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 稿 忆
旧——听蜕老谈书画
作者：俞汝捷
［编者按］这是我从网上找到的俞汝捷先生继《花朝长忆蜕园师》之后写的另一篇回忆我的祖父瞿蜕园的文章。
在《收藏·拍卖》创刊号上读到《新发现陈寅恪遗物印象记》，获睹瞿蜕园先生（1894—1973）53年前仿陈师曾（1876—1923）风格所绘《藤花》，激赏之余，不胜感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蜕老与我父亲交往甚密。而在我对文史书画发生兴趣后，他又是引领我在国学殿堂、在文学艺术国度徜徉留连的导师。去年我曾撰《花朝长忆蜕园师》一文，对那段生活作过回忆；但时隔久远，记叙多有遗漏。现在睹物思人，诸多旧事又浮上心头。其中涉及诗画掌故，均与收藏相关，考虑到杂志的篇幅，这里只能略述一二。
“精墨佳笔”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1852—1937），字伯严，号散原，是晚清同光体诗派的代表人物，又是所谓“清末四公子”之一。辛亥革命后寓居上海，与蜕老的父亲瞿鸿禨（1850—1918）等一批遗老联为诗社，时有唱和。我祖父俞寿璋、父亲俞莱山亦于二十年代初来到上海。祖父作为前清举人，很快进入遗老圈子。父亲作为《时报》主笔，也参加过老辈的诗社活动。而蜕老是掌故学领域的巨擘，辛亥后在上海就读，对于当年老辈间的交游酬唱，尤为熟悉。这样，在他和我父亲的闲聊中，老辈轶事就成为一个经常涉及的话题，陈三立更是常被提及的人物之一。有几件事，我至今记得他们的谈论。
一件事是，有次老人们在我家举办“诗钟”（一种限时作诗的活动）。当时祖父客厅里挂着宝熙（字瑞臣号沈庵）撰写的一副九言联：“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非精墨佳笔未尝辄书。”上款是：“琢吾仁兄同年大人法正。”下款是：“沈庵弟宝熙。”三枚印章分别为：“独醒庵”、“臣熙私印”、“宗室榜第四十五科进士”。琢吾是我祖父的字。“同年”表明他们是同科（癸巳，1893）举人。这里不妨顺便叙及的是，该科举人中最有名的数康有为，两年后（乙未，1895）正是他发动了有1300多人署名的“公车上书”。我家原先也挂过他写给我祖父的楹联，“文革”后已杳如黄鹤。
仍然回到当年的“诗钟”。据父亲说，那天到场的有陈夔龙、余肈康、陈三立、程颂万、夏敬观等。由陈三立出题。陈望着墙上宝熙的对联，随即说出“精墨佳笔”四字，要求嵌入一联诗中，且须放在句首和句尾。当时各人所拟的句子，父亲都曾一一背出，可惜我没有笔录下来，现已记忆模糊。印象深刻的，是父亲所作的两句诗：“精研往史难为笔，墨守成规未必佳。”据说夏敬观看了评价不错，而陈三立微微摇头，认为不好，拿起笔来，给了一个“丙”。（那时“诗钟”按甲乙丙丁评分。）
当父亲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蜕老一直笑眯眯地听着，此时插了一句：“这就是陈散老。”
宝熙的诗和书法在前清宗室中均属上乘；而这副楹联于1966年被抄走，八十年代初退还抄家物资时意外地回到我手中。
“丑就是好！”
另一件事是，二十年代末，祖父得到几张从故宫流出的龙纹宣（一种对着光线可以看到龙纹的宣纸），觉得很珍贵，便预先用硃笔画出大小相同的长方形线框，请陈夔龙、朱孝臧、余肈康、陈三立等各题一纸。四位老人都挺认真，又各按所需用硃笔加了行线。其中陈夔龙题的是一首咏玉玺的七古。朱孝臧题的是四首《望江南》，分别评论王夫之、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的词。余肈康题的是两首纪念与老妻结婚四十年的七律。陈三立题的是一首咏雪的五律。四幅字精工装裱后，放入定制的玻璃镜框，以四连屏的形制在我家墙上挂了几十年。前三幅作品我已记不全，惟独陈三立的五律因为较短，至今记忆犹新：“雨底俄吹雪，层层拂海来。眼穿兼雁鹜，影乱写楼台。竹树肥云气，疆场盖劫灰。流人为起舞，只愧欠衔杯。”题上款时，前三位都用“两正”一词，即表示希望对方在诗词和书法两方面给予指正；而陈三立则用“正句”一词，也就是只希望对方指正诗句。关于这一点，父亲与蜕老有过争议。
