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火箭飞弹之父”钱学森感念三位哲人

王奂若

[编者按]这篇文章原刊于台湾《传记文学》2003年6月(第七十六卷 第六期),由表姐彭鸿远提供。

民国八十八年(一九九九)十月一日是中共建国半个世纪五十周年纪念大庆,为了扩大庆祝及宣扬国力,於喜庆气氛中,特别於八十八年九月十八日下午,中共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会隆重召开大会,表彰研制“二弹一星”作出突超贡献的二十三位顶尖科技专家。 

中共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朱熔基、李瑞环、胡锦涛、李岚清及尉健行等均亲临参加表扬大会。

江泽民主席在颁奖前简短致词说:“两弹(原子弹及导弹)一星(人造卫星)的研制成功,是中华民族为之自豪的伟大成就。”五十年代中期,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为核心【注一】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於一九五五年【注二】听取了钱三强及李四光等人之关於“原子科学工作和铀矿资源的汇报工作”後,为了保卫国家安全,高瞻远瞩,果断地作出了独立自主“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大批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包括了许多在国外已有很杰出成就的科学家们,怀著对新中国的满腔热爱,响应国家号召,义无反顾的投身到这一神圣而伟大的事业中来。他们和参与“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广大干部、工人、解放军指战员一起,在当时国家经济、技术基础薄弱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智慧和技艺,用较少的投入和较短的时间【注三】,突破了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等尖端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为了在新形势下大力弘扬研制“两弹一星”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领导阶层一致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二十三位顶尖科技专家们予以表彰,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已去世的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等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二十三位科技专家,是国家的功臣,是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的杰出代表,是新一代科技工作者的光辉榜样。我们全国广大工作者和全国人民要学习他们、要发扬他们热爱国家的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於攀登高峰的“两弹一星”精神,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加快实施科教兴国和科技强军的战略。

接著江泽民总书记亲自为到会的十六位受奖人颁发“功勋奖章”,当这些研发功臣走上主席台上,被挂戴金光闪闪的奖章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而享誉国际知名的资深首席科学家钱学森代表受奖人致答谢词及感言如下要义:

今天受奖者大都是七十岁以上的第一代科学家,在座者有第二代梯队及第三代梯队,我们第一代梯队对国防科技发展的成就交出了一张成绩单,算是对国家的期望有了一点交代。在此我要特别告诉大家年轻人,有三位先贤前辈是我们这一代人所最感恩与怀念者,由於他们三位的远大眼光,以及培育人才的宽宏胸襟,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才有今日的开花结果丰硕的成就呈显在国人面前。

第一位先贤是俞大维先生,他是以学者(哈佛大学数理逻辑博士及德国柏林大学弹道学专家)身分受邀从政,於一九三三年初担任国府时代军政部兵工署署长,主管全国军火武器之研发与生产制造。俞氏上任後,深感中日大战,一触即发,迫在眉睫,不可避免,即从德国、瑞典及捷克等国购买武器,弹药、枪炮材料,引进有关科技,大力整顿金陵、汉阳,巩县及上海等各大兵工厂之生产方法,革除陋习,并有独到的创见与建树,其重点如下述:

第一点,他深知工业的发展,要在科技研究发展方向扎根,所以在九一八东北事件後、抗战军兴之前,即成立许多研究发展机构,如理化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弹道研究所、精密工具研究所、光学研究所、炮兵技术处、航空兵器研究所及军用车辆研究所等【注四】,并高薪聘请德国弹道学权威克朗兹(Cranz)博士来华教导并协助工作相当时日,同时在国内延揽理化方面专才随克朗兹工作,他培育了许多兵器与弹道方面的人才。

第二点,他深知军品的品质,关系到整体的战力,必须提升制造能力,建立军品规格与检验制度,於是在各兵工厂设立工具、样板工厂,加强制造能力与产品精度;由各研究机构,会同兵工署技术幕僚,订定各项军品的规格及机械产品的图样法规,并建立产品验收制度,再由验收零件成品,进而作配装半成品检验,再进而建立整套品控制度。

