸部形状和五官最像老祖宗曾国藩。（曾国藩的小女曾纪芬１８７５年许配给聂家）。
１９６３年，我去了新疆，１９６８年回上海探亲，大哥已经结婚，住在老屋２楼原来祖母的住房，这年有了孩子。老屋发生了一些变化，２叔叔搬迁，２楼空闲着，底楼大客厅原来的民办小学也也不在了，好象成了堆栈。三哥仍栖身在亭子间，外间的吴妈回了老家。文革正进入无政府状态，造反派可以随意闯入资产阶级家中强行抄家，我父亲虽说躲在３楼小心翼翼维持着刚成立的家庭，但也难逃厄运，被红卫兵抄了家，好在我父亲一生不存钱财，更谈不上有什么“变天账”之类东西，几个年轻人闹不出什么名堂，最后把我父亲手上的一只金手表夺走了事。但聂家在上海的产业（杨树浦恒丰纱厂）被定为“敌产”，所有制全部归国家，改为国营第三丝织厂。聂家原来公私合营的所谓资方人员所有待遇全部取消，一律下车间劳动，文革时被定为反动资本家，我父亲他们每天上班时先得站立在大车间中接受工人的批斗，然后勒令打扫厂房，淘洗阴沟。
三哥此时是２楼亭子间最后一个留守者，亭子间的寿辰一直维持到１９６９年初我大哥的牢狱之灾。我大哥被捕时他的孩子刚出生不久，很快大哥被审判定罪为：“现行反革命”判决７年徒刑。没过多久，三哥在学校被揪斗，也定为“反革命”但没有判刑，由学校监督劳动。过几天，学校造反派勒令三哥搬出亭子间，让给革命群众居住，三哥无路可走，只好搬到父亲的３楼靠卫生间和厨房的过道间栖身。文革中我在新疆被发配劳役，三哥是我唯一能倾吐内心苦衷的人，我们互相通信数十封用文字表达对生活的信心。文革后期，我第一次探亲回上海，三哥蹬黄鱼车把我从北站接回阔别１０年的老屋，一路上我老惦记着老屋，江苏路变得那样的狭窄，灰暗的变电站仍在发出嗡嗡的响声。过了电站就是过去的“中西玩具店”，玩具店的伙计全是陌生的年轻人。到了弄堂口，我看到那些看我们长大的邻居都站在家门口，他（她）们都变老了，他们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我这个远方来客，站在弄堂拐弯处议论着，似乎这些年我失踪了。不一会，一个中老年女人走过来说：这不是四四吗。她就是曾经住在大客厅隔壁称我四少爷的“玉世母”，是呵，现在是革命年代，不能称少爷了。她老了许多，头发灰白，面容无光；站在她后面的是曾经被我祖母称为内线的弄堂看守“强华”，他已成了干瘦如柴的老人，他的老伴立刻凑了过来，似乎要与我拉家长，她是出名的欢喜对我们问长问短的妇人。我寒喧一番，同时眼睛却不仃地盯着老屋的红砖墙，墙下搭建了许多简陋的棚户人家，弄堂小拐处一个外露的单人小便池竟然仍旧不变，３０多年了，除了人口陡然增加，什么都没有改变。我与三哥说：这就是国家实行关闭政策和文革中“阶级斗争”年年搞，月月搞，天天搞的讽刺写照。
这些年来老屋的命运和我们一样承受了文革带来的巨大伤痛和磨难，老屋的３楼成了文革中最后的幸存者，它象大海中的孤岛经历了共和国历届的政治风暴，然在风雨飘摇中它终于盼来了“专制”时代的结束。呵！老屋子，我做梦都见到你，梦见被地狱猫撞开的客厅大门，如今它又换了新的陌生的房客。我得从后门进入老屋，原来的大厨房成了停放自行车和杂物的地方，墙上布满蜘蛛网般的电火表线路，墙壁斑剥不堪，象一个污垢愁容的老人。天井成了冲洗粪便臭气熏天的场所，前庭小花园更是不堪入目，花园的草木早已是一片荒芜，昔日宾客盈门的石阶和通道被人封锁了，住着一家脸色晦暗的房客；通向大厨房走道边的厕所上了锁，污水从门逢里淌出，整个大客厅和套房简直成了贫民窟。２楼和亭子间连同晒台也住满房客，他们是文革中的困难户，被上面指定来支解已经不堪重负的老屋。幸好３楼尚存一丝独立气息，昔日亭子间自由论坛的精神再次移植到３楼一偶，在这不足７平方的空间乃是我们的诺亚方舟，就在这天晚上我们吃了三哥昨天一个通夜在乡下用气枪猎杀的麻雀肉。饭后，我们这些文革的幸存者又一次会聚在一起，谈论时政，诅咒专制，盼望着即将来到的黎明。临睡前，三哥拿给我一本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我彻夜未眠，被书中主人公的精神所感动折服，海明威说：“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我想，是什么精神打不败的，是自由的精神。江苏路的老屋几经沧桑，几乎失去了一切，但只有一样东西没有失去，那就是自由的精神，也是我们一生无悔所追求的。
９０年代，大动迁来临，巨大的挖掘机在无情地摧毁老屋，它黑洞洞的窗户忧伤地望着我，腾起的烟尘宛如往事般飘渺。我此刻并不惋惜，因为它注定要死。我唯一感叹的是：老屋在上世纪最黑暗的岁月中给予我们庇护，同时它也是我们从小接受自由思想的见证者。
老杀又名狗骨头：隔壁邻居，亭子间侃大山常客，他有名的：“一层油”成为我们饥饿时代梦想吃荤菜的代名词。文革初期在一次游水中溺死于黄浦江。
矮子：亭子间的老赌客，文革“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捕，判刑８年（反革命罪），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如今一改过去恶棍的形象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我们调侃他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大眼：亭子间的老赌客，每天晚上把第二天早晨的小菜钱拿来赌，赌博的规律是：“拿到好牌，装出一付愁容；一旦拿到坏牌，反而显得很自在的模样。”他自认为这种骗术可以迷惑对方，但早就被三哥和矮子识破，故每次皆输，临走前常哀叹：“明天小菜钱没有了。”
蓓蓓：１９６４年支边新疆，他的母亲（九姑妈）在文革中惨死于红卫兵屠杀之下，平反后，８０年代中期定居澳大利亚。
刘建东：文革中参加当时以打砸抢闻名上海的“驱虎豹”红卫兵组织，干了不少坏事，文革后期作为坏分子被捕，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
冯彬：１９６４年支边新疆，８０年代调到南通环本农场，９０年代回上海在一家外资厂工作。
吴绍余：１９６４年参军，服役后在上海隧道公司工作，是我们亭子间成员中唯一的共产党员，退休后在一家外资企业当厂长。
２００６年 ６月夏至初稿
２００６年 １０月中秋再稿
聂崇良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