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外祖父

金章和

外祖父瞿宣颖，字兑之，湖南长沙人，长期居住北京，晚年定居上海，易名蜕园。他是清末军机大臣瞿鸿禨之四子，生于1894年3月18日（旧历二月十二），卒于1973年8月2 8日。近年来他的著述都得到再版，人们称他是现代史学家、文学家、掌故家，他学识渊博，精研文史，代表作为《中国骈文概论》、《方志考稿》、《人物风俗制度丛谈》、《中国社会史料丛钞》、《李白集校注》、《刘禹锡集笺证》等。他曾在南开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他的学识使不少人折服，他也曾出任旧官吏，在日伪时期做过有损民族气节的事，成为他一生中永远无法抹去的污点。解放以后他老老实实地向政府交待了自己的历史，没有被戴上任何政治帽子，晚年还被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

外祖父个人历史复杂，曾任段祺瑞执政府的秘书长、伪北平国立编译馆馆长等职。我不想去评论他的学术与过失，但我得承认，他是我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人。近年来他的作品又重新出版，不少出版社对他的名字及生卒年代介绍有误，人们对他的详细情况也不甚了解，我只想站在外孙女的角度把外祖父如实地写出来。

我仿佛又回到孩提时代，这是一座气势恢宏的四进宅院，门牌上写着东城牛排子胡同1号。大门里有一块很大的影壁，书有“迎祥”二字，笔力遒劲，后来才知道那是瞿鸿禨夫人(即外祖父的母亲)所书。进入院里，最引入注意的是三间南房，大家称为“南书房"，里面藏有很多珍贵典籍，我的记忆是从这里开始的，也许这是一种预兆，书籍将与我终生为伴。

母亲在协和医院生下我之后，患了一场大病，病愈后便回到上海，把我留在被称为“宰相府”的深宅大院里，当时外祖父和外祖母还没有别的孙辈，所以对我钟爱有加。外祖父认为我天赋很好，虽然体弱多病，却有一种人们不易发现的睿智，或者说是一种悟性。许多年之后，外祖父告诉我，我还不会说话时就已认得许多字，常被抱出来在客人中表演，从一页页的古籍中指认。宾客的称赞使外祖父感到十分光彩，曾当场赋诗（可惜“文革”时丢失了）。记得外祖父常在上午读书，下午习字作画，都要叫人把我带到南书房，与其说是让我去玩耍，还不如说是让我接受书房气氛的熏陶。

三岁时外祖父对我说，我该正式读书了。我被抱到一张硬木大理石面的圆桌旁坐正，凳子也是硬木大理石面的，只是被垫高了。桌上摊开的书是《三字经》。我不用看书，只机械地随着外祖父一句句地诵读，当他读到“苟不教，性乃迁"时，院里的大狼狗不停地叫起来，我把“苟”与“狗"等同起来，立刻想到那只可爱的大狼狗，不肯再念下去了，好像是问了一句：“狗怎么能不叫呢?……"外祖父终于生气了，指定的段落又背不出来，于是鸡毛掸子落在我身上，我大哭，躲到桌子底下，又被外祖父拖出。打过之后，警告我背不出书便不许吃午饭。我已不记得如何收场，但是当天下午他又和颜悦色地说要带我到他办公的地方去玩。我幼小的心灵早已感觉到，外祖父十分疼爱我。这些片断虽经几十年，仍历历在目，拂之不去。当时外祖父任伪北平国立编译馆馆长，办公地点在北海静心斋，在这座大花园里，我高兴地跑上跑下，完全忘了上午的不快。总之，在我正式上学之前，便已经学了不少古代文学作品，涉及的典籍中的故事就不计其数了。

七岁以后，我被父母接走，大宅院、南书房永远是我魂牵梦绕的地 方，我常幻想着再回到那里。后来才知道外祖父一家在解放前已举家迁往上海，上海解放以后，外祖父成了有“历史问题”的人，全家人已与他划清了界限，不再有任何往来。听一位亲戚说，外祖父在上海以写作为生，出过好几本书。

50年代中期，我到了上海，那时我刚刚十五岁，便从亲戚家打听到外祖父的地址，终于一个人悄悄地跑去看他。当我在一个小阁楼上见
到我多年思念的外祖父时，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一个人过得很苦，他衰老，孤独，寂寞，好像完全与社会隔绝了，与他相伴的是满满一屋子书，书架下卧着一只小猫，是白色的。我站在他面前，往事一下涌上心头，我不敢说话，强忍住泪。大概从来没有客人造访，他愕然了，呆呆地问我：“小姐，侬寻啥人?”我终于大声哭了起来。这止不住的泪水里有长久的思念，有求学不顺的苦恼，也有对知识的渴求。此后我经常瞒着外祖母一家人去看他。我发现我每次去看他，他都十分快乐，十分激动。后来在我离开上海的十余年里，我们书来信往，极少谈起祖孙亲情，倒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学业传授，知识交流。我们谈过《兰亭集序》帖的真伪，论过颜真卿与赵孟頫书法特点，议过《史记》与《汉书》的特色与异同，探讨过《昭明文选》成书的时代背景，还讲过近代文学家与晚清政治的关系。总之，凭着每周一封信，我的知识很快地增长。后来我向人们讲述这种特殊的教育方法时，几乎没有人相信，至少我的父母亲不相信十几年的通信全是这些内容。当然，我也多次把自己的习作寄给外祖父批改，把工作的坎坷说给他听。外祖父常开导我，要我把眼光放远点，不要局促于目前，还劝我要踏踏实实做学问，要从读通一部书做起。外祖父不但培养了我对文史方面的兴趣，更给了我一把金钥匙。我有了自学能力，能够熟练地查阅各种典籍，为我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虽然书籍没有给我带来黄金屋(我长期居住陋室)，也没给我带来千盅粟(工资低得仅能糊口)，但我仍然觉得充实、愉快。当然，这一切都是外祖母和父母所不知道的。