第三点,他深知工业管理经济效率的重要性,而督导工业,掌握效率的重点在成本会计制度的建立,兵工署首先推行军火弹药生产的成本会计制度,全国各生产工厂及大企业多纷纷仿效,在当年重庆大後方蔚为风气,对我国工业水准的提升有深远的影响和助力。

当年留学欧、美及日本等国的理工学人专家,国内各大学出身之理工科人才以参加国防科技研发及武器弹药生产工作为报国之志,并引以为荣!一九三七年中日大战果然爆发,俞氏奉命将全国二十多个兵工厂迁移到大後方,抗战八年期间,国军作战所需轻兵器和弹药不曾短缺;而兵工厂也培育了大批兵器与弹道方面的人才。例如在场的受奖人任新民、屠守锷、姚桐斌、孙家栋,黄纬禄,以及未受奖的火箭专家徐兰如、沈正功及谢光选等人均曾在俞大维领导下的兵工厂及相关的研究机构打下了坚实的兵器设计与制造本领。

在我国研发成功的飞弹及导弹领域中,我钱学森不过是理论上及精神上领导者(Theory and Spirit Leader),而在硬体设计、工艺、实际生产制造(Hardware, Design, Technology, Practice Production, and Manufacture)等方面都是任新民、徐兰如及谢光选这一批出身兵工厂的人,所领导的一群技术工人们的集体杰作成果。

俞大维主持兵工厂业务长达十四年之久,有“兵工之父”的美誉。他是我国近代国防科技发展史上第一位大力开拓、耕耘、播种,灌溉、施肥的始祖园丁,我们不能忘记他。

第二位先贤是吴大猷先生,一九三三年吴大猷得到密西根大学物理博士学位,一九三四年七月吴氏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教,年仅二十七岁,是最年轻的教授,亦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三位物理博士,他任教北大後,有感研究设备不足,自美购得 Rowland 光栅、石英水银灯、氦辐射灯及德国制 Steinheil 光谱仪,进行原子分子光谱实验及电路瞬流理论实验,使北大首次进入研究与实验规模,经过三年努力,发表了十八篇论文,刊在国内及英、美期刊上,为我国国际科学地位打开大门。以後,他培育的学生有几位陆续获得英美博士学位;到了一九四○年他任教西南联大时,已是名教授了。吴大猷续在西南联大教了八年物理系相关课程,虽在很艰困的环境中,吴氏培植了不少杰出的人才,如马仕俊、郭永怀、朱光亚、马大猷、卢福春、薛琴舫、李荫远、黄昆、张桐生,杨振宁、李政道、张守廉及黄授书等,而杨振宁和李政道於一九五七年获诺贝尔物理奖,最受瞩目。今日受奖者朱光亚及郭永怀均是吴氏及门弟于。更有一段历史故事要告诉大家,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美国投下第一枚原子弹炸日本广岛、八月九日投下第二枚原子弹炸日本长崎,因为杀伤力惊人,日本无条件向盟军投降了。国府蒋先生立即召见近代物理学名教授吴大猷垂询我国有无能力制造原子弹?吴氏即坦诚直言应即早培育人才著手。当局即令军政部部长陈诚和次长俞大维(仍兼兵工署长)计划培植国防科技人才,并指定吴氏负责选拔科学人才出国进修深造,以兵工署制造经费支应留学费用,计有入选共五人:李政道(物理)、朱光亚(物理)、王瑞铣(化学)、唐敖庆(化学),孙本旺(数学)。并由吴大猷领队,於一九四六年六月即起程赴美考察,五人分赴各名校攻读。他们几位学成後,对於原子弹的研发均有杰出的贡献:中国能成为核子大国,吴大猷的教学之功不可埋没,所以他在海峡两岸都受到极大的尊敬,有“中国物理学之父”的美誉,我们也不会忘记他。

