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心洽先生小传

张孝威

身世与家庭

张心洽字鹏云，民国九年三月八日〈农历正月十八日〉生于广西桂林。父张其锽，字子武，清光绪三年生(1877 – 1927)，中年自号「无竟居士」，家境清贫，苦读有成，清光绪三十年中甲辰科进士，与谭延闿（组庵）同榜，后结为异姓兄弟。

其锽公历任湖南芷江知县、湖南巡防队统领，辛亥后谭延闿都督湖南，任湘省南武军统帅、又任湖南省军事厅厅长，民国三年入北京任约法会议议员。民国十一年六月十八日，由黎元洪总统任为广西省长并加陆军上将衔。民国十四年十一月，任吴佩孚(子玉)「十四省讨贼总司令部」秘书长于洛阳，倍受吴氏敬重，尊称省长而不名。十六年七月二日，随吴部败走入川于河南邓县遇难，享年五十一。遗著有「墨经通解」，「独志堂诗文丛稿」，又精子平之术，与谭延闿合著有「谭张墨迹」。

母聂其德，字伯莹，湖南衡山湘乡人，清光绪十一年正月生（1885 - 1971），为曾国藩外孙女，父聂缉规（1855 – 1911），字仲芳，曾任上海道台、江苏巡抚、安徽巡抚，浙江巡抚等要职。母曾纪芬（1852 – 1942），晚号崇德老人，为曾国藩之季女，备受曾氏之疼爱，自幼知书达礼，随父宦游北京、长沙、安庆、江宁，保定等地，阅历不凡，嫁入聂氏后、寓居上海，一本曾氏勤慎之家风，于聂缉规病逝之后，即成为聂府上下之精神领袖，直到民国三十一年逝世为止。以其见识卓越，宅心仁厚，以至家中要事，皆由其一言以决之，中年之后接受基督信仰，乐善好施、热心公益。著有「崇德老人八十自订年谱」。其德为聂氏长女，宣统二年正月嫁张其锽，婚后育有子女五人，先生排行第四。

 兄心治（福云），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交通部考选派赴美国供习电信工程，服务电信事业二十余年，历任交通部电信总局工程司，交通部高雄电信局局长，台湾电信管理局技术长，行政院驻美采购服务团交通组副组长等职，退休后旅居美国，曾任职AMP公司，并取得多项美国电机类发明专利，后于民国八十七年八月病逝。大姐心漪（庆云），上海沪江大学毕业，来台后，先后于师范大学及台湾大学担任「英国文学」及「翻译学」之专任教授，夫婿费骅（之骅），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美国康乃尔大学土木工程硕士，历任台湾公共工程局长兼总工程司，台湾铁路管理局副局长，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工业委员会委员，美援会第二处处长，交通部次长，行政院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行政院秘书长，财政部长等职，民国七十三年二月廿九日于阳明山华冈晨间散步时，不幸发生车祸，猝然去世。二姐心澹（荷云），上海中西女塾学生，大陆变色之际，滞留内地。弟心沧（南云），上海沪江大学毕业，英国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文学博士，剑桥大学汉学教授。

上海时期 (民国9 - 30年)

贤母持家

先生幼年因父为官经常在外，随母亲及手足寓居上海威赛路，父亲为官清廉，微薄薪俸，除好购藏书籍外，又经常接济本家亲友，自家经济多赖母亲操持，勤俭持家，调度有方，得保衣食无虑。先生七岁失怙，母亲为生活计率子女投靠外家，住入辽阳路之聂家花园。外祖母崇德老人并以父亲卒后萧然无所有，而定以月费资助母亲，以供教养儿女之用。

依居外家

聂家花园当时占地数十亩，内含五栋旧式三层红砖房和一个网球场，园内花木扶疏，小桥流水，颇具园林之胜。仆殴则穿梭于各厅堂、伙食房、裁缝间、玻璃花房之间。当时聂式在沪近百人家族皆集居于此，四代同堂，真集一时之盛。

聂氏为上海望族，为黄埔江畔恒丰纱厂之最大股东，该厂资本额于民国十四年时已达白银一百零八万两，曾是国内最大之私营棉纱厂，极盛时拥有超过三千名之职工，年产棉纱近三万八千包，棉布三十万匹，产品行销国内。除了恒丰之外，聂式家族所投资的事业尚有大中华纱厂，华丰纺织厂，中国铁工厂，中美商业公司，大通纺织厂，上海纱布交易所，恒大纱号，长沙协丰粮栈等。聂式族人亦活跃于上海商界，侧身于社会贤达与名流之列，为时人所推崇。

书香传家

母亲对于子女教育甚为重视，家中除聘有中文教席之外，并请有外籍老师教授英文。每周日固定返辽阳路探视外祖母，崇德老人皆派自用马车前来迎接，手足五人藉此之便，先往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以及商务印书馆阅书购书，然后带着所购得的中西书籍，一行人兴高采烈伴随着轻快的马啼声前往聂家花园欢聚。此番景象正如同崇德老人手书的一幅对联中的境界：『一家和乐古唐虞，四壁图书小邹鲁』。先生自幼即成长于此一书香门第之中，一面受到由母亲及外祖母一系曾氏勤慎俭朴家风之熏陶，另一方面则由聂氏家族感染到开明创新，诚信务实的处世风格。另外当时先生所处的大环境所带给先生的影响，亦是无法忽视的，寓沪期间先生一直随同家人居住租界区。当时上海这个中西合并、华洋共处的国际大都会，传统与西化共存的社会现象，对于先生日后的国际观以及肆应中外的能力，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学校教育

于学校教育方面，先生曾就学于华童公学，上海沪江大学附中，后入国立上海商学院会计系，并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上海商学院为全国第一所专修经济、财政、会计、贸易、管理的最高学府。规模不大而学课全备，学生人数不多，而考选甚严。各科讲座，亦多一时之选，慕名应考膺选入学者，自多为优秀之青年。先生于此一时期曾受史久鳌，潘久芬等老一辈银行家之教诲，并深受影响。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中日战争爆发，八月上海八一三战事前为安危考量，先生助母举家离开聂家花园，迁入法租界巨拨来斯路三号之三层楼洋房暂住。十一月上海弃守。民国二十七年五月，聂氏家产恒丰纱厂为日军接管。

 先生上海商学院毕业后，曾以毕业论文「百货公司会计制度」参加「立信会计季刊」第一次奖金征文比赛，荣获第一名殊荣。并于民国三十一年考入上海中国银行，实习二周后，派往昆明中行运输处任职。当时先生曾以战事未靖，母亲年事日高而不忍远游，后经母亲及外祖母劝说再三，方行就道。同年十二月，外祖母崇德老人病逝，享寿九十一岁。

初入中国银行 (民国31 - 34年)

先生初入中行运输处，曾驻腊戍、保山等地，备受颠困，曾押运账册撤退返滇，途中绝粒两昼夜，终于达成任务，此为先生展露头角峥嵘之始。不久借调中行投资之裕滇纱厂，任会计科长。裕滇纱厂总经理系由昆明中行经理王振芳兼任，先生因公务关系，不时前往报告或请示；当时即以任事勤奋，思想周密，操守廉洁，获得王氏之赏识。先生于借调期间，有缘得识秀外慧中任职于裕滇纱厂之丁桐小姐（云南昆明人，民国十一年五月生，滇南望族，父丁绍武，曾任县长多年，母李玉莲，小姐为长女），并于日后共结美好姻缘。

