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大维功业、典范永存

纪念俞大维先生逝世十周年而作

王奂若

［编者按］这篇文章原刊登于台湾《传记文学》2003年7月号，作者王奂若是俞大维先生的老部下。

前言

中华民国九十二年（2003）七月八日是俞大维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日，日前多位长官、友好们嘱告能否写一篇追思怀念文，以兹发扬俞先生之精神典范！正巧俞先生生前的爱将戚荣春将军（前空军中将副司令、华航前总经理），也是作者同济大学的学长，在一次聚会中也曾提及俞大维先生生前曾乘坐其T-33喷射机，由戚将军驾驶亲飞大陆东南沿海地区侦察，身先士卒，制敌机先，达到胜兵先胜的目的。俞大维先生说：“我自己不能去的地方，我不会派我的部下去的。”戚将军非常敬佩怀念他的老长官俞大维先生，从平凡中见其不凡，俞先生在其国防部长任内，每次莅临空军基地，大队长刚葆璞将军均奉命担任接待和说明工作，俞部长在图片上研究敌情后，常提示要亲往大陆去侦察，计前后派遣T-33喷射机共十三架次，其中十次是前往大陆侦察。另外三次，一次是喷射机性能感觉飞行，其余两次则是飞往乌坵、金门外海及澎湖巡视。这十三架次，刚将军飞了十次，戚将军飞了两次，另一次则是由已殉国的飞U-2英雄陈怀生驾机去的（当时刚葆璞是大队长，戚荣春是作战科长）。

一江山失陷前，民国四十四年（1955）元月七日，刚葆璞和俞部长一起驾机到大陆侦察路桥机场及大陈列岛，飞机于六时三十六分起飞，在海面上以超低空的高度飞向路桥外海，藉以延迟中共雷达的发现。在路桥外海四十浬转向大陆，继续低飞至十浬处，拉升至四千五百呎，于路桥外围侦察一周，便转向大陈列岛，正进行侦察任务时，我战管部通知有敌米格15四架起飞拦截，并随时报告敌机已由八十浬接近到二十浬，建议刚大队长马上脱离，当时俞部长不顾安危，指示再看一看，两分钟后，战管部通知还有五浬，迅速脱离，刚大队长已看到右后方有两个黑点，遂急速拉起机头，进入云层，在七千呎云中作仪器返航。这时，战管部在雷达上看到两点重叠，非常紧张，命令刚大队长作闪避动作，刚大队长则专心于仪器操作，于距桃园基地四十浬时，飞出云层，于八时十五分降落。这次惊险的任务完成以后，国防部颁发了一座干城奖章给刚葆璞大队长（刚葆璞在民国三十九年{1950}四月二十八日驾F-5、P-38侦照上海，在上海北郊大场机场首先发现俄援中共之米格15战机，誉满空军及全国，是空军英雄及雷虎小组成员，飞行技术特优的人物）。刚葆璞担任空军作战司令期间（六十六年{1977}八月十六日至六十八年七月二日）俞部长颁赠一把“金门之剑”给他，在颁剑典礼时俞部长对刚司令说：“葆璞，我在国防部长任内，你和你所领导的侦照部队，冒险犯难所作的各种空中侦察任务，及你驾驶T-33和我一起到大陆的侦察任务，对我有最多最大的协助，感谢你对国家的英勇奉献，特送你这把剑，以彰功勋。”

在俞部长任内，多年来凡是有过功勋战绩的英雄将领，都获有俞部长的宝剑赠送，宝剑赠英雄，不仅是刚司令的光荣，它也代表了空军侦照部队的光荣，这件事不是俞部长对刚司令单纯的厚爱，而是他太了解制空权，空中优势，是我们对中共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戚将军言犹未尽说：“俞部长还赠送一把宝剑给前任空军副司令陈鸿铨将军，以纪念他空战及大陈岛撤退有功。俞大维先生对空军官兵生活及飞官的体力非常关心，在部长任内，经他指示后，便把飞行待遇作了适度的调整。”

俞大维先生赠送给英雄的宝剑，只是一把铜铸两面镀金的剑，由他属下的六十一兵工厂自制，手工精致，闪闪发光，他赠剑的长短不同，完全看受剑英雄的功勋战绩而定，有特殊战绩的英雄，他就赠送长剑，否则就送短剑。在他赠剑记录中，至今只有胡琏将军一位获得长剑的记录（民国四十七年{1958}八月二十三日金门台海战役担任司令官有功，后胡将军还晋任四星一级上将）。

俞先生在总统府资政任内还颁赠“金门之剑”给郝柏村上将、郑为元上将、王多年上将、马安澜上将、刘安棋上将、伊俊上将及许历农上将等。俞资政另以“兵工之光”宝剑颁赠兵工建设有勋功之大员，如前六十一兵工厂厂长赵国才将军、雷颖将军，四十四兵工厂厂长吕则仁将军，中山科学研究院第二研究所前所长刘元发将军等人。戚将军结语说：“你（指作者）跟随俞大维先生数十年，最能体会俞大维先生不平凡的一生，快写一篇纪念文吧！”