父亲认为，四幅字中，陈三立的字最差。他用“正句”，是有自知之明，认为自己的字不值得一正。而蜕老虽同意父亲对“正句”的看法，说陈三立的确从不以书家自许，而且也从不临帖，但实际上他的字很不俗，在四幅字中，最少馆阁习气。当父亲指出陈字很丑时，蜕老毫不犹豫地接口说：“丑就是好！”此话一出口，双方连同我这个旁听者都不禁笑起来。多年后，当我对稚拙之美、自然之美有了更多的体悟后，对蜕老的这句话也似乎有了更多的领会。
现在四连屏已不知下落，但在我收藏的《瞿文慎公诗选遗墨》中，有一篇陈三立的《题记》；从中不但可看出瞿（鸿禨）陈之间的友情，也可欣赏到“丑就是好”的书法。
欣赏笺纸
《藤花》诗题中涉及两位画家。一位凌直支，是民国初年活跃在北京的花鸟画家，但我不记得蜕老对他有过什么评论。另一位陈师曾，则是蜕老不止一次同我谈及的人物。他俩相差18岁，却都在长沙向尹和伯学过画，可以说是“同门”；北洋政府时期又同在北京任职，交往更多。蜕老对陈师曾评价极高。我印象较深的是“文革”中的两次谈话。
1966年夏秋之交，蜕老和我家先后被抄，图书字画一扫而尽。有意思的是，“文革”中把大字报视为“革命”的重要武器，因此笔墨纸砚不在横扫之列。这样，当最初的风暴过去，蜕老和我父亲这些人又故态复萌地写起诗词来时，所用的笺纸依然古色古香。这种情趣与外面世界的反差是那么大，以致每当捧读他们的诗稿，我都有一种玩危险游戏般的心理。
蜕老有各种各样的笺纸，就我见过的而言，便不下二十种。一天，我也把自己的笺纸拿出来给他欣赏。其中有我祖父自印的“汉当研室用笺”，有朵云轩的兰花笺，有早年上海联益公司制作的书画笺，等等。当看到有张笺纸画的竟是一位穿吊带睡衣的时髦女郎，上面题着“热到芳心思喘月，趁无人处褪罗襦”两句诗时，蜕老和我忍不住相视而笑。显然这只能是十里洋场时代的制品。
后来，当我取出一叠“陈师曾山水笺”时，蜕老露出了一种似与故人重逢的表情，嘴里连称：“好，好。”该笺颇考究，山水是浅紫色的，印得很淡，乍一看去与纸色几无分别，细看才有微凹之感，因而显得分外雅致。图分若干种，均有题诗。一幅画的是两间农舍，一棵怪松，题诗曰：“荒村建千月，独树老人家。”另一幅画的是竹树丛中的危崖老屋，题诗曰：“古墙犹竹色，虚阁自松声。”第三幅画的是几间临水的居室和一棵古树，题诗曰：“层轩皆面水，老树饱经霜。”三幅图的印章分别为“朽”、“朽者”、“师曾”；共同特点则是笔致洗炼而构图奇异。蜕老摩挲良久。我看他真的喜爱，便说：“您都拿去吧！”他一笑，说：“我拿几张就行了。”接着，便同我谈起陈师曾的成就和影响。原话我已很难准确复述，大致有这样几层意思：一、陈氏从吴昌硕那里继承笔墨的金石趣味，又扩展到山水、人物领域，形成了戛戛独造的风格。二、陈氏作品涵蕴着一股浓郁的书卷气，为其他画家所不及，是典型的文人画。三、陈氏的论文《文人画之价值》值得一读。四、陈氏英年早逝，非常可惜，否则其在画坛的影响将更加不可限量。
文人山水
就在欣赏笺纸后不久，又有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原来几年前，我姑母曾要我在家里随便找几幅画去给她“补壁”，我便将自己房里挂了多时的顾复初的山水斗方共八幅四屏取下来给了她，自己又换挂别的字画。“文革”中姑母未被抄家，而她家墙上早已换成伟大领袖的宝像和语录，于是便把无用的顾复初山水画送了回来。
顾复初（1812—1894），字子远，号幼耕，又号道穆，苏州人，咸丰年间入蜀，曾任四川总督吴棠、丁宝桢等的幕客。小时听父亲讲对联，我就知道有位流寓四川的江南才子叫顾道穆。那时父亲向我介绍的，一副是题杜甫草堂的楹联：“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客；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另一副是题濯锦楼的楹联：“引袖拂寒星，古意苍茫，看四壁云山，青来剑外；停琴伫凉月，予怀浩渺，送一篙春水，绿到江南。”不过父亲把“停琴”说成“横琴”，与我后来知道的版本略有不同。有次报上报道毛泽东游览杜甫草堂，称赞了顾的楹联，于是加深了我的印象。那时家里字画甚多，经常更换，我便特意挑出顾的山水斗方，挂在了自己房里。