赴美深造时期 (民国35 - 37年)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对日抗战胜利，先生计划以个人积蓄赴美深造，因此暂辞工作返回上海以便准备。回沪期间，除与母亲及亲人团聚外，并曾协助聂氏族人接收及清理恒丰纱厂。十一月各项准备告一段落后，专程前往昆明与丁桐小姐文订。随即启程前往美国麻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深造。并因成绩优秀而获“John Tyler Hassam Scholarship”奖学金。并自取英文名”Felix”。

 民国三十六年五月二十日，行宪首任总统（蒋中正）副总统（李宗仁）就职于南京。

再入中国银行 (民国37 - 40年)

广州分行

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先生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后返国，复职中行，当时原昆明分行经理王振芳已调长广州分行，得知先生复职，即邀请至广州分行任侨汇主任职；当其时上海中行信托部经理林旭明亦约先生担任该部襄理一职。先生当时即以赴美深造曾受王氏之臂助得以成行为由，亦感王氏过往提携知遇之恩；毅然舍弃襄理之职而屈就主任之位。此亦可见先生重情义之性情于一斑。

民国三十七年五月三十日下午四时，先生与丁桐小姐于昆明篆塘新村志舟体育会举行结婚典礼，由杨文清先生福证。婚后定居广州，住中银宿舍。新家安顿之后，即迎接母亲由沪前来同住，以便承欢膝下。当时先生一家住于东山中行宿舍之一楼，每日上下班皆搭乘中行交通车往返，冬季时先生起床稍迟，有时要等交通车于停车场按喇叭催人时，才见先生舍大门不走，反而身手矫健地从前院半截矮墙一跃而出。一件皮袍披在身上，要等上了车才扣钮扣。那副神情活似一个还在上学的顽皮学生，亦见先生不失赤子之情。

美援会广州办事处

民国三十七年下半年国民政府因金圆卷币制改革失败，造成通货膨涨，物价上涨势如脱缰之野马，政局动荡不安，国共内战，十月东北失守，华北情势紧张。中国银行因应局势，将总管理处南移广州，先生调任会计处副科长。同年冬沈熙瑞调长美援会，欲于广州设置办事处，并属意王振芳负责主持，但氏因要公在身，分身乏术转而推荐先生兼任主任。先生就职即邀中行同事及好友程柳燊 （芥子）兼任副主任，当时正逢时局动荡之际，物资调配，冗沓异常，但先生凭其过人才具，肆应中外，游刃有余。对于办事处内部事务则悉数委由程氏处理。先生知人善任，用人不疑，先生图章亦委由程氏保管，一般性公文程氏径行批办，重要公事则与相关人员共同研商后，由程氏签稿，先生径批「如拟」后发文。程氏与先生订交于昆明中行，来台后续随先生服务于中华开发信托公司，于秘书处处长任内退休。程氏为先生之文胆，重要中文文稿多委由程氏处理或润饰。

民国三十八年元月二十一日，蒋中正总统迫于局势，宣布暂时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二十四日共军入北平。二月一日政府迁广州办公。时局至此已然大乱。四月长子爱伦（Allen）生于广州，廿日共军渡过长江。二十四日共军占南京，五月初上海失陷。共军继续南犯。八月五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十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在北平天安门广场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广州于十月十四日沦陷。十二月五日李代总统由香港飞往美国，七日国民政府迁往台北。

移居香港，转赴台湾

先生于广州沦陷前即全家随中行总管理处迁往香港。当时随同中行迁港行员众多，当局考量日后迁台势必无法全数安置，因此不欲赴台之人员，即可在港申请就地遣散，并可领取高额遣散费。多数同仁就此星散。其时美商花旗银行，仰慕先生才干，欲以高薪礼聘，先生终以国家危急存亡之际，不可舍而不顾，乃毅然应中行之征召于民国三十九年夏，随眷携押相关卷宗账册渡海来台。初来时暂居台北农安街中银宿舍，稍事安定后即接母亲来台团聚。

化险为夷，当局激赏

中行迁台之初，千头万绪，百废待举。会计处暂借某公营事业之一隅办公，斗室二间，人员三两，荜路蓝缕，艰困至极；无奈屋漏偏逢连夜雨，又遇国际货币基金会即将前来查帐，而中行历劫之余，帐目零散，先生夤夜整理，宵旰不遑，费时一个多月终于将账册清理完成，簿籍厘然，分毫不爽，深获时任中银董事长徐柏园之激赏，因此欲擢升先生担任会计处处长，先生功成不居，谦逊为怀，仅同意受任副处长职衔。先生感念徐氏知遇之恩，终身执子侄之礼，对徐氏敬重有加。

民国三十九年三月一日，蒋中正总统在台北复行视事。七日陈诚奉蒋总统提名出任行政院长。六月下旬韩战爆发，美国杜鲁门总统命令美第七舰队协防台湾。台海局势暂时得以疏解。美国经济援助亦自下半年起恢复。先生晋升中行秘书处处长。

民国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中国国民党改造案，成立中国国民党改造委员会。

台银国外部时期 (民国40 - 47年)

奉命于危难之际

民国四十年三月，徐柏园兼任台湾银行董事长。先生因表现杰出得徐氏赏识，由中行借调出任台银国外部经理。政府迁台之初，外汇严重缺乏，经常捉襟见肘，曾有为应付民间进口，而外汇不足，由台银向民航空运公司借用五十万美元应急之窘况。至民国四十年初，外汇储存不但告罄，且积欠国外银行外汇达一千零五十万美元；台银所开发的信用状已被外国银行拒收。先生即在此一艰困环境之下，出掌台银国外部。

登上台湾财经舞台

政府迁台之初，因中央银行尚未复业，央行业务由台湾银行兼办，而外汇亦集中由台银独家办理；而台银国外部更积极扮演今日央行外汇局的重要角色。当时政府实施外汇审核制度，于台湾省政府下设置有「外汇贸易审议小组」，其下又设有「进口外汇初审小组」，每周就相关进口物资分配外汇；另设「普通汇款初审小组」，负责汇款结汇申请之审核。每当宣布审核通过企业名单之日，国外部大厅门庭若市，万头钻动的景象，更为老一辈国外部行员所津津乐道。而这种景象的背后，也反应出当时政府藉严格的进口管制，以达成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决心与努力。也就在如此有效的外汇资源管理之下，将有限的外汇投注于国家重要的经济发展之上，而奠定了日后台湾经济奇迹的基础。民国四十年五月，次子孝威(Harvey)生于台北。同年迁入台北市临沂街中银宿舍。

民国四十年七月，台湾省政府令颁施行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

民国四十一年二月，徐柏园请辞免兼台银董事长，改由当时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兼任。同年先生受徐柏园之鼓励，于公余之暇，完成译述「董事会与企业管理」一书。并由俞鸿钧撰写序文。

民国四十二年四月，俞鸿钧继吴国桢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改由张兹闿以经济部长兼任台银董事长，到任之初与各部门主管谈话，与先生倾谈之后，即对先生学有专精，留有深刻印象。共事之后更对先生为人处事之仁和宽厚，为善不欲人知的个性，由衷钦佩。民国四十一年十月，长女令达(Linda)生于台北。

民国四十二年七月，「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简称经安会)成立，由当时台湾省政府主席俞鸿钧兼任主任委员。财政部长严家淦兼任第二、三两组召集人，第二组主管美援物资、相对基金运用，第三组主管财政及预算等项。经安会下另设「工业委员会」，召集人由时任中央信托局局长之尹仲容兼任。

民国四十二年十二月，经济部公布「实施耕者有其田案，公营事业移转民营办法」，将台湾水泥公司、台湾纸业公司、台湾农村公司、台湾工矿公司等四家公司之政府官股出售，移转民营。