受知于蒋委员长

俞大维于民国七年（1918）十月入哈佛大学哲学系，研修数学，成绩每学期均列A等，仅修三年，于民国十年（1921）拿到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并获得谢尔顿旅行奖学金(Sheldon Travel Grant)于是年十月，前往德国柏林大学留学，仍继续攻读德国哲学及数学（数理逻辑）。

民国十七年（1928），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全国统一，政府乃著手军经建设。我国军队现代化之始，政府曾求助于英、美列强，但皆无动于衷，不得不转求于德国。当时应聘来华的德国顾问，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国防部长鲁登道夫的第三厅厅长鲍尔上校，鲍尔上校为了另行设法采购德国军需设备供兵工建设，因此设立“驻德使馆商务调查部”，职司联络采购事宜，而急于物色一位通晓德语的中国人为其主持，并任联络、翻译、采购轻兵器等工作。军事委员会委员兼第二任兵工署署长陈仪将军奉命去德国考察，物色人选，因俞大维久居德国，既谙军事，又精德语，且与德国参谋本部人员熟悉，陈将军遂向蒋委员长推荐俞大维出任该部主任之职，即蒙委员长任命，此乃俞大维先生担任政府公职之始，也是受知于蒋委员长之肇端。俞大维先生于民国十八年（1929）六月返国，任军政部参事，翌年五月再度赴德，出任驻德使馆商务专员，负责采购军备，并继续学习德国参谋教育。

采购军备，不拿回扣，树立典范

采购军品，除须有专门知识与交涉技能外，尤须具廉洁情操，因厂商竞争激烈，常有巨额佣金作为酬庸，一般人认系厂商赠送，取之合法并不伤廉；实则羊毛出在羊身上，对国家仍是一项损失。俞大维先生对此则分文不取，将专案采购之佣金，一概列帐送缴国库。民国十九年（1930）政府要购置欧洲最有名的博福斯兵工厂（Bofors）所造的七五山炮，俞大维先生亲自到瑞典博福斯兵工厂恰办，商谈结果，用预算经费购妥七五山炮十二门，博福斯厂当局按惯例，提出数额不小的回扣以表礼遇，俞先生不动声色，严肃地说：“这笔钱刚刚够再加三门炮的价格，希望你们赶工，使十五门炮一起交货。”这一句轻描淡写的话，震惊了博福斯兵工厂的高层主管，赞叹许多年来从未遇到过这种态度和操守的军火采购人员。俞大维以其哈佛、柏林两座名校的博士学识，典雅的德语、英语，睿智的谈吐和风度，彻底折服了这些瑞典人，他们对俞大维确实佩服得五体投地。

当这批七五山炮十五门运抵国门后不久，即交拨炮兵部队训练、操作、试射、验收及备战，均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民国二十一年（1932）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军阀发动挑起的淞沪战役时，新购的七五山炮挺进淞沪战役第一线，给敌人迎头痛击，发挥了阻敌的功能。

俞大维驻德采购期间，正值“九一八事变”，我东北已沦陷。民国二十一年（1932），日本军阀又挑起淞沪战争，中日大战将无法避免而一触即发。俞先生深谋远虑即建请最高当局核定采“买炮造弹”政策，以提早获得时间，并节省外汇。如一五〇榴弹炮及博福斯七五山炮，均向欧洲采购，同时获得全部技术资料，以备自行生产各式炮弹及修护配件之用。俞大维还选自德国最负盛名的克虏伯兵工厂（Krupp Arsenal）大量采购枪炮钢料，以为八年抗战军火、枪炮生产，不虞匮乏。另整厂购进德国制造枪炮机具设备，成立五十兵工厂（其厂长即是留学德国习机械工程的汪杓先生，来台后曾任经济部部长），为军火武器生产立了大功。

兵工署长任内的功业

俞大维奉蒋委员长之命，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元月调任军政部兵工署署长（为第三任署长，第一任是张群，第二任是陈仪），并晋升陆军中将官衔。

