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里”杂记
孩提时的记忆最酷
聂崇良
座落在愚园路上临街的１３１７号大屋，是我们刚从湖南“种福垸”故土迁来上海的住宅（我们后来叫“老屋里”）。它是一幢略带欧式风格方形结构的钢筋水泥４层楼房，楼前是石砌的楼梯，共１３级梯阶，走上梯阶有个临街带石扶栏的小平台，我们就住在楼梯上的２楼。街对面是风景这边独好的几幢英国维多利亚建筑风格的花园洋房，铁栅栏里面有漂亮的花坛和绿树成荫的草坪，解放后成了长宁区人民政府衙门。
老屋朝西方向靠近中山公园，那时叫：兆丰公园；过了公园再往西走就是西火车站，苏州河，西站铁路桥。我们居住的２楼有３大间房，正屋是宽敞的客厅，橡木地板，靠洋台一边有两片长形落地玻璃窗门，装置着黄铜把手和黑色桃木窗框，窗面挂有乳白色轻盈的窗纱，非常雅致，窗外配置着浅绿色的白叶门面。
客厅靠西侧是供佣人居住的厢房，中间隔着一扇黑色厚重的橡木活动门。临街面北是父母的居室，正墙装饰有精致的壁炉，朝东占墙壁一大半是宽大的玻璃窗子，光线充足；它与客厅和外间走道之间各有一扇小门相通。走道西侧是不大的厨房和洗澡间。
刚从湖南乡下来到大上海，我们兄弟几人全是“土包子”，剃光头，穿袍子，脚上是露出脚趾的老布鞋，还说一口湖南土话。没过几天祖母派车接我们到江苏路聂宅作客，我们的上海亲戚小辈都是有钱的小少爷，留小分头，着洋装，穿皮鞋，嘴中说着我们听不懂的上海方言。他们从内心有点瞧不起我们，但因为是穷亲戚，同根生，年龄也相近，还是和我们在一起玩。那天，父亲把我们几个带到２楼祖母的房间，祖母是一个慈祥的老人，她见到我们这几个寒酸的孙子，从床上站起来用手抚摸着我们的头笑着说湖南话：“咯个是几伢子呵”，父亲回答道：“咯个是富子，它它，三伢子，四伢子，六毛头，妹子”当时七毛头还抱在母亲怀里，祖母身边有一个瘦小的老太太我们叫姨艾姐，她说道：“咯里还有一个七毛头喽”我们都高兴地笑起来。祖母很欢喜我们，要父亲给我们穿些好衣服。往后，我们每个星期都来祖母家玩，我们都穿上短袖子衬衫和西装短裤，脚蹬小皮鞋，那些小少爷再不敢小看我们了。没多久，我们湖南人天不怕地不怕的野性子让他们更是刮目相看。有一次，我们坐汽车到静安寺“勇泉坊”一个很有钱的亲戚家作客，在洋房前有个很大的花园，我们几个兄弟特别能翻墙爬树，打架摔交也不含糊，我们除了能说流利的上海话，还会用自已发明的暗语说话，这些都是我们在湖南老家与河对岸村子里野伢子对阵开战学来的，很快大哥和二哥就成了小少爷们中的“大脑壳”。晚餐后我们在客厅里看一部二战片：“伞兵血战莱因河”从此，二战情结与我们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们家的楼上邻居（３楼）原籍是四川，有六口人，我们称长辈为：“王先生”和“王太太”；在下有：“老大，丽娜，老三，老四”。老三和老四年龄与我大哥二哥相仿，他们经常在一起玩，或去看美国好莱坞电影，看了电影回来后还各自为自已起了电影中主人公的名字如：“贾里古巴”，“宾克拉斯贝”，“爱尔夫林”等都是上世纪４０年代好莱坞大明星，他们称对方时就用暗号唱：“Sun shine the morning……”之歌。我和三哥还小尚没有资格起名，非常羡慕，称他们为：“大脑壳”（湖南话是老大的意思）。住在王家隔壁有一家姓凌的老姑娘，她是一个让人可怕的肺痨病妇人，平时这家人老是关着大门，偶而打开，屋里阴森森的好象鬼屋。每天早晨干瘦如柴的老姑娘趿着鞋皮，两手端着一只大痰盂，凛凛微微地从楼梯上走下来到楼底厕所间里，我们一看到她走过来，立刻闭紧嘴，屏住气，生怕肺病传染；然后我们会恶作剧地用双手握紧拳头跟在她身后装假捶她的头，而老姑娘则全然不知。等她一走进厕所间，我们就大大的吐出一口气。