民国四十三年三月，蒋中正与陈诚分别当选第二任总统及副总统。五月总统提名俞鸿钧出任行政院长，仍兼任央行总裁。内阁改组由徐柏园任财政部长，尹仲容任经济部长。严家淦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同时兼任经安会主任委员，徐柏园兼任三组召集人。九月，先生获选派入革命实践研究院联战班第三期受训。

国际舞台头角初露

民国四十三年，先生因徐柏园之推荐，获美国第一届「艾森豪威尔威尔奖金」，由夫人随行，以一年的时间赴美考察。「艾森豪威尔威尔奖金」源自于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三日，一群国际著名的企业界与教育界人士为庆祝当时艾森豪威尔威尔总统六秩晋三华诞，共同提出了一个国际领导阶层的交流计划。次年由各界捐款成立基金会。每年遴选二十余位，自由世界各国的青年领袖，由基金会赞助费用，赴美考察。先生当时即以其所展现之才华、能力与未来发展的潜力获选，当时先生年仅三十四岁。

艾森豪威尔威尔奖金得奖人于三十年后，共同成立「中华民国艾森豪威尔威尔奖协会」，为台湾备受瞩目之菁英组织，至民国九十二年，已有三十七位得奖人，除先生外分别为：蒋彦士，费骅，胡新南，张继正，王章清，钱纯，辜濂松，李崇道，张建邦，陈履安，张隆盛，魏镛，许水德，孙震，侯贞雄，徐立德，宋楚瑜，高育仁，关中，萧万长，王建煊，邱正雄，黄大洲，何寿川，赖英照，钟荣吉，张昌邦，杨世缄，颜庆章，薛琦，陈木在，张水江，辜成允，李纪珠，张孝威，以及朱立伦。其中三分之二曾先后出任部会首长级或层级更高之政府要职。其中先生之次子孝威亦于民国九十一年获选为该奖金之得奖人，父子二人先后获奖，一时传为美谈。

先生返国后，曾应国际货币基金会之邀请，兼任该会「查帐员」的职务达两年之久。当时国际货币基金会的帐目不是外请会计师审核，而是逐年向会员国邀请杰出之金融审计专才担任。先生于国际金融崭露头角，即自此时开始。

民国四十三年十二月三日，「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于华盛顿签字。

民国四十四年三月，尹仲容因为无辜卷入「扬子公司贷款案」请辞本兼各职。中央信托局局长职缺即由时任国际货币基金会副执行董事之俞国华（曾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之机要秘书，前后长达十年，二次战后奉派出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代表等职）返国担任。

 民国四十四年，台湾省政府「外汇贸易审议小组」并入行政院新成立之「外汇贸易审议委员会」（简称外贸会），由时任财政部长之徐柏园兼任首任主任委员。

 先生于担任台银国外部经理时，为提升作业效率与正确度，曾大力采用一套电子计算器，为当时国内金融机构中之首创。藉此可见先生务实的个性与创新的胆识。民国四十六年一月，次女蓓蒂（Betty）生于台北。民国四十六年四月，先生取得中华民国会计师执照。

 民国四十六年八月，尹仲容复出，就任经安会秘书长。

金融考察团

民国四十四年，监督美援在台运用绩效的「美援公署」，提出了一个「技术协助计划」，英文名称为“ Technical Assistant Program” 。透过这个计划，美援公署提供资金，由我方政府派员组团，于民国四十六年间前往美国参观访问。

民国四十六年八月，严家淦辞台湾省政府主席（周至柔继任），调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并兼任「美援运用委员会」主任委员、经安会副主任委员。

民国四十六年秋，先生随同由俞国华担任团长之「金融考察团」，为期两个月赴美研究资本形成问题。访问团其它成员尚包括经济部商业司长李潮年（李氏后来参与创立理律法律事务所）、财政部钱币司长金克和、彰化银行董事长罗万车、华南银行董事长简万全、以及沈元鼎（早年曾担任我国派驻世界银行执行董事）。这个考察团的成员，都是当时极为资深的财金主管。于考察期间，先后停留华盛顿、纽约、芝加哥、和旧金山等地，与有关财经和金融机构之负责人员，讨论资本形成之问题；期中并抽出一周的时间，飞往波多黎哥实际参观该地开发经济的实况。返国后对于如何促成资本的形成，针对当时台湾的情况，做出若干具体的建议。其一就是成立开发公司，以协助民营企业投资所需资金之融通；其二则是成立证券交易所，将民间资金能够透过证券市场的运作而导入工业的投资。该两项建议日后都经政府采纳与施行。

 先生与俞国华于考察期间朝夕相处，结为至交，俞氏日后为国举才，长期栽培先生成为代表国家之新一代国际金融人才，亦由此始。

 民国四十七年三月，徐柏园辞卸财政部部长及外贸会主任委员兼职，专任中国银行董事长。财政部部长改由严家淦接任。尹仲容调任外贸会主任委员，主持外汇改革。

 民国四十七年六月三十日，行政院长俞鸿钧因监察院弹劾案辞职，专任中央银行总裁，而由副总统陈诚继任行政院长。八月二十三日，台海局势紧张，中共突然以重炮袭击金门各岛屿，「金门八二三炮战」爆发。九月，「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并入「美援运用委员会」（简称美援会），主任委员由陈诚兼任，尹仲容任副主任委员。十一月二十一日，行政院修正外汇贸易管理办法，即日起实施单一汇率。这项外汇改革措施，对台湾转型为外向出口经济，贡献良多。单一汇率最后定为新台币四十元兑一美元(NT$40：US$1)。

 民国四十七年冬，政府依据「金融考察团」之建议欲设立一开发银行，以接替美援会从事长期资金融通，以协助国内工业建设，促进经济发展之任务。当时的腹案有二：一是使交通银行在台复业，另一则是成立一新机构来执行此一任务。如成立新机构，其性质究竟是公营或私营，亦待斟酌。最后，为使此一新机构不受传统银行作风之影响，以及人事之约束，并避免如为公营事业所可能面对到的干预，乃决定新设立一家民营开发银行，当即成立筹备委员会。

中华开发创建时期 (民国 48-52年)

筹备阶段

民国四十八年元月，「中华开发公司策进委员会」成立，委员会成员可谓网罗公民营企业各方菁英，聘请霍宝树(字亚民，历任中国银行代理副总经理、国府驻美「中国技术团」主任，同时兼任国际货币基金中国候补理事)出任主任委员，俞国华出任副主任委员，其它委员包括纺织界束云章、金融界陈光甫（金融界大老、「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办人）、横跨数个实业领域的林柏寿（出自台湾望族「板桥林家」，时任台湾水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许金德（时任士林电机、台湾工矿两家企业董事长）、电机业林挺生（为大同电器创办人、董事长，当时职称为「大同制钢机械公司董事长」）、经济部代表瞿荆洲、以及陈尚文（当时为新竹玻璃公司董事长）、李建兴（氏为台北县瑞芳地区矿业巨子，为瑞三矿业公司董事长）、谢成源等九位。而由先生出任执行秘书。

先生至此离开台湾银行。先生担任台银国外部经理前后八年，于外汇事务之规划献替良多，并为政府四十年代各项外汇政策的主要执行者之一。先生全力配合政府于财经艰困的情况下，尽力平衡外汇收支，提高国际信誉，着有贡献。任职台银国外部经理期间，与该部同仁相处融洽，情谊深厚。日后先生虽已他调，每逢先生寿辰，旧属仍齐聚张府为先生祝寿，以迄先生逝世为止。