兵工署掌理兵工技术、军火制造、军械供应及维修行政等事宜。俞大维履任之时，由于国家工业条件不足，军火所需，大半仰赖外购，来源分散，运补困难，制式也不统一，而当时为肆应日本侵路野心，对改进武器生产、加强械弹供应，为最迫切的工作。当时各兵工厂机具陈旧，亟待更新补充，制造技术需要大幅提升，工厂管理更需彻底改进，方能大量生产械弹，供应国军，任务至为艰巨。俞大维履新伊始，首即健全组织，坚强阵营，罗织专家学者参与，积极发展兵工研究，整建生产机构，放弃无可挽救之旧厂，筹建必需之新厂，以充实合乎时代之军备工业，使兵工研究、制造、补给及维修保养等工作，趋于一元化。并令各兵工厂普遍实施成本会计，使兵工生产步入了企业化途径。俞大维非常重视研究发展，在抗战前即成立应化研究所、弹道研究所、精密机械研究所、材料研究所、冶金研究所及光学研究所、炮兵技术处、中央修械所、航空兵器研究处等，都要求有最高的水准及一流人才专家主其事。如弹道研究所即以高薪请到世界一流、驰名国际的弹道学权威德国克朗兹（Dr. Cranz）博士及夏定博士来南京讲学，瑞典籍专家德白氏，国内专家汪浏、庄权、丁天雄等参与工作及顾问。材料研究所也请到德国施维宁博士来华工作。技术司炮兵器材科则请到德国克虏伯兵工厂专家哈里曼工程师主持十公分炮设计，并计划筹建炮厂生产，因抗战爆发而未竟全功，甚为可惜。以上学者专家对我国兵工技术提升有深远之贡献。

民国二十六年，抗战军兴，我京沪及沿海地区，易遭受敌海空军袭击，为配合长期抗战，遂奉命将原设在东南地区各兵工厂、所陆续西迁后方。当时运输状况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迅速完成迁厂工作，继续生产，实非易事。美国名记者作家弗兰克·陶恩所著《中日战争》一书中对此段史实描述最为真切：“最令人惊叹的是将整座兵工厂拆卸，西运至远离日军侵袭的地区，先是在汉口、宜昌周边，最后至重庆附近。”“为达成此一巨任，数十万人背负或杠抬重载，跋涉千里，以满载的江船上溯宜昌，再以成万的人力，用绳索将船拖拽过峡谷湍流，有时仅日进数百码；继以马车将高堆的贵重工厂机件沿途内运。在此等艰困的情况下，只有中国人才能将沉重吨位机件内运的重责大任完成。或者，如果没有俞将军的积极推进精神领导，则他们将难以达成。”诚如斯言，工厂内迁，是一项艰巨工程，当时战火弥漫，交通不便，多赖人力与兽力搬运，凿山开路，遇水搭桥，使三十余个兵工厂、钢铁厂、材料厂及兵器车辆等技术研究单位，辗转迁往崇山岩野间，而免于敌人破坏，继续生产，得以确保兵工支援之潜力。

在八年抗战中，使军火供应三百二十万大军不虞匮乏，终获最后胜利，俞大维先生运筹帷幄、当机立断之功，实永铭史章。

大量生产是二十世纪新发展的生产方法，要求产品的零件能够互换，对零件的尺寸要求精密。兵工署技术司成立后，初由俞大维自兼司长，后由江杓先生继任，负责推动技术方面的提升，首先选定国军之制式兵器，以为大量生产之目标。

我国制式选定步枪为中正式步枪，系由德国毛瑟枪改造而成，性能优越，坚固耐用，且适合我国步兵体型。轻机枪则选定捷克式轻机枪为制式，其构造简单坚固，拆装使用方便，故障甚少。重机枪则选用德国马克沁机枪为制式，其性能优良，水冷耐用，故障亦少，部队乐于使用。

以上三种步机枪，其口径均为7.9毫米，弹药通用，简化生产与补给；当时日军步兵采用之三八式步枪，其口径为6.5毫米，机枪口径亦同，其性能及射程与杀伤力均不如我军的制式兵器。

火炮方面，为求短期能大量生产，供应国军需要，且适应我国当时的经济能力，选择迫击炮为生产目标。我国制式选八二毫米，系仿造法国布朗德八一毫米迫击炮，以其重量较轻，能人力背负运输，曲射弹道，适宜山地作战。以后逐步生产60毫米及150毫米迫击炮，大量支援国军作战。以上这些制式兵器之性能，在印缅盟军作战中，得到英美将领之赞誉。

一九四二年十月二日十五时四十六分，美国总统罗斯福特使威尔基到达重庆访问，于十月七日十六时三十分威尔基由重庆飞抵西安，他在重庆短暂六日访程中，因慕名俞大维将军领导的兵工厂甚具规模，特别安排参观位于重庆市隔嘉陵江对岸江北簸箕石陈家馆的二十一兵工厂（员工有一万余人），十月六日上午九时正，威尔基特使由美国驻华大使高斯等陪同到达二十一兵工厂迎宾大门，由俞大维署长（身着陆军中将军服、长马靴，神采奕奕）、制造司长杨继曾、技术司长江杓、军械司长刘守愚、二十一厂长李承干、副厂长孙学斌、总工程师高庆春、生产处长俞濯之等人迎候参观步、机枪生产线。当威尔基特使等一行到达锻造间，参观水压式二吨压力锤锻造枪、炮管、炮栓等锻件时，见到工人们赤膊上身，肩披毛巾，下身只著短裤，汗流浃背，辛勤工作，特使们一行纷纷向工人们握手，大声呼叫“顶好！”此情此景，记忆深刻，因作者本人当时正是二十一兵工厂在场之学徒。