第三位先贤是翁文灏先生,他於三○年代自比利时获得地质学博士学位後不久,亦以学者身分受邀担任经济部长,在他任内成立“资源开发委员会”,并兼该会主任委员,网罗了全国各界专家、精英为国家资源开发,运用、扩建、生产等投下了很多心力,今日受奖人中之钱骥、姚桐斌、于敏、杨嘉墀,王大珩、王希季等人均曾在资委会所属单位工作过而孕育成长,学到了不少本领功夫。我国近年来的石化工业、矿冶工程,造船、水利,桥梁、土木、建筑,农业改良,养殖业改良、环保工程等基础工程的建设,均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成就,这些成就皆是我们出身资委会的第一代科学家及工程师的经验和智慧的结晶。翁文灏无为而治的学者风范常令我们第一代人所怀念,资委会也培育了不少人才为国所用,他有“资委会的大家长、龙头”的美誉,他领导资委会十余年,我们也不会忘记他。

我国国防科技发展,自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清廷开始实行自强运动以来,至今已有一百三十七年的历史,中国的“两弹一星”研制成功,是全球华人的光荣,这是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使中国已成为少数独立掌握核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国家之一,在某些关键技术领域上已经走在世界的前面,使中国的国防实力大大提升,而且广泛带动了科技事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蓬勃建设,是我国科技发展史上攀登科技高峰的壮举。

国际上舆论评说:“一个工业与科学资源都极其贫困的国家,能达到如此先进的科技与军事成就,尤其又在处於大跃进时代所掀起的严重动乱之下,实在不可思议!”“中国人综合了稍嫌过时的苏俄系统及美国
系统,著手建立成功自己的太空计划。”“美国人的狂妄自大,让钱学森回到中国,使中国飞弹发展推前二十年;反之,他如留在美国,则美国的太空计划也会推前二十年。”

下面简要介绍一下钱学森这个人的一生事功与传奇,让我们更深一层了解这一位伟大的传奇科学家成功的历史与遭遇到美国人的欺凌与侮辱的事实经过。

钱学森於一九一一年在杭州出生,其父名钱家治,留学日本,在日本读过二所大学,主修教育与哲学,曾任杭州“民知”师范学校校长。名作家文人鲁迅(周树人)曾在此校教过书。钱学森的童年从一九一四至
一九二九年均在北京成长,对当年的内政腐败、军阀割据及外来的侵略,尤其是日本人的狂妄,交相夹攻之下,孕育了他强烈的爱国、兴国的雄心大志,遂决心走向科技报国之路。

他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在上海法国租界的兆丰公园大门口,看到了一个醒目的大牌子:“狗和中国人不得入内”,气得钱学森大骂帝国主义洋鬼子真是欺人太甚!岂有此理!钱氏於上海交大机械系航空组毕业後不久,即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攻读拿到硕士学位。一九三六年钱氏慕名在加州理工学院有一位冯卡门教授,是美国当年最有名气的气动力学教授,他是匈牙利裔犹太人,已宣誓成为美国公民;钱学森即投身冯卡门指导下,得到博士学位,後来师生二人共同研究,成为最好的搭档与绝配。

冯卡门是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受的教育,拿到博士後到美国教书,他在加州理工授流体力学、飞机之结构弹性、高级气体动力学,他也仿照德国教学方法训练学生,要求以“严谨的应用数学方法”与“物理观念基
本法则”来处理解决工程上的难题,简言之,即对抽象的物理观念及数学证明双管齐下来解决工程难题。

冯卡门与钱学森合作下完成了不少杰作:一、压缩液体和结构体膨胀屈曲问题。二、若干飞行上的基本难题解决方案。三、设计超音速飞机的压力校正公式。冯卡门还发掘了“气体动力学”上的多项疑难问题,钱学森以数学方法演算解决得到了圆满而周延的答案,於是“两人成了绝配”,在加州理工学院传开而传遍美国学术与科技界,科技界一致公认:“喷气机的发展与问世,二人是主力功臣,无人能出其右!”