楼底下有好几户人家，其中有一户我们称：“同老爷”的老人住在我们洋台底下，还有一个穿旗袍高跟鞋神秘兮兮的女人经常出没其间，同老爷与她同居，称这个女人为：“耿小姐”，他们深居简出，行动诡秘，也不知这俩个人是什么关系。后来听说耿小姐是日本间谍，没多久就失踪了。１９５２年肃反时，同老爷不知去向，听说也被抓起先来。楼下还有一户叫：“张师爷”的人家，他开洋油店，平时无声无息很少与人来往。他的小女孩却长得十分的“齐”，这又是我们的形象语言，意思是逗人好玩，小女孩还不会走路，她却能自已沿着石楼梯爬上小平台，那样子非常逗人好笑。我经常欢喜用手捏小女孩胖呼呼的脸，捏得痛时她则会大哭起来，然后孩子的母亲一个瘦弱的女人一声不响地把小女孩抱走。
靠弄堂口是煤球店，在店铺里干活的都是黑不溜秋的人，生意兴旺时煤球店老板自已蹬黄鱼车送货。晚上黄鱼车就停靠在弄堂里，我们这时就瞅着机会偷偷把黄鱼车踩出弄堂上街游荡，煤球店老板非常恼火我们，一时间找不到我们，就向我母亲告状，晚上回来，我们就得挨一顿鸡毛掸子痛打。但这辆黄鱼车给我们带来的快活还是值得的。
在我们屋子楼下朝西沿街有许多店铺如：钟表店，年糕店，洋铁匠店，饭店和水果店等。钟表店叫：云发钟表店，就挨近“同老爷家旁，表店里边很干净整洁，平时静悄悄的，有一个戴眼镜穿西服的中年人常坐在柜台上很象电影里的特务。我从不敢走进表店，手表对我来说简直是天上的月亮一样珍奇，没多久，听说表店遭劫，那个穿西服的人也不见了。隔着表店不远是洋铁匠店，店铺不大，里边总是乱嘈嘈的，搞打铁皮的声响不绝于耳。铁匠店有个伙计叫：阿伙，通红的圆盘脸，壮硕的身子，又粗又黑的头发上总是箍着一根铁皮条，他是一个随地吐痰乱擤鼻涕，不讲卫生的家伙，我们在背后叫他：阿伙吐青痰。每当走过铁匠店，看到阿伙，我们就故意学他的样大声咳嗽，朝地上吐口水。
铁匠店边上是年糕店，店铺里都是宁波伙计，我每走过店门面就会走进去，看店员用脚踏一根很长的棍杠，棍杠前端固定着一块很重的石桩，石桩不断地撞击着地上填充糯米的石臼。雪白的糯米被捣成制作年糕粘稠的面团，然后再由一个戴着罗宋帽穿长袍的瘦老头用有花纹的木模在切成一条条年糕上压印章。这是纯正的宁波年糕，吃上嘴非常有粘性，又糯又香，每到过年，我母亲就买回许多年糕，我们把年糕放在炭火上烤着吃，年初一早晨拜年时我们就能品尝到母亲广东老家的特色品牌：“罗卜年糕”。
年糕店隔壁就是饭店，饭店老板人家叫：“杨锡和小开”饭店门面很大，生意兴旺，有炒菜堂吃，有外买送上门的；逢生意特别好时，饭店里还请来戏班子搭台演戏。饭店的特色菜非常鲜美，有：“清蒸畦鱼”，“炒棘子鸡”，“醋溜青鱼片”和广东的两面黄炒面。我们家常叫外买，这时我们高兴地等待送菜的伙伴到来，人一到，我们就开始流口水了，只见小伙计打开上层的蒸盖，一大盆香脆的两面黄附加叉烧肉，鲜绿的香葱点缀在面上；接着又掀起下层蒸盖，底盘上是热气升腾的“青蒸畦鱼”和“炒子鸡”，正合我们湖南口味。