中国化学兵的导师

俞大维更是“中国化学兵”的导师。民国二十一年秋，蒋委员长手令李忍涛将军成立化学兵训练机构，藉以逐步扩展成军，中国化学兵乃于民国二十二年二月八日创立，化学兵成立机构伊始，举凡装备及训练器材弥足昂贵，这些都成为难以解决的严重问题。此时俞大维正任兵工署长，以其高瞻远瞩的眼光，深谙国际局势暗流起伏，有一触即发之势，除广蒐各国武器，分析比较，取长舍短，全力研究发展武器自制，及统一国军武器装备外，兼且注意化学兵训练，秉承蒋委员长意志，对化学兵武器装备等问题，全力支援，俞大维在德国时即与化学兵负责人李忍涛将军（清华大学毕业，留美又留德，化学专业）相识，对其品德操守及学识，知之甚稔，故对此一新兴训练机构，寄予莫大希望。虽在百忙中犹经常亲赴化学兵队观察训练，予以各种指示。举凡国外进口各种武器及装备或自制武器造成后，悉交化学兵队试射试用，对各种武器装备在操作及使用时，是否精确？是否适合国人体能负荷？以及适用性，无不详加询问。并发问卷，命化学兵提出优缺点所在及应行改进之处，提出书面意见，随即与专家们研究改进，立付实施。俞大维剑及履及的工作效率，令人叹为观止。仅经过短促的四年准备，国军已有数十个步兵师更换了新的制式装备，所制武器，其精确性不逊先进国家，并且适合国军的体能，操作便利，适应国内交通状况，易于补给。同时化学兵在俞大维先生大力扶植与指导下，亦日趋茁壮，奠定基础。

溯自民国二十六年（1937）“八.一三”淞沪战起，俞大维先生命李忍涛将军亲率一个加强连，携带射程三千余公尺的十二门德制二十公分口径抛射炮（又名曲射炮）参战，我的学长骆效宾及周详二兄亦身列其间，于自南京出发前，俞大维特别嘱咐，要求李忍涛将军应尽量将炮位接近敌人阵地。八月十三日乘夜暗将炮兵阵地推进距敌人阵地约一千公尺处，待十二门二十公分口径的巨炮，一声令下，借电导同时引爆，爆射出钢心弹指向目标，命中虹口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及停泊黄浦江面上之敌舰，造成敌人极大伤亡与损失。翌日全沪报纸头条新闻标题：“昨夜我炮兵扬威，巨响三声，全市为之沉寂。”敌人不知如此巨型炮弹，究系何种火炮所射？在我炮发射数十余发巨弹之后，该地区指挥官名楚中将军前来我炮兵阵地视察，连说：“打得好！好极了！”因在之前，我方阵地始终受敌人海陆空炮火压制，无法发挥战力，故有此语。我炮兵于完成突袭任务后，即急速转移阵地，我方人员装备一无损失，此一出敌未料之攻击完全出于俞大维先生之指示。“弹道专家”英名由此更为广传。

化学兵在俞大维先生扶植与指导下，迄民国三十三年（1944），已扩展为五个团、七个独立营，历经参加讨逆、抗战、戡乱，转战华南、华中、西北、东北、印缅诸战役。

在印缅战役中，我国远征军曾派两个化学炮团参战，驻印军总部为应战况需要，将我国一个化学炮团改任步兵，番号为中国驻印军独立步兵第一团，团长林冠雄，副团长骆效宾，与美军一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合编为中美混合旅（Task Force），旅长由美军魏雷准将担任（民国四十年曾来华任美军顾问团副团长兼陆军组长），林团长率部配合友军自印缅边境，穿越丛林反攻，深入缅境，与英军第三十六师在叫脉附近击溃日军，完成胜利会师。此次战役胜利关键，则为林团拥有大量4.2吋化学迫击炮，因其装填量大，发射速度快，短时间每分钟可发射二十发，既具炽盛火力，又不受山嶽丛林地区之地形和交通状况限制，后勤支援简单，只凭人力即可运动自如，在丛林地区能发挥威力，为其他种类炮兵无法企及，故能克敌制胜。此次作战经验及过程亦载于美国西点军校占史教材中。

化学兵除有训练机构与战斗部队外，尚建立部队参谋系统，抗战期间称为防毒总处、支处、分处与派赴各战区部队之防毒组及防毒军官，并建有化学兵工厂。八年抗战期间，日军曾在我国战场多次施放毒气，散播细菌，而我军民殊未遭受重大伤亡，厥为蒋委员长的远见及俞大维大力重视化学兵，饬创化防组织使然。因我国已具备化学战攻击能力，日军部队在各战场必须携带化防器材与装备，因而增加其后勤负荷，对其战力之掣肘，不无影响。凡此皆俞大维先生洞烛机先，早已秘密设厂，预制化防器材与各类化学战剂，方克减少无数军民之牺牲，因而保持国力，造福全民。