策进委员会当时议定，中华开发公司资本总额新台币八千万元，其中三千万元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台湾银行分别认购。其余五千万元，则向民间认股，主要系以民营企业为对象。募股措施推出后，反应颇佳，不数日间，民股募集金额已经超过原定金额六百五十余万元，于是，此一超额部份乃由台湾银行，在原拟摊派认购额内让出。最后敲定之原始认股资本比例为，民间投资七○‧七％，国营银行投资二九‧三％。

创业惟艰

民国四十八年五月一日，中华开发公司正式成立，并召开发起人大会，通过公司章程、选举董事及监察人。其中，董事十一人︰霍宝树、俞国华、林柏寿、陈尚文、陈光甫、许金德、林挺生、赵葆全(当时为交通银行总经理)、石凤翔(为陕西巨富，来台后从事纺织事业，时任中国人造纤维公司董事长)、王程云、胡家凤(大陆时期曾任江西省省主席，来台后出任国民党党营事业裕台企业董事长)。监察人五人︰李崇年(氏曾参与创办裕丰纱厂、经纬毛纺、新竹玻璃、东和纺织、中国人纤等企业)、李建兴、谢成源、杨兆熊(时任交通银行副总经理)、颜钦贤(时任台阳矿业公司董事长)。并由董事会互推陈光甫、林柏寿、俞国华、赵葆全、林挺生五人为常务董事。随后，常务董事又互推林柏寿为董事长；监察人互推李崇年为常驻监察人。

民国四十八年五月十四日，中华开发公司正式营业，并于十九日召开董事会，选出各单位主管干部。在当年七月底前，中华开发第一代经营阵容成军︰总经理霍宝树，副总经理二人分别由先生与潘鋕甲(潘氏早年出自美援会系统，担任美援会财务组组长。后任中华开发执行副总经理，于民国五十九年，出任交通银行总经理)出任，秘书处长由先生兼任、副处长程柳燊、周克昌，业务处经理先生兼任，财务处经理由潘鋕甲兼任，技术处处长沈琰(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工博士，日后升任副总经理，并于先生逝世后，继先生出任中华开发第三任总经理，至民国七十二年届龄退休，转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常务董事，数年后移居美国)，经济研究处长杨树人、副处长朱熙沅。

由多项本兼职可知先生于公司成立之始，即全身投入经营管理，对于各项典章制度之创设，各种业务之推展，更是亲参策划，尽智竭虑，广为筹谋，并亲自执行，为公司日后的发展打下稳固的根基。

中华开发自创建以来，一直采行「总经理制」，总经理握有经营实权，董事长则为名誉领导人，以精神领袖地位，成为大家长。

中华开发公司成立之宗旨，即在于协助发展岛内民营企业，振兴工业，提高就业率，赚取外汇。公司初期营运重点即以取得国外中长期资金转贷与民营企业。

于获取资金方面：除了新台币八千万元资本额之外，尚有三个主要资金来源︰第一种来源，就是世界银行下属国际开发组织「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ＩＤＡ」，所提供的低息贷款。第二种资金来源，为美国政府所提供美援开发贷款基金「Development Loan Fund, DLF」。第三种资金来源，则是我国的「美援相对基金」，也就是美援金额为若干，我方政府就提供另一笔额度相同的资金。到了后来，民国五十年代中期亚洲开发银行成立后，该行提供给我国的资金，也由中华开发公司处理。

民国四十九年三月，蒋中正与陈诚分别当选第三任总统及副总统，五月仍由陈诚兼任行政院长，严家淦继任财政部长，杨继曾出任经济部长。

民国四十九年六月，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病逝，由徐柏园继任。十八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威尔来台进行历史性之访问，次日并与蒋总统发表联合公报，强调协同抵御中共挑衅。七月张兹闿请辞台银董事长，由尹仲容继任。

中华开发成立以后，还有一事值得记述，显示当年这家公司与国际金融组织关系。中华开发成立后，总经理霍宝树曾于四十九年九月，赴美参加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年会。此后，即由先生接手，先生升任总经理后，亦年年出席这两个世界级国际金融组织年会。后来亚洲开发银行成立，先生也年年参与我国代表团，出席亚银年会。

中华开发成立后，短短一年半之内，先后已有资本八千万元、两笔各一亿元的美援会相对基金贷款、美国政府开发贷款基金折合约新台币四亿元贷款。总计，已经有将近新台币七亿元资金。

中华开发公司取得这些无息或低息贷款后，再以较低的利息，转贷给我国各公民营企业。长久以往，对台湾经济发展之奠定基础，贡献极大。

民国五十年一月，行政院通过「奖励投资条例细则」。

民国五十年起，中华开发经营政策更显积极，除由原先之贷款业务，更进一步直接投资于新兴产业。同年四月，俞国华继徐柏园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七月一日，中央银行正式在台复业，复业后首任总裁由徐柏园出任。

当年度，中华开发合政府发展产业政策，施行策略性投资，一共直接投资三家企业，总投资金额共计新台币七百一十七万元。其中，五百九十九万元投资于中华彩色印刷公司，七十万元投资于台湾证券交易所，四十八万元投资于台湾电视公司。

民国五十一年，先生被选派参加国防研究院第四期研究。国防研究院为当时政府培养政务官之摇篮，由蒋中正总统亲任校长，张其昀任主任，选派受训人员皆为一时之选，如日后之财经重臣李国鼎，俞国华，徐立德等分别为第五、九、十一期之学员。

民国五十一年六月二日，召开股东临时会，通过修正公司章程，将董事名额从十一名，增加为十五名。十一名原始创业董事中，胡家凤退出，先生与贝祖诒(为上海商业银行常务董事)、张式纶(为国民党党营事业齐鲁公司代表)、陈逢源(为台北区合会储蓄公司董事长，该公司日后改制为台北区中小企业银行，即今之台北国际商业银行)同时获选成为新增董事。

民国五十一年九月十一日，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年会于华盛顿召开，我国由财政部长严家淦率团参加。先生与俞国华同以顾问身份参加。

担任中华开发总经理时期 (民国 52 - 61年)

民国五十二年元月，霍宝树赴美公干，事毕之后，即拟飞返台北。讵料，此时突感不适，送医经诊断后，院方认为病情复杂，不宜远行，因此滞美治疗。不旋踵，又发现肺癌，多方割治，但毫无起色。迁延数月之后，霍氏神智虽清，但饮食困难，体重大减，似已自知不起，乃对昔年中国银行时期旧部姚崧龄表示，四十年来服务国家，自认无愧，又强调中华开发所托得人，他深以为慰。霍氏所谓「中华开发所托得人」，意指先生有为有守、能干得力，足以托付中华开发总经理重任。

民国五十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尹仲容病逝，改由徐柏园接任外贸会主任委员，陈勉修继任台银董事长遗缺。

民国五十二年五月十二日，霍宝树病逝美国，所遗留之开发公司总经理一职，即由先生升任。于此，尚有一小插曲，可见先生之真性情于一斑。先生接篆之初，同仁设宴恭贺，席间先生缅怀前任，不禁愀然停箸，对同席者语：「本来升迁是件高兴的事，但不想我竟是这样的升上了总经理的。」一时悲从中来，泪如雨下，举座为之动容。同月，中国文化学院于阳明山华冈成立，创办人张其昀力邀先生兼任城区部商学系主任。