水果店有两间门面，一侧是烟酒杂货摊，另一边是水果和冷饮专柜。店名叫：“万泰和”老板姓蒋，光头，我们戏称他为：蒋介石。他的儿子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我们叫他小蒋介石。过了水果店有一个弄堂小旅馆叫：皇家旅馆，一个叫：白玖瑰的理发店，紧接着就是“兆丰屯”大弄堂。我们的小学“兆丰小学”就在弄堂口第一个弯道处。
我们四兄弟都在兆丰小学就读，小学校占两幢居民楼，楼前原来的花园辟成两个小操场，操场一侧是香烟厂房的高墙，另一边有棵很高大的白玉兰树。当时正处解放前夕，教室里仍悬挂着蒋介石和孙中山的头像，操场上升的是青天白日国旗，升旗时唱三民主义，我大哥还参加过童子军。我那时读一年级，课堂挨近厕所，味道难闻，光线也差，地板上总是湿漉漉的，学生大都来自西区贫民的孩子。校长叫麻尤渔，教导主任是女的叫于洁元。我的班级有两个同班学生：一个就是演“三毛流浪记”电影中的小演员：王隆基；他是我同桌同学，我当时还不知道他是有名的三毛演员，只是常笑话他那长相滑稽的鼻子和大脑袋。另一个是后来演“枯木逢春”中的尤嘉，她长得非常漂亮，人也十分文雅，住在兆丰屯后弄堂里。我的班级老师是女的叫姚雯娟，住在马路对面弄堂亨昌里，她身体虚弱，脸色苍白，夏天还穿着外套，但教书很认真，关心成绩不好的学生，经常采访他们的家庭。我就是她要操心的一个常迟到早退的学生，那时还实行戒尺打手心惩罚学生的手段，我就挨过姚老师的戒尺，有次我带头爬香烟厂的高墙，被罚打手心，姚老师叫员工按着我的手放在课桌的角上，然后她亲自挥动戒尺重重地打了１０下，还到我家告状，而后我又挨了母亲的鸡毛掸子。这是我第一次冒险行为的代价，至今我还梦见香烟厂的高墙。然而姚老师虽然严格，但同时是一个有慈爱心的女人，有一次学校举行运动会我跳高把关节弄伤了，姚老师亲自把我背到我的家，我和母亲很是感动。
１９４９年５月的一天，我一早背着书包去上学，在学校的门口被校门的员工叫住，他告知我今天不上学。我不知道为什么不上学，我回到家，吃午饭时听大人说要打仗了，父亲关照我们下午不要出去。不一会，楼上的王太太下来告诉大家各家都要储备足够的水，我母亲赶紧关照佣人打开自来水灌满浴缸。我们都感到好奇，对于要打仗心里一点也不害怕，在湖南老家抗战逃难时我们就经历过险恶的场面，一天我们乘坐的汽车在颠簸的山路中超重行驶，行李架突然蹋下，记得是父亲大喝一声让大家用双手托着车顶才化险为夷；有一次逃难翻船我们险些淹死，母亲死抱着我才没被大水冲走；长沙的大火，南干堤上日军夜袭的枪声更是惊心动魄。这次在大上海听说国共要打仗便是另一番滋味吧。这时只听到街头人声嘈杂，不断有美国大十轮卡车轰隆驶过的声响，我们打开大门，来到小平台上，只看到一队接着一队的国民党军人从西火车站方向朝外滩方向急促行进，军队十分杂乱，人员参差不齐，有上了年岁月的老兵，他们军服皱褶，皱蹙的脸胡子拉喳的；有年轻的兵，手持美式汤姆逊冲锋枪，头戴德军钢盔；其中还掺杂些未成年的孩子兵，他们卷起的裤脚下拖趿着大号军鞋，肩上挎着中正步枪一路小跑。队伍里还有杠着的马克辛重机枪的挑夫，旁边跟随着背驮弹药箱的娃娃兵；大卡车拖拽着大炮，偶而也有坦克驶过，柏油马路被履带碾过，留下道道印痕。军人边走边唱着三民主义，歌声低沉，曲调哀婉，显然，这是一支从战场上溃败的军队，正在伧徨撤退。