参加和谈，备极辛劳

民国三十三年（1944）十二月，调升俞大维任军政部常务次长，并兼中美联合参谋本部中国代表，负责与美方代表魏德迈协商，争取美国军援，当时“阿尔发部队装备方案”，是国军三十六个师换发美械装备，即为联合参谋本部研究达成之协议及功能。抗战胜利后，举国疮痍，百废待举，而最热门事物，厥为接收工作，人人想发国难财，个个互相钻营，乱成一团，令美国侧目，以致接收上海日伪军事仓库时，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特向蒋委员长建议：“除非派俞大维去，否则恐有不妥。”因此委员长速电俞大维去上海接收。但俞次长以母病重，急需侍奉，遂另派两人去上海接收，自己并未前往。 左图：俞大维任军政部常务次长时与夫人陈新午合影

三十五年（1946）四月，政府、中共及美方代表之三人小组会议，进行第三阶段和平谈判，讨论政府还都后，关于停战、恢复交通与军队整编等问题，俞大维次长与秦德纯次长、中共代表滕代远、美方代表吉伦将军同行飞往东北。因东北情势日趋恶化，故俞次长等一行未获结果；又共军拒撤平汉、津浦铁路驻军，交通问题遂无法解决，三人会议亦因之陷于停顿。

三十五年（1946）五月十六日，俞大维继俞飞鸿出任交通部长，仍继续参加三人小组会谈。政府为贯彻政协会之决议，并为免双方冲突扩大，乃于六月六日，发布第二次停战命令，并延长至六月三十日止。对停顿已久的三人会议，于六月二十二日在南京重行召开，二十三、二十四两日，由俞部长出席讨论恢复交通问题。然双方歧见无法克服，商谈毫无进展，中共并继续其军事进攻与破坏交通行动，遂使谈判陷于僵局，迄无和平迹象。但俞大维参加三人小组，周旋于马歇尔与周恩来间八个月之经验，对中共之本质与伎俩，自是有更深入之体会与了解。

交通部长任内用科学管理方法施政

俞大维先生处事，常掌握大原则，并不措意细节繁复之公文作业，而运用美军参谋作业科学管理方法，大为提高工作效率。尝于部长办公室张挂巨幅全国详细地图，将路、电、邮、航等建设，以电路贯穿其间；并将全国区分为八大区，用长途电话联络，就各地所报情况机动标示，研判敌情。每日集合各主管于其中，根据敌情状况，策划应办事项，面授机宜。会后各依职掌，传电指挥，因不需签文稿，命令迅速出门，工作效率大力提高。某日正在例行会报，蒋中正总统率随员莅临会场，坐在后面旁听，见其图表标示敌情，俱为最新资料，且巨细无遗，分析因应颇为执简驭繁，制敌机先，深表赞许，即通令各部会机关到交通部观摩仿行请教。

戡乱时期，交通被中共破坏，值战况逆转，被困国军常赖空投补给，俞大维亦常亲自随机前往，藉以观察战况。三十七年（1948）十一月，徐州危急时，空投为最主要之补给方法。某日，蒋总统电话致俞先生：“大维，今天粮弹有没有投到呀？”俞大维先生答：“投到。”又问：“你怎么知道？”答：“我自己带了飞机去投的，离地面只有八百公尺，情形看得很清楚，一直沿黄维兵团由面回到徐蚌。”总统说：“好好，你亲自来告诉我情况。”俞大维乃将当时徐州战情及铁路状况向总统报告，同时也向何应钦部长提出了建议。

俞大维在交通部长任内，对全国铁路、公路、水路、空运、邮政、电信等各种设施，均尽全力克服困难，积极整建，并重视邮政，对邮政革新与创建不遗余力。

出任国防部长，稳定台海局势

三十九年（1950）三月，蒋中正先生复职视事，名陈诚将军组阁，发表俞大维为国防部长。俞大维因耳疾未愈，未能就职。后稍愈，即任我驻美采购军品主管，以其操守廉洁，中外称道故也。四十三年（1954）五月，俞鸿钧继长行政院，又任俞大维为国防部长。九月二十日，俞大维由美返国视事。

时值政府播迁来台伊始，国内外系状况最为艰难时期，且共军已将其重兵东移，极欲攻占沿海岛屿，窥伺台澎。而国军装备陈旧，人员不足，编制亦未尽理想，影响战力至大。故调整兵力部署与建军备战，实属当务之急。

