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中共第二任驻美大使章文晋     

陈香梅

 

[编者按] 本文原载于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第六十七卷,在网页上刊登陈香梅的这篇文章,一来是聂崇彬最近采访了陈香梅,更主要是章文晋与我们有一些亲戚关系。章文晋的外公是朱启钤。章文晋十五岁就去德国留学,费用即为外公朱启钤所赠。朱启钤是我祖父瞿兑之的表兄,也就是我的曾祖母傅幼琼(字婉漪)大姐的儿子。朱启钤早年丧父,戊戌变法前,瞿鸿任江苏学政,朱启钤曾随母亲、外婆一起住在瞿鸿官邸,由瞿鸿辅导他的学业,因此他将姨父瞿鸿及姨母视作“严师慈母”。此外还有另一层关系,朱启钤的夫人是崇德老人二姐曾纪耀字仲坤,适茶陵陈松生)的女儿。“聂家花园 百年春秋”在《上海滩》杂志连载后,曹三哥(兴治)曾致信作者宋路霞女士,认为在叙述聂家亲戚的事迹时,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人物,其中就包括朱启钤。

 

欲持一瓢酒,速慰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

                      -- 右录韦应物句

一九九一年二月,中共前驻美大使章文晋去世了,终年七十六。已经四年了。那年三月中,我到北京去看章夫人张颖,她遵从章氏遗嘱不开追悼会,但到章家追悼的人很多,一共有四五册签名簿。当朝的人都到过了,也是生荣死哀吧。

一个安静的星期日,北京下过了一场小小的瑞雪,我去章府看望张颖。她有点不舒服,是胃病,但我们谈了很多,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她和章文晋结婚四十七年,四十七年多半在风浪中度过,他们看尽了中国的分分合合,看尽了人世间的沧海桑田,难能而又可贵的是他们没有失落赤子之心。

我是一九八Ο年冬首次与章文晋大使在北京会面的。

我自一九四九年离开中国上海,三十一年後再回到中国的北京。去国时是随著外子的民航空运公司撤退到台湾,因为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已迁都台北,我们也就迁到台湾,继续在香港、日本、台湾等地做航空公司业务,在中国的四十九个城市的办事处在尽量协助官民撤退之後,也就全部退出中国大陆。

我当年二十多岁,对於时事及政情没有太深刻的了解,只知道共产党来,大家都得逃命,为此,我也算是逃命到台湾的反共人士吧。外子逝世後,我定居华盛顿,在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工作和学习。一九六三年我用英文写了一本书,名为 A THOUSAND  SPRINGS,中译本名为“一千个春天”,在美国上了纽约畅销书的排行榜,共出了九版,一连六七个月都在畅销书排行榜中,有中译本、韩译本,都甚畅销,数年前大陆也以简体字出版了这本书,有两种版本。我提到这本书因为这是我送给章文晋大使夫妇的见面礼。章夫人张颖也是文学家,是专注於戏剧方面的,因为她的介绍,中国也出了一些我的书册,这是题外话。

雷根总统於一九八O年十一月当选总统,但他要等到一九八一年一月才上任,他和共和党都想对北京当局多些了解,正在考虑派何人去联系,其时中共驻华盛顿的大使是柴泽民。我是雷根竞选委员会的小内阁中唯一的女性、唯一的亚裔。每次开重要会议时也出席,为此和当年的雷根圈内红人米哥狄华相识,雷根夫人南茜对于狄华夫妇更是亲信有加。

柴泽民大使经过蔡文治将军夫妇的联系,拿著我的舅父廖承志(人大副委员长,後被选为人大委员长)的亲笔信请我访问北京,并和邓小平等领导人见面。我徵得雷根的同意,由他亲函派我做他的私人代表去北京做官方访问。为了顾虑到共和党人的眼红与嫉妒,我建议由当时参院多数党主席贝克(Howard Baker)参议员同行。但贝克夫人重病入院,那时已是接近年终,大家都忙著过圣诞节,祝新年。参院副主席是阿拉斯加州参议员史蒂芬斯,他正忙著准备结婚,於是大家说:“那你就到北京去渡蜜月吧。”於是就这样决定了我们三人领带了一名秘书一同以雷根总统代表的身分去北京访问。

在北京负责招待我们的是外交部的章文晋大使和冀朝铸(礼宾司主任),就这样我们结交为朋友。後来章文晋接柴泽民做驻美大使,冀朝铸也先来华府做公使,後又去菲塞岛(按即斐济)做大使,现任驻英大使,最近又将接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章文晋这个人是一位诚恳而又可亲的外交家,假如说张群是蒋介石的忠实干部和密友,那么章文晋则是周恩来的忠实支持者和密友。不出锋头、不抢权、不虚假、不伪善,诚恳待人,虚心求教,真是中国不可多得的人才,而且可以做年轻外交家的典范。最难能可贵的是,章氏夫妇一生淡薄名利。四个儿子(没有女儿)在美国拿到学位後全部回国工作,奉献国家,今时今世难能可贵,也是章氏夫妇教子有方!