到了下午５时左右，国民党军才走完。这时马路上车辆行人稀少，街面上和弄堂里飘散着没人要的金圆纸币，空气中凝聚着一种不祥的气氛。突然间，眼前一道白光，接着一声炸雷般的巨响，我们吓得赶忙往大屋里跑，房子里的窗子墙壁都在抖动。响声过后，我们又来到小平台，只听得楼下的人说：西火车站铁路桥炸断了，解放军打到了苏州河对岸。黄昏时刻楼下的店铺都关上了门面，从西站方向隐隐约约传来机枪声，大人把我们叫进了房屋，此刻，客厅里已挤满了为了躲避流弹从楼上搬下来的人家，我们的大客厅成了难民营，大人小孩都席地而坐，有的还携带铺盖准备过夜。
天刚擦黑，窗外顿时枪声大作，大哥二哥和二楼王家的老三老四都挤到靠近落地窗前观看窗子外流弹划过夜空的亮光；轻重机枪响起来就象爆炒豆，黑夜中连续闪烁出橘黄色的光亮；步枪则发出沉闷的射击声，偶而能听到低沉的爆炸声，好象是手榴弹。这情景就象是除夕夜放炮仗的样子，上海今夜无人入眠。
天刚放亮，枪声骤停，外面静悄悄，好象昨晚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街道上全无激战一夜的痕迹。我们象放出笼的小鸟不顾大人的劝阻跑到楼下，我们的弄堂口和马路对面花园洋房前都站了解放军的岗哨，我和三哥不一会就与弄堂口的军人交上了朋友，我们得知他是国民党兵现在为解放军站岗。他很和善，原来是农村老实巴交的庄稼汉，被国民党抽壮丁来守上海。我们向他要子弹，他取了两颗，拔出弹头，从弹壳里倒出火药，然后给了我和三哥，我们好高兴，沿着街头蹦跳，欢呼唱着：“解放军的天是明亮的天……”
上午解放军部队进城，我们站在楼上一眼望去满街都是穿戴黄色军装荷枪实弹的解放军，红旗飘扬，锣鼓喧天，楼下的店铺都悬挂了五星红旗，我们的小平台也是国旗飘扬。真是满城尽带黄金甲，一片新气象呵！不过，我们后来从住在西区同学那里听说解放军进城的那天一清早，火车装运着一车皮一车皮的死人和重伤员，苏州河上的铁栏杆和水泥碉堡布满弹洞，血迹斑斑，可想，解放上海当晚战斗之激烈。
第二天，我们就上学了，每个教室黑板上方都安挂了毛主席领袖头像，操场的旗杆上飘着五星红旗，校长和老师们也都换上了新式中山装，容光焕发地站在校门口迎接新中国新学年的到来。我们的音乐老师是一个年轻人，他先带领我们唱国歌，然后齐唱淮海战役围歼黄伯韬兵团的战歌：“追上去，追上去，别让敌人跑掉……”，接着又唱：“五星红旗迎风飘荡，胜利歌声多么嘹亮……”，小学的生活是与新中国同年诞生的，那激荡人心的军歌至今仍然令人振奋。
上海解放了，老百姓的生活照常。从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５４年国家稳定，物价低廉，市场繁荣。一付大饼油条只买得１角５分，相当于如今２分钱，一包花生米１角还不到现在的１分钱，阳春面８分，最美味的两面黄炒面也只需５角。
我们的日子从外表上看没有丝毫改变，父母亲和姑妈叔叔们常外出旅游，我们则在家自由自在地玩耍，日常生活全由佣人照料。我们家有四个佣人：沈妈，钟先娘子，一伢子和奶妈阿魏。
沈妈湖南人，是从小带我们长大的老妈子。她主要料理我和三哥，妹子，六毛头的生活起居，平时也帮着干些杂活，她为人忠厚，对我们非常有感情，我们平时拿她当自已的亲娘一样对待。后来沈妈要回老家，我们依依不舍，一直送到西站，临别时她给了我们每人２元钱，我和妹子扯着沈妈的手不放，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钟先娘子湖南人，还在老家“种福垸”时她就在我家干事，她是一个瘦削精干的中年妇女，主操厨房（买、汰、烧）。钟先娘子做事忠心耿耿，很得宠于我母亲，在我们家说话算数，但她脾性不好，（我们的形象语言：“蔡支支”）惹恼了她，她会打人。有一次她在打扫房间，三哥把地弄脏了，钟先娘子操起拖把追打三哥，一直追到门外楼梯上，然后她摔出拖把，砸在三哥的背上。后来我们经常笑三哥说他背上的黑疤是钟先娘子拖把砸出来的。钟先娘子有个儿子叫“岳华”，１９６０年还来探望过我家，说起他母亲已去世，我们很伤感。