大陈撤退

“了解全局，掌握重点”，调整兵力部署，最为成功的事例厥为大陈与南麂之撤退。大陈与南麂位于浙江临海东南方，直接封锁浙东沿海，常予中共政权相当打击。但自鲠门、一江山等岛屿陷落后，其战略态势已成为孤立状态。且该地面积狭小，缺乏纵深弹性，距离台湾遥远，海空军支援不易。俞大维曾多次亲临大陈等前线岛屿巡视，并冒生命危险乘机舰亲至大陆沿海侦察，发觉中共路桥机场已完工，进驻米格十五战机，并已完成浙江沿海及由福建至广州地区雷达部队部署，大陈附近地区遂为中共空军完全控制，欲想长期固守牺牲必然惨重且将无法达成。

四十四年（1955）元月十日，中共空军开始向我驻大陈海军大肆攻击，我损失严重。俞大维鉴于大陈局势岌岌可危，乃于翌日面报蒋总统，并建议在南面阵地向共军发起报复性的轰炸，经总统同意。当天约见美军顾问团长蔡斯告以敌军已开始向我北面进行全面攻击，致我损失惨重，我决心向南面阵地共军作报复性攻击轰炸。当时蔡斯将军坚决反对，并表示华府对此举不能同意。俞大维说：“我研究战史，自古迄今，自卫性之报复行动，从未被认为是违悖情理之行为。我方现已决定还击，请转告华盛顿当局。”由于俞大维态度坚决，随后美方乃同意我对大陆实施三天报复轰炸，敌焰乃戢。由于美国同意轰炸三天，大陈之安全暂可维护，同时也显示出美国政府远以海空军掩护，协助国军完成撤离大陈之意愿。此后数日，中美乃协商大陈撤退事宜，共同计划作为，于四十四年二月十二日顺利将大陈军民撤退来台。南麂守军亦同年二月二十四日由我海军自行负责撤运，于二十六日抵达马公。达成集中兵力，巩固台澎金马的目的。

炮轰黄歧

美国允协助大陈撤退时，曾提出建议，认为马祖对防卫台湾并不十分重要，是否撤退由我方自行决定。迨大陈撤守，中共即利用黄歧炮兵阵地，滥射马祖北竿塘歧。为使美方了解马祖之重要性，及我坚守马祖之决心，俞大维乃亲自率领洛阳（DD-15号）等舰抵马祖附近，奇袭黄歧，将共军炮兵阵地予以摧毁。任务完成后，在马祖登陆，美第七舰队司令蒲莱德中将曾至马祖亲迎道贺，俞大维亦对彼表明我政府坚守马祖之决心，尔后美国政府对我防守马祖亦表示同意。因此，马祖、金门成为台澎之屏障，加大了复兴基地防卫之纵深，可攻可守，使中共不敢再越雷池一步。

八二三炮战

民国四十七年（1958）八月二十三日，共军以各型火炮三百四十二门分由厦门南北地区之围头、莲河、大嶝、小嶝、厦门、镇河角等地，指向金门、小金门、大二担等地疯狂突袭，复进行海空严密封锁，企图截断我後方补给，窒息我军民於孤岛之上。炮战连续至十月五日止，四十四天之中，共发射炮弹四十七万五千余发，平均每平方公尺落弹十发以上，炮战之惨烈实亘古所未有。

炮战之前，俞大维先生曾亲自飞往大陆沿海岸侦察，发现共军大量集结於金马对面，其海军主力则啸聚舟山一带活动，同时鹰厦铁路完成，沿海机场不断增加，空军军机大部兵力，进驻福州、龙田、沙堤、连城、龙溪、澄海等机场，判明中共势将攻打金门。在军事会报中向蒋总统报告，总统亦去金门巡视，认为俞部长之研判极为正确。

炮战发生前夕，八月二十二日下午，俞大维飞往金门，翌晨巡视小金门及古宁头等地，下午在招待所沐浴休息，六时十五分与胡琏司令官走出招待所巡视，敌炮突向金门猛射，两小时落弹四万余发，除胡琏将军安然无恙外，另三位副司令官吉星文、赵家骧、章杰三位中将等均不幸殉职，俞大维的左右臂及头部亦受轻伤，但他於八月二十四日经澎湖回到台北後，仍照常办公，并与美军协防台湾司令史慕德中将会商情势，建议立即就外交与军事方面采取行动。外交方面，由美国政府作一明确之政策声明；军事方面，采取一切方法与行动，如加强我国运补能力，以遏止敌军之企图。如同时采取以上两项行动，料可终止战争与防止情况恶化。因俞大维早先即预知中共必对金门进行攻击，故曾数度声称，如果美国政府宣布“台湾海峡之稳定情势，所作之任何滋扰均将受到惩罚”之声明，可达充分警告中共之目的。惜美国有关人士因循坐误，致启中共对金门肆行攻击之野心。