现在所有的书画都已被抄，这八幅山水竟成漏网之鱼，回到手边，我的欣喜可想而知。一天，蜕老来访，我便赶紧拿出来给他看。蜕老观画之后，接着上次的话题，说陈师曾所指出的文人画的主要特征和价值，在这几幅斗方中均有体现。首先，文人画重意境，画中含有文人的思想、文人的寄托、文人的情趣。这几幅画看起来平淡，其实有一种幽深的意境，让人起尘外之想。假如现在有这么一处地方，可以让我们去住着，该有多好？其次，你看他的用笔，老辣，简洁，正所谓逸笔草草，倘若没有深厚的书法功底，焉能到此？还有，他的布局，疏密的安排，看似不经意而实际上很严谨，八幅画无一重复，而又浑然一体，多不容易！
我听他说得那么好，便提出能否请他为每幅画题诗一首？他立刻拒绝道，这是画蛇添足。一幅画要不要题诗，题在什么地方，是极有讲究的。顾道穆能诗，而在这几幅画中，既不题诗，也不落款，只盖一个图章，是因为他觉得这样最能表现画的意境，这意境中已经包含许多诗意。
当我把画卷起来时，他又说，晚清擅长山水的画家，在状元、一品大员中，以张之万（1811—1896）为最出色；名士中，顾道穆是造诣最深的人之一，但顾留下的画迹不多，这几幅东西居然躲过一劫，也可以说是天意。
“古今独步”
蜕老谈得较多的画家，除陈师曾外，还有齐白石和黄宾虹。白石与蜕老都是王闿运（1833—1916）的门生。在《白石老人自传》中，曾两次忆及辛亥革命前应王氏之邀，去瞿家超览楼雅集的情景，并特别提到蜕老。后来在北平，两人也时相过从。白石八十寿辰时，蜕老曾撰长文以祝，对老人评价极高。而白石不但在自传中称赞蜕老的画笔不俗，而且曾为蜕老所绘梅花图题诗：“色色工夫任众夸，一枝妙笔重京华。岂知当日佳公子，老作诗文书画家。”“圈花出干胜金罗，一技雕虫费琢磨。若使乾嘉在今日，风流一定怪增多。”记得是在1962年，蜕老为我在扇面上画了一幅梅花。高兴之余，我曾就上述两首绝句，向蜕老作过请教，由此引出他对扬州画派特别是边寿民的评价。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扬州画派画家不少，为什么白石单单挑出金农、罗聘二人来作比拟？蜕老说，扬州八怪中，金冬心、罗两峰、汪巢林、高樨堂都擅画梅花，这里只是以金、罗为代表而已。也可能白石见得较多的是金、罗的画，因为像高樨堂，本来传世之作就不多。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白石要以八怪来称誉蜕老？蜕老笑道：“这当然是过誉。不过所谓扬州八怪，其实并不怪，只是敢于创新而已。白石翁极富天才，他不临摹古画，所推崇的都是像徐青藤、八大山人、吴昌硕这样独创一格的画家。扬州八怪如果与他同时，应当也属于声气相求的一类。”于是我明白，白石所谓“若使乾嘉”云云，既是称许蜕老，也隐含有夫子自道的意味。
谈到这里，蜕老便问我们家有没有扬州画派的作品？父亲说，以前祖父在湖南做官，长沙旧宅中挂过一副郑板桥的对联，句为：“多栽大树能遮屋；少长浮萍易看鱼。”战乱中早已丢失。现在有一幅边寿民（1684--1752）的芦雁，倒是精品。说着便让我取出来给蜕老过目。蜕老一看，首先指着下面一方白文“颐公”的印章，说：“这是边寿民常用的印。”接着谈到边氏的不同凡响。蜕老说，边寿民之前，从来没有人能把雁画得这样可爱，这样姿态各异，这样栩栩如生。他能做到这一步，不是靠临摹，而是靠结屋水边，长期观察。这种工夫在扬州画派中也不多见。他又能诗，画中有诗境。郑板桥称赞他是：“画雁分明见雁鸣，缣缃飒飒荻芦声。笔头何限秋风冷，尽是关山离别情。”在他之后，也有人画芦雁，但都差得很远。他的芦雁，可谓古今独步。
当我问他，是否画飞翔的大雁更美时，他说，不，画同诗一样，贵在含蓄。画面中，半叶扁舟常常比一叶扁舟更富于动感。画鸟，也是一动不如一静。一只安详的老鹰，随便地看着猎物，可以让你想象它搏击时的凶猛。画雁也是一样，它安静地栖息在芦丛中，展翅高飞的情景都留给你去想象。他又指着画中雁的头说，而且，国画讲究笔墨趣味，一笔下去，就出现这么一个浓淡适宜的头，多么生动！接着他又同我父亲推算出画中所题“乙卯”为雍正末年，其时边寿民约五十出头，正是艺术最成熟的时期，难怪此图如此完美，简直没有瑕疵。
若干年后，我读到宋代李廌《德隅斋画品》对一幅画的描述。大意是，一只鹞子坐在枯枝上，貌甚闲暇地注目草中鹌鹑，你却可以想见它发动攻击时“霜拳老足，必无虚下”的气概。蜕老的见解与此相同。那么，他是否读过《德隅斋画品》呢？哲人已逝，无从叩问了。