一伢子湖南人，也是从老家一起到上海的佣人。一伢子是我们家最年轻的帮佣，他体格强壮，敢作敢为，爱打抱不平，颇有点水浒英雄传的气魄。一伢子在我们家似乎没有具体的工作，但他的职责是旁人无可替代的，按家族观念讲，他是我们几个未成年伢子的保护人，也是我父亲最得力的助手。一伢子是一个血气男儿，做事说一不二，我父亲非常欢喜他，凡外面重要的事都要他去办。尤其是我们出去玩一旦受了别人的欺负，他立马就会让对手尝到他拳头的厉害。那时我们刚来上海乡土气很重，常受上海小赤佬干扰，只要一伢子在身边，小赤佬就会识相地躲避开。每到夏天，我们晚饭后常要到西站铁路边玩，那地方是上海的贫民窟，苏北帮孩子很撒野，一伢子赤膊上阵保护我们。他头上夹着一根铁皮条，腰间系根厚皮带，露出赤条条肌肉发达的上身，走在我们的前面，有时还把我抱起骑在他硬帮帮的肩膀上。到了西站，他就坐在铁路边的水泥墩上，看着我们玩，谁也不敢欺负我们。１９５２年，一伢子离开我们去参军，还给我父亲来过信。最让我难忘的是一天我从学校回来，看到一个解放军男人坐在大厨房里正在与我父亲说话，我一时还认不出来，父亲说他就是一伢子吗，一伢子和我握手，说我已成大人了。那时我父亲已是工商改造对象，阶级斗争的阴影已经开始笼罩在我们家头上，我父亲跟一伢子说：自已是资本家，你是解放军战士，部队知道怕会影响你的；一伢子一下从凳子上站起来说道：“喜少爷，喔史讲咯个话喽，怕它莫子鬼吗”。眼下我已是一个小学六年级的青少年，一伢子在我的眼前显然是一个佩带军衔（中尉）的英武军人，但他仍是小时候保护我们不受欺负的一伢子，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湖南伢子。
阿魏是我们从上海雇佣的奶妈，（七毛头仍在吃奶）她是个健壮的青年妇女，我们吃饭从来不分主人和佣人的关系，大家围着饭桌一起吃，钟先娘子总是把鱼肉菜先让给阿魏吃。阿魏年轻世故尚浅，说话不中听，我们不欢喜她，时常与她吵闹，有时甚至打架。有一次，我与阿魏顶撞，她抄起拖鞋打我，我扑打上去，把阿魏压在地上，咬她的手，打过后，她仍然叫我四少爷，为我洗衣服，擦脸。我们就是这样和佣人不分一家，根本没有等级观念。这种人不分贵贱的平等观念，早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扎根成长。
我母亲是广东中山人，是吴铁城（国民党元老）的表妹，抗战前与我父亲在庐山相识，当时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女子教会学校（现在的东华大学）。我母亲是一个性格倔强急性子的女性同时也是体育爱好者，在学校里参加篮球队，排球队，游泳也在行。抗战爆发，父母去了湖南在大垸子生活，解放前一年来到上海定居愚园路１３１７号。我们父母很少管束我们，那个年代他们不必为生活操劳，靠祖辈的产业过着游闲的日子，在我的记忆中，父母很少在家。