以金融专才，拓展国民外交

民国五十二年九月，先生于伊朗德黑兰出席第二届亚洲区开发银行会议。于十月赴美国纽约市出席美国远东理事会远东区会议。

民国五十二年九月，政府有鉴于美国经济援助已由盛而衰，有必要将原来运用美援的范围扩大到国际间的经济合作，向其它国际金融机构寻求贷款，因此改组美援会为「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简称经合会)，主任委员由行政院长陈诚兼任，财政部长严家淦兼副主任委员，李国鼎任秘书长。十二月陈诚请辞行政院长职，由严家淦继任，并兼经合会主任委员，李国鼎升任副主任委员。同时行政院改组由陈庆瑜接任财政部长。

民国五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经合会拨交新台币一亿元资金予中华开发，并于当日由先生代表中华开发签约。

先生继任总经理之后，于霍前总经理所奠定之基础上，努力经营。此时，中华开发已经逐渐茁壮，不但盈余可观，已为其它国家同类机构之表率。

例如，菲律宾民营开发公司于民国五十二年间成立后，即邀约先生赴菲，讨论该公司业务，并兼而建立与中华开发的联络管道。之后，菲律宾开发公司总经理也来台，参访中华开发公司。

此外，东南亚国家如南韩、南越、马来西亚、以及日本琉球等，相继派遣高级人员，到中华开发参观访问，甚至驻留实习。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出，当时中华开发历时虽浅，但已经为国际同业所敬重。

民国五十三年，先生介绍好友宋作楠与菲律宾SGV会计师事务所创办人，同时亦为先生之华裔菲籍好友，薛华成(Washington Sycip)合作成立「华成企业管理服务社」，此为日后台湾著名之「勤业会计师事务所」之滥觞。

民国五十三年七月底，泰国开发公司一行四人，由总经理詹龙率领，至中华开发观摩两周。琉球开发公司总经理宝村亦于同年十一月来访，并派该公司高级人员驻中华开发学习。

民国五十三年九月，财政部长陈庆瑜率代表团出席世界银行于日本东京所召开之年会。先生与俞国华同以顾问身份参加。

民国五十三年先生经中华开发董事会推举升任常务董事。并全家迁入金门街十七巷之总经理宿舍。

民国五十三年十二月七日，先生在美国华盛顿与世界银行签约，获得贷款一千五百万美元。该次一千五百万美元贷款，争取过程颇多曲折。起初世界银行反应尚佳，然进一步洽商后，对于贷款额度、利率、转贷利率、保证等问题，出现歧见，再加上整件事件，于细节上牵连甚广，必须逐步通盘检讨。双方往返检讨，旷日费时。最后，先生亲自出马，前往华盛顿与世银方面直接交涉，终于圆满达成任务。

珠宝鉴定专家

民国五十四年春，先生为求于忙碌生活之外，有所寄托以调济身心，于公余之暇，报名参加美国宝石学院之函授课程，开始研究宝石相关知识。先生除细心研读函授材料之外，尚广征博采，搜集了许多参考书籍，钻研不息。于三年中通过四次考试，终于民国五十六年九月成为第一位取得美国宝石学院（Gemological Institute of America）“Gemologist Diploma”文凭的中国人。民国五十七年九月先生更进一步取得“Graduate Gemologist Diploma”高级文凭。民国五十八年六月先生又顺利取得英国宝石协会文凭，并当选为该协会之会员，成为中国人得此殊荣的第一人。先生于当时是国内唯一有签发国际珠宝鉴定证书资格的鉴定专家。

 民国五十四年间，陆续有马来西亚开发银行、伊朗开发银行、菲律宾开发银行、日本兴业银行高级干部，至中华开发访问，相互切磋。

 民国五十四年九月十七日，世界银行年会于华盛顿召开，我国由财政部长陈庆瑜率团参加。先生与俞国华同以顾问身份参加。

 民国五十五年，续有南韩、日本、琉球、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度、锡兰、奈及利亚、希腊各国，派人到中华开发，或观摩访问，或驻留学习。其它年度，类似的观摩访问络绎不绝。

 此时，中华开发公司已经成立六年，一切作业方式及内部管理制度，有必要精益求精，脱胎换骨。因此，中华开发在民国五十四年八月，与美国国际企业管理服务团签约，由该团遴选专才，进驻中华开发，预定工作期间为四至六个月，诊断中华开发体质，并提出具体意见。

 服务团遴选来台的人选，系由先生亲自面谈选定。经过先生亲自面谈遴选，敲定由美国纽约迪伦投资公司已经退休的副总经理富乐二世（John. F. Fowler, Jr.），于民国五十五年二月间抵台，进驻中华开发工作，为期二年半。

民国五十五年三月， 中华开发部份投资之「中华证券投资公司」召开创立会议，推选辜振甫为董事长，先生为常驻监察人，聘王祝康为总经理。

 民国五十五年三月，国民大会选举蒋中正、严家淦为第四任总统、副总统。严家淦仍兼任行政院长。先生特嘱友人王壮为篆刻二印，以为严公贺。

 民国五十五年九月，世界银行年会于华盛顿召开，先生与俞国华同以顾问身份参加。

 高瞻远瞩

自民国五十五年起，先生为维持中华开发之长期债信与进一步强化信用，并经董事会之支持，首次偿还外债。初期针对美国开发基金所贷之一千万美元先行偿还十万美元，金额虽小，实属难能可贵。次年起，即针对上述借款按期如约偿还，当年度偿还金额即达五百七十余万美元。

与当时其它开发中国家相比，中华开发上述还款行为，深获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之肯定，曾经专文报导此事，文中指出，中华开发公司如期偿还借款之举，可谓台湾经济发展成功之例证。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项报导并列入美国国会记录。先生此举，尤显先生过人之远见与气魄，其结果更将中华开发公司之国际信誉，推向另一个高峰。

另一方面，当时中华开发公司为充裕外币贷款资金来源，自民国五十五年开始，向世界银行争取第二次美元贷款。预定金额为一千五百万美元。争取过程从当年一直谈到次年六月才趋成熟。有鉴于第一次贷款之不愉快经验，于谈判最后阶段仍循前例，由先生赴华盛顿，直接与世银高层进行谈判。先生竭尽心力，与世银反复折冲，费时两个月，终于在民国五十六年八月七日，与世界银行签字，合约并于次年一月二日起生效，中华开发自此又取得一千五百万美元世银贷款，投入台湾经济建设。

民国五十六年九月，先生与俞国华随代表团同赴巴西里约热内卢参加世界银行年会。十二月俞国华继陈庆瑜出任财政部长，陈氏则接任俞国华中国银行董事长遗缺。

好友眼中的“猴王”

民国五十七年先生与好友陶子厚、镇天锡等十二位皆出生于庚申年之好友共组同庚会，又因庚申年适逢猴年，该会又名『猴子会』，合推先生为『猴王』，聚会时大家谈世局、谈人生、交换学识与经验，先生谈笑风生、妙语如珠，时而幽默、时而严肃，使闻者有如沐春风之感。先生谠论高谈，时有发人深省之语。

先生之英语流利纯正，遣辞造句尤为典雅。见多识广，说起笑话来，连英美人士都自叹弗如。此外还会多种方言，如上海话，广东话，湖南话均极流畅。为人热情体贴，待人以诚，平易近人，常使人有一见如故之感。

珠宝专栏作家

民国五十七年秋，应妇女杂志创办人张任飞之邀，每月撰写一篇「珠宝专栏」，将各种宝石珠玉之相关知识介绍给国人大众，以开风气之先。连载期间深获好评，经常收到读者来书，甚至收到读者远从澳洲，巴西，美国来信鼓励。民国六十一年夏，妇女杂志社将前后三十六篇文章合集成书，定名为「珠宝世界」，而于当年八月出版。遗憾的是先生未及看到该书的出版，而先于四月份骤逝。可幸的是该书销售颇佳，民国六十八年七月已发行至第四版。迄今仍为中文宝石教学上，所推荐之优等工具书。