炮战危急对我军战况非常不利时，俞大维即急电我驻东京军事代表团团长何世礼将军情商驻关岛美军第八军军长克拉克将军借调重炮支援获准，由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运至马公後移交我舰队指挥官黎玉玺将军负责督运至金门前线，运程非常艰难，每一门巨炮需要海军四艘合字号舰艇合并成一体装载一起航行，航行至金门海滩时，空中及地面掩护抢滩运至金门炮兵阵地，试装妥适後，於九月二十七日，八吋榴弹重炮四门齐发还击轰向厦门对岸，天惊地动，敌方多处炮位应声摧毁，中共军民伤亡惨重，并纷纷奔相走告：“对岸原子炮弹打过来了！快跑呵！快躲呀！”毛泽东亦觉事态严重，下令宣布於十月六日起隔日停火休兵！四门巨炮运补金门前线，称为“轰雷”作战计划，作者本人正服役於海军马公造船厂，亲自参与此计划，为合字号舰艇修护轮机、发电机、起动马达等，日夜加班，以保舰艇维持最佳状态。澎湖海军军区司令齐鸿章将军率各级主管亲自督阵试航，并下令官兵员工，如有延误“轰雷”计划时程时，以违抗作战命令论罪，可见当时工作之紧张及压力。

“稳定前线，控制海峡，把握重点，加强战备”，是俞大维担任国防部长重点之一。俞大维最忌将时间耗费在开会与应酬上，常到前方去作实地侦察，或与战士生活在一起。在职期间曾去大陈、南麂、马祖、金门及各离岛一百三十几次，走遍各哨所、碉堡、坑道及军营，深知前线所需，凡合理者，无不全力支援，如前线士兵希望能有香烟抽，不久俞部长为他们争取到每人每个月五包免付费的双喜牌香烟。金门炮战由於地下工事坚固，补给无虞匮乏，终能获得最後胜利。此固然由於蒋总统睿智领导，与官兵们之坚忍奋战，而俞部长运筹惟幄之功，实不可没。

整军建设

俞大维先生膺任国防部长长达十年之久，秉承蒋总统的意旨与指挥，拟定战略作战计划，以“海空军控制海峡，台澎为主阵地，金马为第一线阵地，从而加大防卫纵深”为指导方针，以期将台湾本岛构成不可击破之作战基地。基於此一构想，完成了下列整军计划。

（一）陆军：将原有步兵师改编为前瞻师，争取美援装备，扩大编制，增强火力，改进通信装备，以利部队指挥管制，从而强化侦搜力、指通力、机动力、打击力与後支力，使之成为现代化之步兵师，而能肩负独立作战任务。同时并成立预备部队，确保常备部队持续战力，加强後备力量，奠定国军动员扩军之基石。扩编装甲部队，由轻型简陋之战车部队，精进至步、战、炮、工、通等多兵种联合编组，成为现代化之装甲部队。成立飞弹部队，强化积极防空手段，提高防空火力，确保台湾空域之安全。建立陆军航空部队与特种部队，加强空降部队，使陆军走向现代化，为国军建军备战写下了光辉之一页，奠定今日台海安定、坚实之基础。

（二）海军：争取美援舰艇，汰换原有日式老旧舰艇以加强舰队兵力增强战力；成立舰队指挥部，以统一舰队的指挥、训练与装备；扩编陆战队，充实武器装备，以增强两栖作战能力。积极培育干部，创办海军指挥参谋大学，改编成立海军工程学院，成立训练司令部、陆战队学校及陆战队士官学校等，完成海军教育体制。此外在基地建设方面，就日本原遗留的断垣残壁修茸及增建，加强装修能量，提高运补效率。并於左营、高雄、马公、基隆等地整建海军造船厂，修筑港湾，扩建码头，充实补给及航泊设施，此皆为俞大维於部长任内整建海军之具体成效。（如现任中山科学院院长刘金陵中将博士等均为海军工程学院培养之精英人才，现今海军四大造船厂厂长、高级造船领导主干均皆出身海军工程学院。）

（三）空军：将来台之初空军所使用之二次大战末期螺旋浆机种，逐年汰旧换新为喷射战斗机，进而换装成超音速及倍音速喷射战机；并接受在当年台海空战中发挥极大威力的空对空响尾蛇飞弹。为适应中、美空军需要，兴建南、北机场群，建立雷达网、防空武器系统及全岛统一通信网，使指挥作战能力益臻坚强。

（四）联勤：参照远、中、近程建军构想，本著自力更生与克难精神，一面重建军需工厂开拓生产，争取美援及技术援助，革新生产设备，提高产量品质，以满足三军需求。一面建立财勤军储、留守业务等各项服务制度，达到管理、统一支援境地，使联动朝向科学化、制度化迈进。

俞大维先生最津津乐道联动“建新专案”的成果，俞大维於民国五十二年初已知美援即将停止，国军之战力必须自力更生，新型武器弹药的生产能力至为重要，故建议蒋总统陆续下达多道命令，指示兵工生产署积极扩建新厂，是为“建新专案”数十座大小新厂兴建之始，各案先後历时二十余载，均按计划顺利完成。