我们的教育除了学校的课本就是看小人书和美国电影；看小人书是我们的一大乐趣，大屋街对面有好几个小人书摊，大都是中国古代武侠连环画小说，我们用父亲给的零化钱租借小说，夏天我们躺在洋台的席子上用口水沾着发黄的连环画书页看得津津有味的。我在小学时就迷恋于武侠情结，一心想当飞墙走壁的侠客。当时，我们兄弟几个用竹篱笆当刀剑学剑客打斗，还沿着石楼梯上方前墙上的一条狭窄的凸出边道贴着墙壁行走过去，一直走到父母居室的窗子下。最厉害的要算大客厅里的刀尖上跃越动作，我们在大沙发前的长桌上插柄刀子，刀尖朝上，然后，我们几个赤膊上阵轮流纵身从刀尖上飞越过去。这是考验我们的技巧和勇气，通常是大哥二哥充当先锋，我和三哥稍后，看着我们柔软的腹腔在锋利的尖刀上越过，谁都不会畏惧和退缩。
“扮鬼”，是我们兄弟间导演的最富有想像力的恐怖游戏，楼上的老三老四也是我们一起的玩家。每到晚上我们把房间里所有的电灯都关闭，由一个人躲藏在大客厅里扮鬼，其余人则小心翼翼走进房间，每当我走进那间黑洞般的大房间就汗毛悚然，惨淡的月色从云层间透过落地窗子的纱帘，阴森森地营造出更令人恐怖的气氛，房间很大，寂静无声，一片漆黑，我们得模着家俱凭记忆蹑手蹑脚地前行。虽然我们知道扮鬼的是自已兄弟或是楼上邻居，但害怕的心却吊在嗓子眼，只听得它砰砰地跳响，我们每个人都不想被暗藏的鬼抓住，因为抓住后你就得扮演下一届鬼。“鬼”一般总是躲藏在大橱柜和洋台的百叶窗门后，“鬼”通常放过最前走过的人，然后趁大家放松警惕时，猝不及防伸出双手掐着最后的受害者，喉咙里发出惨叫声，吓得其它人到处蹿逃。这个扮鬼的恶作剧游戏使我们乐此不疲，我们爱冒险，欢喜剌激，富于想像的天性就从此而就。有一次，我大哥看夜场电影回来，从母亲房间走到洋台上，那晚是下弦月，天光半明半晦，他隐隐约约只见到一个肩头散发的黑憧憧影子从他面前飘然向后退走，喉咙里发出“三郎，三郎呵”的凄惨呜泣声，我大哥当场被吓瘫了，要不是恶作剧的扮鬼者（楼上老四）脱下头顶上戴的大缕绒线，大哥说不定会吓昏的。大哥后来说这次是他一生中受惊吓最厉害的一次，他记起童年时在湖南大垸子看露天演戏，演出的就是宋江杀阎婆那折鬼戏，阎婆死后变成厉鬼活捉宋江那幕最为恐怖，戏台上惨白的气灯下，阎婆乱发飘散围着桌子追杀宋江，嘴中不断凄泣着：“三郎，三郎呵”。
１９５３年端阳节，六毛头病故，六毛头得的是恶性痢疾，。幼时他有随手捡地上东西吃和欢喜把手含在嘴里的坏习惯。想不到，这个陋习却送了他的小命。那天下午，六毛头捡吃了别人丢在街上的甘蔗，晚上六毛头与我一起在床上玩火车游戏，玩累了，他到隔壁厢房去睡觉。午夜后发病，病情凶猛，上吐下泻，口吐白沫；到天亮时送医院已经为时晚了。临死前，父亲为六毛头买了“麻拐”（蟾蜍）据说吃蟾蜍的皮熬成汤可以止泻，等父亲回到医院，六毛头已经送到了太平间。六毛头姓名：聂崇泽，六毛头在我们兄弟中排行第六，性情比较温顺，老实，少有想像力，跟着我们玩，不受人注意。六岁去世，有人说：世上每死去一个孩子，天上就多一颗星星，但愿六毛头的星宿在天国安息。骨灰盒曾安放在静安公墓。
同年秋，大哥和二哥上中学，在七宝中学住读。一个星期回家一次，星期六回来，星期一清晨返校。返校时他们的书包里总是塞满父母亲街上买来好吃的东西，我和三哥看着他们印有“USA”装得鼓囊囊的草绿色背包，非常之羡慕。自从大哥二哥住读后我们少了两个大玩家，楼上老三老四嫌我和三哥人小，不愿意跟我们玩，大屋里好象要冷清多了。我们每到周未就盼望他们回来，听他们讲座落在郊外的七宝中学住读生的新奇故事。第二年，二哥得了“吸血虫病”病得很重，肚子鼓胀得像铜鼓，脸色腊黄。楼上王太太出了个馊主意，说把鞋底放在病人肚子上可以消肿，第二天，二哥病情丝毫没有好转。后来请了医院的医生来治疗才慢慢好起来。