章氏在华府三年,在这三年当中该说是中美关系的美好时光。章氏对於中美问题都取平淡处理,即使北京外交部要他到国务院去“抗议”他有时也只一笑置之,让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为此,国务院的人对章氏印象甚佳。章氏的所谓“国外关系”甚多,因为他出身大家族,不但在欧美有亲人,在台湾也有不少亲友。在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时代,因为他的“海外关系”受了不少苦头,但他谈过去的事时只对事、不对人,他的夫人张颖做过江青的秘书,但她从来不多言往事,只全心全意照顾丈夫和做她的文艺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一件趣事。

柴泽民来华府做第一任驻美大使,遵从惯例,仍住在大使馆内而不住大使官邸。那时中共在R街的大使官邸是空著的,而且维护甚差。冀朝铸来和我商量,我建议他先把R街的房子整理一下,等章氏夫妇到华府时直接把他们接到大使官邸,不要惊师动众,很自然地让他们住到大使官邸去,我还说:“有人提意见,找我好了。”数月後,章夫人不知从那儿知道了那是我出的主意,她说:“你害得我好苦,我不但要整理花园,还要把那年久失修的房子大大修补一番,累死人了!”我笑说:“你们现在有官邸宴客,既亲切,又无拘束,你该感谢我才对。”她笑了,我知道他们都感谢我,虽然他们也知道,假如不是我和已故的名律师柯克伦的“安排”,“双橡园”将是他们的“官邸”,蒋经国先生曾请我和柯克伦律师到台北,面谢我们,虽然“双橡园”的得以保存有不少人争功,也有多数人不知细节,甚至有些人还以为是某些後来者争取回来的,这都不对。为了中共大使因我之故而住不进双橡园,我想最低限度他该住进他的官邸。

唉,我们可怜的中华民族,假如我们同心协力,团结一致,向外发展,今日的中国人该是多么值得骄傲的民族!

章氏在华府时,每逢春秋,园内玫瑰花和菊花盛开时,他们总会送一两盘到我家中,尤其是他们园内的菊花真是又美又艳,送花事小,但那心意是深远的。

天安门事件发生後,我是华府第一位回去中国访问的,行前也会见了布希总统。其时北京领导人多住於北戴河,於是我也被安置於北戴河的“特区”,和章氏夫妇同住一个“宾馆”。这期间,我们有比较多的时间在晚上谈心,白天有空也到北戴河的海滨散步,边走边谈,对於国事、家事、海峡两岸的事都有些心得和意见。那时章文晋的身体已不太好,他还住过院,检查过身体,心脏有毛病。北戴河的晚上很安静,虽然常有官员召宴,但散得很早。晚饭後我们还玩过两次桥牌。他们对我有“雪中送炭”的谢意。不管政见如何,我们成为亲密的朋友。

有一次他到我们水门家中过美国独立纪念日(美国七月四日的国庆),我的朋友问章氏:“请你告诉我你是怎么、为什么参加共产党的?”章氏笑著说:“我十五岁就去德国读书,当时的德国希特勒纳粹主义抬头,对种族歧视甚深。在柏林,保守派系的组织不收容东方人,那时周恩来在法国搞学运,我见到周恩来,受他的感召加入青年工作,後来回国也不受到保守派的欢迎,於是参加了左派组织,正式入党。”他的回答很巧妙,只用保守与左派形容中国两党之别,而且对人问他这个较敏感的问题一点都不在意。

感恩节他们夫妇在我们家中度过,饭前大家祈祷,他们两人也一同低头,在不拘小节的礼仪中,他做得恰到好处。

他打网球,喜早泳,又每天跑步。在所有外交使节中,只有他们两人,我们随时可以说一句:“我来看看你好吗?”就随时可以互访。中国失掉了一位外交尖兵,我失掉了一位良友。

章大使奉献的外交生涯可与叶公超先生媲美。但章大使较幸运,虽然饱经忧患,但他有爱护他、支持他的贤妻,还有上进的四个孝子。如今他虽已归道山,我相信他的友好、他的同事、他的前辈与後辈,大家对他都有无尽的哀思与追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