钱学森的名著有:《流体力学》、《结构屈曲》及《工程控制论》(Engineering Cybernetics),均是世界权威性著作,为航空学术界视为宝典。

钱学森於一九五○年九月七日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研究室被捕,罪名是有共产党嫌疑,失去自由被软禁,被疲劳审问,受尽了折磨及牢狱之灾,最後受到中国总理周恩来之重视而出面营救,在日内瓦谈判中,美中以战俘交换条件下,以罪证不足被判驱逐出境,於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七日被解回中国大陆。钱学森在美国前後历十五个寒暑,原意愿常留美国继续发展,但因美国的恐共症作祟,而沦为受迫害的牺牲者。尤其令人发指者,美国联邦调查局干员以驱逐令押解钱学森上飞机时不准钱氏携带任何书籍、图样纸张等以防万一,但钱氏仍不畏强权,发出忿怒的吼声:“我的头脑你们是无法洗清的!”(My brain,you can't wash out),钱氏於回国後接受记者访问时说:“回国後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要给美国人好看!”“中国的战略飞弹计划”於一九五六年初即奉准建案,在钱氏的卓越领导下,中国人自力研发的短、中、长程飞弹已受到国际上的肯定及威胁,而“中国火箭飞弹之父”美誉亦水到渠成非钱学森莫属。

一九七九年美国加州大学理工学院颁发钱学森“杰出校友奖”,但钱学森并不领情,而且发出心中积压多年的不平之鸣:“除非美国当局公开向我道歉,我才去领奖!”壮哉!斯言!中国科学家的风骨!钱氏在美的好友们还与当政的卡特总统的科技顾问普雷斯多方协商,终於为钱学森平反了,撤销了当年钱学森的驱逐命令档案。但钱氏坚持仍不肯去领奖,他又说:“只要美国政府一位主管官员公开承认,当年是做错了!”而没有得到美方回应不了了之。

钱学森的夫人是蒋英,她是名军事战略家、保定军官学校校长蒋百里【注五】的第三女公子,文化大革命期间,钱氏也受到了波及,忍受难以想像的苦恼、冤屈、批斗、人格羞辱。吃了不少苦头,写下了自白检讨书,这也是一代名科学家的悲哀,始料不及的命运。时也?命也?徒呼奈何!大陆改革开放後,其子钱永刚得到周恩来的批准,也去了美国求发展,现在加州一家台湾商人经营的电脑公司任工程师之职。

邓小平在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四日说的好:“如果六○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导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是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我们的智慧绝不此外国差,依靠自己的独创和勤奋,可以超过人家。从第一颗原子弹试爆到氢弹的试爆成功,美国用七年,苏俄用四年,英国用四年零七个月,法国用八年,而中国仅用两年零八个月。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当局说:“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有关技术资料,以後就撤走全部援华专家,带走一切资料”;还讥讽中国离开他们的帮助“二十年也搞不出原于弹,就守著这堆废铜烂铁吧”!

一九六○年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帐是很难还的。”为了记取这个教训,表示中国人的志气,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工程代号就定为“五九六”专案。计划主持人是钱三强(留法)、副主持人是王淦昌(留德)改名王京,为了机密从此隐姓埋名与外界隔绝十七年,还有彭桓武(留英)及力学专家郭永怀(留美),同时任命钱三强为核武器研究院院长,王、彭及郭三位被任命为副院长,分别担任物理实验、总体设计、理论计算及系统整合方面的领导工作,一切都靠自己摸索,从理论设计到实验测试仪器,方法都是从头开始,艰苦创业。原子弹的爆炸过程是:爆轰、压缩、超临界、出中子、爆炸。研制工作要先进行“冷试验”取得各种数据,最後才进行“热试验”。首先进行爆轰试验,对固体炸药工艺研究,新型炸药研制、射线测试和脉冲中子测试等方面取得大量实验数据,解决了一系列的关键性难题,而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下午十五时正进行“热试验”按电钮启动,金光喷发,火球凌空,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了!也震惊了世界,是世界上继美,苏、英、法四国之後拥有核子武器能力的国家!