没过多久，大哥又得了肓肠炎，当时大人也不在意，认为肚子痛一阵子就会好的，过了几天，大哥痛得在地上打滚，脸色苍白，头上直冒冷汗。父亲赶紧叫了医院的救护车把大哥送到同仁医院，医生立马做手术，才救了大哥的一条命。医生说再晚一会就没救了，大哥住院其间，姑妈去看他，还特地送给大哥一柄美国大兵的猎刀。
１９５３年是多事之秋，一天钟先娘子在厨房烧豆浆，我们对豆浆很陌生，晚上就听说明天要吃豆浆。一早我们就起床围着观看，这时钟先娘子端着沸腾的豆浆大锅来到厨房外的过道间，我们都争先恐后地要着吃，正在忙乱子中，妹子突然从后面挤上前伸手争着去端钟先娘子正在舀的一碗豆浆。钟先娘子一转身，手中的豆浆正碰在妹子的手上，只听得妹子大叫一声，滚烫的豆浆从妹子的右手上倒翻，泼溅的浆汁沿着手臂流下，细嫩的皮肤顿时被豆浆严重烫伤，在手臂上留下终生的伤痕。也是这年的夏天，妹子在吃饭的大桌上剥毛豆，不小心从桌上向后摔下，当时妹子从地上爬起来，继续剥着毛豆。没过几天，妹子说头痛，眼睛睁不开，人只想要睡觉。沈妈用手在妹子头顶心一摸，吓得脸都发白了，她说妹子的头顶象熟透的蕃茄一样软。大人赶紧把妹子送医院，医生说这是脑颅严重受损，必须马上做手术，手术后妹子才脱离生命危险。要不是沈妈的细心，妹子恐怕就难逃一劫了。
事后想起，人活在这世上真不容易，生与死阴与阳仅存一线之隔，很是玄虚。据我母亲说我们没有大福大贵，但在关键时刻总能化险为夷，想必我们的命脉全由湖南那块神奇的土地保佑着。然而，有一件大事降临我们这个大屋，一天晚上，我睡在大客堂的床上，半夜后我突然醒来，窗子外大树在风中悉悉作响，树影阑珊透过百叶门映衬在大屋的墙上，马路静得象死一样。我听到隔壁房间里父母在争吵，父母的争吵也不止一次了，争端起源于经济上的拮据；１９５３年父亲不知为何失去了国联的工作，失业对我们这一大家子人来说简直是落入了入不敷出，寅吃卯粮的困境，父亲的愁容和母亲面对我们七张嘴的无奈让人揪心。父亲是一个非常要面子的男人，他不愿意向他人求助，硬支撑着这种无法维持的局面，母亲本来就是急躁性情的人，现实生活更让她如坐针毡，这个家面临着分合的严峻考验。我躺在床上觉得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我心灵上，这种感觉是一种莫名状的突如其来的忧郁，它在我以后漫长的生涯中常有出现。第一次出现这种不安的预感是父亲带我到四姑奶家去玩，那是一幢非常高级别的法国别墅，坐落在中山公园的对面，面对有钱的亲戚，我心里惶惶不安，这到不是我自觉寒酸，而是觉得眼前的一切不真实。临走前，我见到花园里的美人蕉红得让人伤心（好景不长在的伤感），顿时几乎落泪。事后证实了我的预感，文革中四姑奶一家首当其冲。这一次我似乎很清楚地预感到我们无忧无虑的日子行将结束，第二天，我从学校回家，大客厅里堆放着行李，父亲坐在箱子上，他对我说大哥二哥与我和三哥要去江苏路祖母家住，妹子与七毛头和母亲仍留住老屋。
老屋子的生活就这样结束了，老屋子至今仍竖立在愚园路上，除了我母亲的居室，大客厅和厢房则住进了两家无生气的房客。