民国五十七年九月，先生随当时财政部长俞国华，出席于华盛顿召开之世界银行年会。

民国五十八年四月，央行总裁徐柏园请辞，由财政部长俞国华兼任。

中华开发十年有成

民国五十八年五月十四日，中华开发公司庆祝成立十周年。由董事长林柏寿与先生共同主持于台北市圆山饭店举行之盛大庆祝酒会。

成立十周年时的经营领导人事组织如下︰总经理仍由先生担任、执行副总经理潘鋕甲、副总经理沈琰、秘书处长程柳燊、副处长周克昌、业务处经理黄孝如、副经理严隽宝(严氏出身台银业务部襄理，才能出众，得先生赏识，延揽至中华开发任职，民国六十二年为台北市银行礼聘主持其国外部筹设工作，遂转任该部门经理，六十三年升任该行副总经理，六十五年，担任中央银行金融业务检查处处长，六十七年，调任中央银行业务局长，六十八年，严氏出任台湾银行总经理，于民国七十年代以迄八十年代初期，先后出任财政部常务次长、农民银行董事长等职)。财务处经理王德寿、副经理刘昌培、技术处长陈绍彭、副处长孙卫、经济研究处长朱熙沅、副处长周达材。

由经营绩效观之，当年度累积投资总余额，已经高达新台币两亿零八百三十万元。而公司净值则为三亿一千一百万元，相较于成立第一年之新台币八千零八十万元，十年后已增加三倍，绩效卓著。

民国五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行政院局部改组，李国鼎任财政部长，俞国华专任央行总裁。

民国五十八年七月十四日，先生于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亚洲开发银行年会。

先生有鉴于第二次世银一千五百万美元贷款，已接近用罄。未雨绸缪，认为有必要提早与世界银行洽商以取得第三次贷款。　

民国五十八年九月，先生赴日本东京，参加由国际银公司驻远东特别代表西原直廉所召集的「远东区开发银行高级人员会议」。随后，转赴美国旧金山，参加由美国工业会、史丹福研究院所联合举办的「第三届国际工业会议」。之后，先生转往华盛顿，加入由当时新任中央银行总裁俞国华所率领之我国代表团，参加国际货币基金会与世界银行年会。会后，先生与世银当局，就第三笔美金借款，进行磋商。当时世界银行表示，鉴于中华开发前两次取得世银美金贷款后，妥善使用，贷款效率良好，因此，初步同意贷予中华开发第三笔美金贷款。稍后，世界银行为了解中华开发作业情形，以及台湾经济状况，以做为审核第三次贷款依据，乃派出四人考察团，由世界银行科长Colin M. Southall ，以及Stanley Please 率领，在当年十月间，来台考察两个星期。基于前两次贷款之成效，以及对中华开发经营团队之信任，中华开发得以顺利地取得世界银行一千八百万美元之第三次贷款。

民国五十八年十月，先生于美国著名之宝石杂志上发表文章，深获好评，瑞士声誉极隆之宝石专家Edwarn Gobelin特来函赞许。

民国五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先生鉴于国家经济加速起飞，工商业蓬勃发展，企业资金需求殷切，而依公司章程之规定，中华开发公司对生产事业之投资，不得超过公司已缴纳资本及累积公积总和的四分之三。先生为求能协助企业界能获得更多发展资金，因此提案放宽限制，并获得常务董事会于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决议支持，改为「投资总额不得超过净值之总额」。

民国五十九年四月，先生随央行总裁俞国华同赴韩国汉城出席亚洲开发银行年会。同月并主持财政部银行业务改进委员会所举行之银行业务研讨会，先生为该委员会之执行秘书。

民国五十九年五月一日，中华开发由中山北路旧址搬到了南京东路五段125号之现址，当时房舍原为美国大使馆武官处之办公处所，占地颇广，为一西式两层楼房，建筑本身四面以水道环绕。环境颇为清幽雅致。

民国五十九年五月十六日，世界银行所提供之第三次一千八百万美元贷款于台北市签约。贷款签约仪式，在台北台湾银行会议室举行；除由先生代表中华开发公司签约之外，当时代表世界银行莅台之签约代表，为甫自美国国防部长卸任，转任世银总裁的麦纳玛拉 (Robert S. McNamara)。签约时冠盖云集，极一时之盛。

民国五十九年六月，先生兼任中国国民党文化经济事业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襄赞主任委员俞国华。

民国五十九年九月，先生夫妇随中央银行总裁俞国华夫妇，出席于丹麦哥本哈根召开之世界银行年会，会后并随赴欧洲共同市场各国考察，以四周时间，访问了英国的伦敦，西班牙的马德里，意大利的罗马，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海牙、和鹿特丹，瑞士的苏黎士，德国的法兰克福和慕尼黑，以及奥地利的维也纳，归途又在希腊的雅典停留，一覩古代希腊文化之遗迹，行程至为愉快，考察收获亦颇为丰富。十月，先生出席美国西屋电器公司所举办之开发国家咨询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匹兹堡。

民国五十九年秋，先生应比利时宝石协会之邀前往欧洲，参加每两年召开一次的第十三届国际宝石会议。据说先生为第一位受邀之亚洲人士。可见先生于宝石研究之专业水准已达国际标准。先生公余之暇，常于设于自宅布满鉴定仪器之宝石实验室内鉴定宝石、设计首饰、或切磨宝石，其乐也融融。先生曾提到：『我是一个学会计和理财学的，宝石学却是矿冶学的一个分支。一般说来，学文、法、商出身的人去搞自然科学的东西是很难适应的，现在我相信祇要能锲而不舍，肯下功夫，路仍一样是走得通的』。由此可见先生之过人才气与认真执着之性情。

民国五十九年，中华开发参与投资万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当时万邦电子位于新竹新丰高尔夫球场对面，为台湾第一家从事晶体管制造之电子科技事业。多年后台湾一跃成为全世界之半导体制造重镇，与万邦电子之设立颇有关联。三十多年后台湾集成电路公司副总执行长曾繁城以及联华电子公司前副董事长刘英达，皆曾侧身于万邦之经营团队。万邦虽未能随台湾之半导体业同步成长，并于民国七十六年为同业所并购，但熟悉台湾电子业发展历史的人，认为万邦电子在新竹地区之设立，对于科学园区之设立，乃至于台湾电子科技产业之蓬勃发展，皆扮演着重要推手的角色，其贡献与影响，好比早年美国Fairchild半导体公司在加州硅谷设厂，对硅谷日后之发展具有同样重要之意义。现任交通大学校长张俊彦当年也凭着一股热诚，积极参与万邦的筹设工作。回忆起三十余年前这段往事，张校长津津乐道之余，也总不忘提到先生在万邦电子设立初期对万邦之种种协助。

民国五十年代，正逢国内经济快速起飞时期，产业界对于资金需求殷切，而先生领导中华开发公司，由国外所取得较低廉之中长期资金，大量投入工商企业，以开发新产品、扩充产能、提升竞争力，对于国家整体经济之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先生居间领导群伦、运筹惟幄，指挥调度、居功阙伟。先生对工商界贷款融资，既不以有无抵押品是问，也不讲乡谊、朋友、同学等私人关系，一概以企业领导人是否有足够之能力与经验来经营企业为优先之考量。先生对于贷款运用计划更是审慎研究，使所贷出之资金必能发挥其所预期之效用。对于扶植不起之企业，先生亦壮士断腕，不稍姑息。