俞大维先生的典范

（一）治事：

俞大维先生治事有八个字的要诀：“了解全局，掌握重点”，前者靠智慧加适切的谘询，後者靠判断加坚决的毅力，由是纲举目张，乃能运用自如。俞大维的国防政策是“稳定前线，加强备战，待机反攻”，这十二个字成了他以後一切国防行动的指标。当时，袍泽们称国防部长的办公室在金门，因为他经常跑前线而在前线处理重要事务。他的目标是：最精良的部队在前线，最新的装备在前线，最好的医生在前线；後方有的东西，前线都有，因此士气大振，稳定了前线。加强备战有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争取美国对我国的军援。每年他去美国一次访问，从华盛顿的美国参谋首长主席雷德福上将，到太平洋美军总司令史敦普上将与费尔特上将，海军军令部长卡尼上将与勃克上将，以及其时我国驻美前後任大使顾维钧、董显光和叶公超；再到台北的协防台湾美军司令和第七舰队司令，都有密切联系，而且建立友谊，赢得尊重，因此军援源源而来。

军中袍泽更津津乐道的是俞大维先生特别关心他们的贫困生活，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行政院每年审查年度总预算，其中待遇一项，问题很大，常有顾此失彼之感。当时，俞部长要副部长马纪壮主稿写一封信，呈当时的行政院院长陈诚先生，信的大意是：“军队是国家的瑰宝，由国家培育而成，由於军爱民，使每一位官兵均具有自重自爱的精神。谈到待遇军饷问题，我绝不主动要求，因为我们人数太多，但是我企望调整公教待遇时，不要忘记了军队，将军公教视为一体。”这封信仅一百多字，却五易其稿，马纪壮催促说：“别改了，再改，预算已定案了，即使字字珠玑，意义深长，也没有用了。”最後定稿报院，才成立了“军公教待遇调整案”。

军人待遇从此和公教待遇成为一体。

（二）用人

俞大维先生用人，可用五个字来概括：“访、用、信、敬、宥。”求才先加访察，可用即用。既用，充分信任，而且加以尊重。部下有过，尽量予以劝说而晓以大义并予原宥宽恕。俞大维一生遵循的准则是：“不近人情的不做。”并自谓：“平生不忮不求”确已实践。他关怀前线官兵生活的一句口号是：“一切享受归前线。”因此，电唱机、冰箱、电视机、洗衣机、沙发等，都源源运往最前线，使前线官兵深入地下的战壕变成了“地底天堂”。他对前线战备的一句口号则是：“敌人来了就打，敌人不来就挖！”

结语

曾任美国协防台湾司令的史慕德将军於一九九〇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提到：“我常想，假如要我把崇敬的人砌成一座金字塔，俞大维先生无疑地应位列在最顶端……。”一九七一年三月，史慕德将军接受美国海军学院口述历史组之访问说：“台湾金门炮战事件发生我履任之早期，确实给我上了一课，是我在外交与战略范畴中前所未学过的，但是我回想除了从海军军令部长及顶头上司太平洋总司令获得指示之外，我得助最多的是来自令人钦敬的当时中华民国国防部长俞大维先生，在我生平所遇见的大人物中，他最不平凡。”并称俞先生为“最有学问的人之一”。

俞大维从哈佛到柏林大学深造时，曾听过爱因斯坦的课，每星期一次，每次两小时，爱因斯坦讲完课即离开德国，又到别国讲学，非常热门。一九二五年，俞大维写了一篇论文，是有关“数理逻辑”论著，被选刊在德国最著名的数学杂志上，该刊物是由海伯特与爱因斯坦两位大师合编。毛子水教授於民国十二年二月到柏林，那年的夏天，傅孟真先生也从英国到了柏林，两人见面时，傅孟真便告诉毛子水：“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

大陆中国科学院院士一半以上曾是当年俞大维先生属下的老干部，他们非常怀念俞先生的才华、品德及风范，而李政道、朱光亚两位物理学家更尊俞大维先生是栽培他们二人的恩师。驰名国际的名数学家陈省身博士在天津南开大学学人聚会中常常提到俞大维先生如不从政而走学术路线，一定也是国际知名的大师级人物。

俞大维先生於民国五十四年（1965）初，因病请辞国防部长，并推荐副部长蒋经国先生继任，己则专任政务委员，五十五年五月调总统府资政。在兵工署长、交通部长及国防部长任内因运筹得宜，政绩卓著，曾先後奉颁云麾、景星、胜利、忠勤、青天白日、大绶云卿、大绶云麾、国光等勋章，并获得英、美、伊朗、泰国等国政府所颁赠的荣誉勋章多枚。其中国光勋章为最高荣誉级，而且截至目前为止，奉颁国光勋章者仅有蒋公、何应钦上将、张群资政、傅作义将军及俞大维先生等五位，是为殊荣！有功者，人必崇之；有德者，人必尊之。俞大维先生的功业与典范将永垂史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