60年代前后，外祖父奉命参加《辞海》编纂工作，负责编辑古代名人部分。那时的稿纸为了适应写毛笔字的需要，是竖行的，质量极好，版面很大，很多稿纸只写了条目便废弃了。为了物尽其用，外祖父把几摞废稿纸寄给我，让我充分利用。我拿到这些稿纸，比重耳得到野人送给他的土块还要高兴十倍，百倍！我期望将来能够从事文字工作。《辞海》成书发行以后，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未能署外祖父的名字。

1965年春节前后，政治气氛较为宽松，我向母亲坦白了长期与外祖父通信的秘密，告诉父母自己多年来受益极大，希望能到上海小住一段时间，一来可以探望年迈的外祖父，二来可以多学一些知识，母亲居然同意了。此时的外祖父已迁入武康路的一间约二十平米的向阳房间，在这里他完成了《李白集校注》和《刘禹锡集笺证》两部大部头作品。在这里，外祖父为我讲解了《昭明文选》及《汉书》，指导我阅读《资治通鉴》，为我补了国内各大学不开的一些课程，介绍了二次大战后在西方流行的战争恐怖文学产生的背景及发展情况。冬春时节的上海是很冷的，夜晚更是，我们在各自的小床上拥衾而坐，他讲，我听。有一次我竟吓得不敢独自一人上厕所，要他在厕所门外陪我。这期间他还着意地指导我写作，使我的写作水平有明显提高。

60年代初，香港的《大公报》为适应香港高中毕业生会考需要，开辟“文采”专栏，专门介绍中国古代文史知识，解答疑难问题，外祖父是主要撰稿人之一。他一度尿血，后来被确诊为肾癌，做肾切除手术。这期间我多次为他选题，撰稿，经他修改后寄往香港，文风竟与他相仿。这些文章虽然都以他的名义发表，但我内心却充满喜悦。

在上海小住期间，我直言不讳地问起外祖父的个人历史，他也毫无保留地告诉我一切。他还以极其严肃的神情告诉我，由于职务的原因，他目睹了“三一八”惨案的全部过程，而且是站在最有利的位置看得最清楚的人。他十分认真地说，后来一些作家、名人都提到这件惨案，但没有一人是亲历者或目击者。外祖父在讲述这一切时非常平静，他说他既不愿意将有关情况形诸笔墨，更不愿意披露于报端，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1965年与外祖父分别时曾相约，两年以后再到上海小住，并就宗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一题目进行探讨。此后每周一信除了讨论学术知识以外，必附大楷一篇，或临颜，或习赵，外祖父均以朱笔改正寄回，即使“文革”初期也未停止过。“文革”中期外祖父被一名共事的旧日学生揭发，说他在若干文章中指责吕后、武则天及慈禧太后均为影射江青，被新账老账一起算，判了十年刑。对于这种指控，我所有亲戚都不敢相信，因为外祖父自知历史上的污点，总是谨言慎行，绝不会得罪红极一时的江青的。做过肾切除的外祖父在提篮桥监狱大约住了四年，终于因气管炎在1973年8月28日去世。痛哉！1965年一别，竟为永诀。

屈指算来，我与外祖父共同生活的时间只有七年多，但他以通信方式指导我学习却延续了十余年，而且从未间断。迫于各种压力，这些信件早已付之一炬，但它们对我学识不断增长、阅历日趋丰富以及文化修养的积淀、精神气质的形成却是至关重要的。我学会冷静思考，做到宠辱不惊，能以平静的心态对待一切，但又不放弃拼搏进取。几年前我的领导交办一件向海外某文化名人写贺函的任务，并嘱用文言文以“八行书”形式来写。当时几位资历、职务皆高于我的人都不知“八行书”为何物，而我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事后别人对此感到意外，我却因怀念外祖父而流下了眼泪。

外祖父去世五年以后，我们收到法院的通知，撤销了对他的判决。母亲和舅父为了不再受政治牵连而高兴，但是我的快乐是难以言表的，只是深藏于心中罢了。我的一封封信使外祖父孤寂的晚年得到慰藉，外祖父一封封信则以丰富精深的知识滋养了我，使我终身受用，成了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斗转星移，我的长辈相继辞世，夜深人静时我会常想到他们，但想得最多的是我的外祖父。我常常问自己．如果没有外祖父，我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