于先生任职期间，主导贷款与投资案件无数，其中较具代表性者依产业类别分述如下：

纺织业：   远东纺织公司，利华羊毛工业公司，益华纺织公司，信华纺织厂，

华隆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毛纺，福兴制衣厂

食品业：   台湾菠萝公司，台富食品工业公司，中国发酵公司，味王酱油罐头

厂，中加奶制品公司，中福农牧公司

化工业：   永丰化学公司，联合耐隆公司，启业化工公司，中国人造纤维公司，

正大玻璃纤维公司

电机机械业：大同制钢(重机电厂)，中兴电工机械公司，美宁铸模公司

玻璃陶瓷业：新竹玻璃公司，中华艺术陶瓷公司，种德实业公司

金融服务业：台湾证券交易所，中华证券投资公司

塑料业：   台湾塑料公司，华夏海湾塑料公司，台湾聚合公司

电器电缆业：太平洋电线电缆公司，中华电线电缆公司

钢铁建材业：中国第一钢缆厂，大华企业(耐火砖)

造纸业：   中华纸浆公司，宝隆纸业公司

远洋渔业： 国华海洋企业公司，中国海洋贸易公司

木材业：   开南木业，复兴木业

印刷业：   中华彩色印刷公司

观光业：   国宾大饭店

广电业：   台湾电视公司

橡胶业：   南港轮胎公司

水泥业：   嘉新水泥公司

汽车制造业：裕隆汽车公司

民国六十年三月，先生建议俞国华于国民党文化经济事业管理委员会下，设立「中央投资公司」，先生获聘首任董事长。

民国六十年四月，先生随央行总裁俞国华同赴新加坡出席亚洲开发银行年会。

民国六十年，政府开放信托投资公司设立，七月中华开发所部份投资之「中华证券投资公司」亦在先生之推动下改组转型成为当时率先成立之六家信托公司之一，更名为「中国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仍由辜振甫担任董事长，先生担任常驻监察人，王祝康为总经理，辜濂松为副总经理。主要业务为办理信托资金之受托、放款及投资业务。

民国六十年九月，先生随央行总裁俞国华同赴美国华盛顿参加国际货币基金会年会。

民国六十年十月二十六日，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蒋中正总统勉全国同胞「团结奋斗，庄敬自强，处变不惊，慎谋能断」。

民国六十年十一月二日，「中国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先生与其它八位中外人士共同获选出任公司第一届董事，其中赵耀东更获聘为总经理，并代行董事长职务。同月，先生于日本东京出席摩根保证信托公司国际咨询委员会会议。

民国六十年十一月，母亲聂太夫人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先生哀毁形销，久久不渝。

民国六十年十二月，政府为因应退出联合国后之情势，决定将公营之中国银行，改制民营，并易名为「中国国际商业银行」，全案由俞国华主持，先生为当时改制决策小组核心成员，并于改制后出任该行常驻监察人。

民国六十一年三月，蒋中正、严家淦连任第五任总统、副总统。

英年早逝

民国六十一年四月七日，晚间先生赴宴归来，收看电视片刻后，感觉不适，急召医诊治，十点左右，突发急性心肌梗塞，立送台北荣民总医院，无奈急救无效，于十时五十余分，宣告不治，享年五十三岁。先生正当有为之年，猝然辞世，震惊当时国内外财政金融界，各方吊唁电文如雪片般飞抵中华开发。长官同僚随即组成治丧委员会，并公推由先生生前挚友央行总裁俞国华担任主任委员，十七日于台北市市立殡仪馆景行厅举行公祭。蒋中正总统特颁「悼惜英才」挽额，并由总统府秘书长张群代表致祭，副总统严家淦除颁「圜府扬芬」挽额之外，并亲临奠祭，其它公祭单位，党政商学界代表以及中外友人不下数百人之众，备极哀荣。日后发引台北县金山乡富贵山墓园安葬。并由治丧委员会编辑「张心洽先生纪念集」一册，以兹纪念，永为追思。并请俞国华撰写序文，俞氏与先生订定交逾二十年，相知甚深。对于先生一生行谊事功，颇多了解，今摘录于后，作为先生一生之定论：

『予与君交逾廿年，共事亦且数载，声气之求，若有夙契，其才器之英发，识见之精博，非仅我同辈中卓然特出，即国际友人亦靡不衷心佩仰，每当广座论事，或促膝深谈，君辄分析事理，指陈得失，竟委穷源，沛然若决川流而莫窥其际，此其蓄于中者至富，而专心致力于所事，有由然也。』

『嗟乎，人才难得，正当国家用人之今日，以君之才之学之年，方将大有所为，以与吾人为事业互助互励之益友，使克尽展所长，其未来成就，又安可量耶。』

『君创办中华开发公司，荩筹擘划，锐意经营，不数年间，声望卓立，国际间誉为开发公司之楷模。而君复于业务之余，碌碌奔波，从事国际间国民外交之建立，于吸引外资，协助经建，尤多贡献，不幸壮年遽逝，感念平昔，能毋怆然于予怀耶。是岂独我金融界莫大之损失，亦重为国家人才惜也。……』

先生身后

企业界友人为纪念先生生前对国家及工商界之贡献，于先生逝世之次年集资新台币一百二十万元，设立「财团法人企业界纪念张心洽先生学术基金会」(网址 www.felixchang.org)，推选潘鋕甲出任董事长。民国七十二年，改由先生之次子张孝威接任董事长，基金之规模亦逐年成长至新台币二千万元以上。基金会之主要业务为提供高额奖学金，每年甄选一至二名专业人士赴美攻读企管硕士学位，成立至今已有28名奖学金得奖人赴美取得学位后，服务于国内工商界，为台湾造就多位企业人才。

民国七十一年四月，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于台北市吉林路中国国际商银大礼堂举行，先生之旧属及好友近三百位出席，由时任农民银行董事长之金克和担任主持人，并请当时财政部长徐立德讲述先生生平。

民国八十一年四月，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会于台北市许昌街大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举行，由先生旧部，曾任央行副总裁、财政部长、行政院秘书长之钱纯担任主持人，包括前行政院长俞国华先生在内之先生生前亲朋好友百余位亲自出席，多为金融机构负责人、政府财经单位高阶主管，并请当时中央银行总裁谢森中专题演讲：「开发银行的理想与作法」。会后并举行茶会，亲朋故旧齐聚一堂场面温馨感人。

民国九十一年四月，先生逝世卅周年，是时张夫人年届八十，三十年含辛茹苦，抚育子女四人。长子爱伦，美国维吉尼亚大学企管硕士，娶党国元老居正之孙女，居浩然之三女居美为妻，定居美京华盛顿，并育有二女学蓉、学仁。次子孝威，美国宾州大学华顿学院企管硕士，娶许锡田之三女蒙爱为妻，有女学颖，现居台北，孝威克绍箕裘，亦为当代金融界之能员。长女令达，美国明尼苏达大学食品科学硕士及密西根大学企管硕士，嫁邓席珍之次子庆云(美国印地安那大学企管硕士)为妻，长居美国芝加哥，育有佳怡、佳惠二女。次女蓓蒂，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企管硕士及基督教中华福音神学院圣经硕士，嫁朱邦泽之三子黄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企管硕士)为妻，现居台北，育有咏真、咏洁、咏慈三女。

忆当年先生骤然逝世，子女四人皆未成家立业，诚如夫人祭先生挽联所述「百日随亲逝九泉，先我归；儿未婚、女未嫁，事业一生嗟永歇」。先生逝后，张夫人全心倚持基督信仰，凭借上帝之信实与慈爱，三十年来辅育儿女卓然有成，终全先生未竟之遗愿，式足慰先生在天之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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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数据及书目：