母亲与父亲离婚后，一直独身住在老屋里，于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８日去世，享年９０。我母亲是一个很平凡但又很了不起的女性，她虽说是午铁城的表妹，然而她个性倔强，不愿寄篱于豪门，从广东中山毅然来到上海求学，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女子教会学校。在学校里是出名的篮球，排球运动员，十分热爱体育。抗战初，在庐山一次高层政府官员举办的舞会中与我父亲邂逅，我父亲是聂辑规的子孙，当时就读于上海沪光大学，后来留学于日本陆军武官学校。婚后，来到老家湖南衡山生活。我母亲在湖南生育了我们这一大家子，（除了六毛头和七毛头）母亲在湖南虽生活在有万倾良田洞庭湖畔的“种福垸”，但她一生也充满了艰辛和坎坷，除了养活我们，她还经常拿出家里父亲从上海带来的东西（衣服，药品）接济穷乡亲，从不吝啬。我们临走时，邻里乡亲都含泪相送，依依不舍，在他们眼中“喜嫂”是一个助人于危难之中的大好人。
在上海母亲独居时，不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坦然对待，以乐观的精神面对人生。她日常生活起居俭朴有规律，上午去公园锻练身体，中午打开收音机听外国轻音乐，晚上阅读小说。她内心充满热情，总是以她那特有的方法来呵护子女，关心别人；她勤劳乐善，长期来，无偿为里弄居民服务，为学校进行义务扫盲教学，总是那样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在文革时，她作为聂家的人受到牵连（子女都打成反革命），在里弄的街道工厂受监督劳动。一次，在批斗会上，一个平时对我母亲有成见的投机份子，趁机打了母亲耳光，污蔑她是地主婆，养育了一帮反革命子女，准备有朝一日变天账；然而母亲咬紧牙关，默默忍受，从不气馁。我们身背黑锅，常到母亲老屋来聚会，她从不嫌弃，也不害怕，她最能理解自已的儿子是什么人，每当我们谈论时势时，她会悄悄一个人走到厨房为我们煮好吃的东西。１９６０年自然灾害时，我们正值长身子之际，肚子整天饿得慌，，母亲也吃不饱，但她常去北新泾买“飞机菜”（当地农民种的高脚菜）回来煮菜饭给我们充饥。母亲的菜饭煮得特别香，锅底还有薄薄的一层浅黄色的锅巴，母亲总是用锅铲把它挖出来放进我的碗里，因为我在上海没有户口没有定粮。国家遭难，她不怨天不怨地，持家有方，在现有的条件下，尽力让自已的孩子少受苦；国家开明了，母亲活得很潇洒，年轻时的火花在她全身闪烁，她跳舞，玩牌，交友，衣着入时。母亲尤其对衣服很讲究，她的衣服总是熨得非常服贴，不穿时整整齐齐用衣架挂在衣柜里从不马虎。母亲对体育运动的爱好始终不渝，伴她终身。在耋耆之年，母亲会长时间坐在电视机前看体育节目，乐此不疲，此时，她已忘却了现实，情绪随着运动员的竞技状态而涨落。女排的奋力拼搏，男篮的命运起落，“申花”的一次精彩射门，都会使她激动不已，她总是以这种自得其乐的快乐来打发晚年余生。母亲最后的归宿在苏州镇湖西华塔灵的一方神龛里，这是她老人家生前亲自选好的。她对自已的死看得很坦然，临终前几年她亲自去探看归宿之地，她对大哥说：“这地方很好，我就在这里吧”。回来后买了寿衣和寿鞋把它们细心地包裹好放进衣柜里，就好象是要等待去参加一次舞会一样。
２００６年７月２０日于上海 聂崇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