在“两弹一星”的伟大成就中,清华学子占有显著的地位,上面提到的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中,钱三强、彭桓武、汪德熙,朱光亚、郭永怀,唐孝威等均为清华校友,均因杰出成就而被选为中国中科院院士,其他入选院土校友还有邓稼先,周光召、赵九章、王大珩、陈芳允、黄祖洽、胡仁宇、刘广钧等人。这些成就应该说是清华大学早期叶企孙,吴有训、萨本栋、赵宗尧、饶毓泰、周培源、吴大猷、任之恭等名师的教育培养以及“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校风有很大关系。

另外钱学森出身交大,程开甲出身浙大,任新民、徐兰如、沈正功、雷颖、刘元发、石开朗、张昭德,胡裕同、郑毓珊、吴谋泰、来新阳、陶超敬、谢光选、吴蕴初、严演存等人出身兵工学校大学部,朱家骅、夏建白、杨继曾、汤元吉、赵学颜、周芳世、刘仲元、徐君宪、严庆龄、韦永宁、李国豪等出身同济,像交大、浙大、兵工大学、同济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北洋大学等名校均培养了不少人才,为国防科技贡献了心力。

中共原子弹研制功臣王淦昌回忆其恩师,清华物理名教授叶企孙老师对他说的一番话:“如果我们的国家有大唐帝国那般强盛,这个世界上有谁敢欺侮我们,……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从他老师的一席话後,王淦昌即下定决心走科学救国的道路。钱学森及两弹一星受奖的科学家们无不是有志一同!从上述我国两岸国防科技发展能攀登高峰的壮举,愿两岸继承和发扬爱国重教的好传统,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爱国人才,为国家作出比“两弹一星”更高超、更先进的科技成就。

 

注释

注一:领导核心人物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彭真、陈毅、聂荣臻等人。

注二: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钱三强与李四光至中南海列席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之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集中讨论并决定建立原子能工业。钱三强在会议上还为领导核心们“讲课”,介绍国内外发展原子能之概况,并利用他自己制造之盖革计数器、铀矿标本作现场示范,看得领导人目瞪口呆,啧啧称奇!周恩来发言时强调人才培养之重要性,会议中於作出发展原子能科学技术之战略决策後,先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开办技术物理系,工程物理系,钱三强在周恩来领导下,参加负责原子事业之建立,组织与发展工作,终於完成任务。有“中国原子能科学之父”的美誉就是钱三强。

注三:从第一颗原子弹试爆到氢弹的试爆成功,美国用七年,苏俄用四年,英国用四年零七个月,法国用八年,而中国仅用两年零八个月。

注四:民国二十二年十一月成立应化研究所於南京百水桥,以研究化学防卫技术为主,研究人员中高级者,皆为留学欧美之学人专家。二十五年四月设立弹道研究所於南京大方巷,由俞署长大维兼任所长,延聘国内外专家参与工作,德国弹道专家 Dr. Cranz亲自规划及参与研究工作,该所设有弹道及火药两个处。二十五年设立精密工具研究所於百水桥,以划一工程标准规格及器具制作与校验,以促使军品件互换。二十六年五月成立炮兵技术处,设计二○、三七、七五及一○五火炮及炸弹。二十九年九月在株州成立炮厂。二十六年成立光学研究所於南京百水桥,与德国蔡司厂合作,修理部队缴回之光学器材。二十五年成立航空兵器研究所於南京,借用中大机械工厂机器四十台,迅予开工,从事炸弹引信保修工作。二十六年二月成立中兴机械所,支援部队保修工作。

注五:蒋百里先生聪明绝顶,浙江海宁人,与王国维、徐志摩三人同称海宁三才子、三杰。蒋氏清末中举,去日本留学,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以第一名毕业,又转德国留学,习军事五年,早露头角,得到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赏识,赵专摺奏保蒋氏为特异人才,可以大用,奉清廷上谕:“举人蒋方震交东三省赵尔巽任用。”袁世凯当国时亦加延揽,任为保定军官学校校长,时间不长。有一次他为改进校务到北京陆军部有所请求,被拒绝,愤而回校,召集全体学生讲话说明经过说:“我做这样的校长对不起学生,当众开枪自戕;幸而受伤未死。事闻於袁世凯,延请一日本医官治疗,医官留一日本女护理服侍,蒋对此日女发生感情,向之求婚,日女说家有父母,且彼此为异国人,不能自主,须由父母决定。蒋伤愈後真的亲赴日本女家求婚,竟然同意这门婚事,遂与日女结婚,生五女,大名蒋昭,二名蒋雍、三名蒋英(为钱学森夫人),四名蒋华、五名蒋和。蒋百里的日本夫人即常住蒋英家中,直到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