1.    《私人档案》，王骏，未出版；王先生义务提供其私人档案中，有关张心洽生前相关资料，特此致谢。

2.    《张心洽先生纪念集》，张心洽先生治丧委员会编辑，台北市，民国六十一年九月出版。

3.    《张其锽夫人访问记录稿》，访问人员：郭廷以、沈云龙、夏沛然，纪录整理：夏沛然，台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五十一年五、六月间访问，未出版。

4.    《珠宝世界》，张心洽着，台北市，妇女杂志社，民国六十一年八月初版。

5.    《上海百年风华》，叶文心等合着；台北市，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民国九十年六月初版。

6.    《上海的豪门旧梦》，宋路霞着；台北市，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九十年十二月初版第二刷。

7.    《创造财经奇迹的人》，张骏着；台北市，传记文学出版社，民国七十六年二月初版。

8.    《政治家的风范：俞国华八秩嵩寿文集》，丘秀芷主编；台北市，俞国华文教基金会，民国八十三年十月初版。

9.    《财经巨擘─俞国华生涯行脚》，俞国华口述，王骏执笔；台北市，商智文化事业公司，民国八十八年五月十日第一版第一刷。

10.《总统先生的同学会：36个台湾艾森豪威尔威尔的故事》，王骏着；台北市，新新闻文化事业公司，民国九十年三月初版第一刷。

11.《李国鼎口述历史：话说台湾经验》，康绿岛着；台北县新店市，卓越文化事业公司，民国八十二年十一月三版。

12.《俞鸿钧传》，王绍斋、章君谷合着；台北市，中外杂志社，民国七十五年十月初版。

13.《王昭明回忆录》，王昭明着；台北市，时报文化出版企业公司，民国八十四年六月廿日初版一刷。

14.《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姚崧龄编着；台北市，传记文学出版社，民国七十一年一月十五日初版。

15.《民国大事日志》，刘绍唐主编；台北市，传记文学出版社，民国六十七年五月一五日再版。

16.《国史馆现藏民国人物传记史料汇编第五辑》，台北县新店市，国史馆，民国八十年二月出版。

17.《中华民国史稿﹝最近两百年中国史：2﹞》，张玉法着；台北市，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八十七年六月初版。

18.《严前总统家淦先生哀思录》，严前总统家淦先生哀思录编纂小组编辑；台北市，行政院新闻局，民国八十三年七月第一版。

19.《中华民国当代名人录》，中华民国当代名人录编辑委员会编辑，熊钝生主编；台北市，台湾中华书局，民国六十七年十一月初版。

20.《台湾：战后50年：土地‧人民‧岁月》，中国时报编辑部作；台北市，时报文化出版企业公司，民国八十四年十月一日初版。

21.《故友张心洽兄逝世十周年》，程芥子着，传记文学杂志第四十卷第四期(总号第239号)，第81–82页，台北市，传记文学杂志社，民国七十一年四月发行。

22.《我们如何创造了经济奇迹》，王作荣着，台北市，时报文化出版企业公司，民国七十八年三月廿四日初版。

张心洽先生大事年表

1920年 民国九年             三月八日〈农历正月十八日〉出生于广西桂林。

1927年 民国十六年    (7岁) 父张其锽于河南殉难，随母依居上海聂家花园。  

1942年 民国三十一年 (22岁)    上海商学院毕业，入上海中国银行，任职昆明中行运输处。  

1946年 民国三十五年 (24岁)    赴美国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深造。

1948年 民国三十七年 (26岁)    三月，获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后返国，复职中国银行广州分行，任侨汇主任职。

五月三十日，与丁桐小姐结婚。  

受邀兼任美援会广州办事处主任

1948年 民国三十七年 (26岁)    三月，获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后返国，复职中国银行广州分行，任侨汇主任职。  

1949年 民国三十八年 (29岁)    随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迁居香港。

1950年 民国三十九年 (30岁)    随中国银行转赴台湾，因重整账册有功获时任中银董事长徐柏园之激赏，拔擢为会计处副处长，同年复升任秘书处处长。

1951年 民国四十年   (31岁)     由中国银行借调台湾银行，出掌台湾银行国外部。  

1952年 民国四十一年 (32岁)    译述「董事会与企业管理」一书于台北出版。

1954年 民国四十三年 (34岁)    获选入革命实践研究院联战班第三期受训。

  荣获美国艾森豪威尔威尔基金会第一届「艾森豪威尔威尔奖金」，赴美考察一年。  

1957年 民国四十六年 (37岁)    取得中华民国会计师执照。  

  随同由俞国华担任团长之「金融考察团」赴美考察二个月，于考察期间与俞氏结为至交。

1959年 民国四十八年 (39岁)    元月出任「中华开发公司策进委员会」执行秘书。五月，中华开发信托公司正式营业，出任副总经理。

1961年 民国五十年   (41岁)    首次参加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年会。

1962年 民国五十一年 (42岁)    入国防研究院第四期研究。  

   获选为中华开发公司新增董事。  

   赴华盛顿出席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年会。

1963年 民国五十二年 (43岁) 递补霍宝树病逝遗缺，升任中华开发总经理。

  兼任中国文化学院城区部商学系主任。

  赴伊朗德黑兰出席第二届亚洲区开发银行会议。

  赴美国纽约市出席美国远东理事会远东区会议。

1964年 民国五十三年 (44岁)    当选中华开发公司常务董事。

                赴日本东京出席世界银行年会。

1965年 民国五十四年 (45岁)    赴美国华盛顿出席世界银行年会。

1966年 民国五十五年 (46岁)    赴美国华盛顿出席世界银行之年会。

1967年 民国五十六年 (47岁)   赴巴西里约热内卢出席世界银行年会。  

    九月取得美国宝石学院文凭。

1968年 民国五十七年 (48岁)    赴美国华盛顿出席世界银行年会。

九月取得美国宝石学院高级文凭。开始逐月于妇女杂志撰写「珠宝专栏」。

1969年 民国五十八年 (49岁)    五月，主持中华开发庆祝成立十周年庆祝酒会。

  六月，取得英国宝石协会文凭，及该协会会员资格。

  七月，赴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九月，赴日本东京出席世界银行国际银公司之「远东区开发银行高级人员会议」。随后，转赴美国旧金山，参加由美国工业会、史丹福研究院所联合举办的「第三届国际工业会议」。之后，转往华盛顿，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会与世界银行年会。

1970年 民国五十九年 (50岁)    四月，赴韩国汉城出席亚洲开发银行年会。

五月，中华开发迁入南京东路五段之现址。

六月，兼任中国国民党文化经济事业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九月，赴丹麦哥本哈根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会与世界银行年会。

十月，赴匹兹堡出席美国西屋电器公司所举办之开发国家咨询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应比利时宝石协会之邀前往欧洲，参加第十三届国际宝石会议。

1971年 民国六十年 (51岁) 三月，兼任中央投资公司首任董事长。

四月，赴新加坡出席亚洲开发银行年会。

七月，中国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获选为常驻监察人。

九月，赴美国华盛顿参加国际货币基金会与世界银行年会。

十一月，中国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获选为第一届董事。十一月，赴日本东京出席摩根保证信托公司国际咨询委员会会议。母亲聂太夫人病逝。

十二月，中国银行改组为中国国际商业银行，获选为首届常驻监察人。

1972年 民国六十一年 (52岁)    四月七日，因急性心肌梗塞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